浙江失地农民群体性产业转型的实践探索

许放明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近年来，浙江省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农村地区逐步转变为非农地区，失地农民逐年增加。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浙江省在安置失地农民的实践过程中创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目前在安置失地农民问题上又遇到新的困难，探索失地农民多元的生存和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考察背景

浙江省各地农村资源和思想观念的不同，对失地农民的安置面临不同的问题，因此各地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出台了不同的政策，采取不同的办法。对此，2005年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在全省各地安置失地农民的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浙江安置失地农民的十种办法”①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浙江安置失地农民的十种办法》，《中国国土资源通讯》2005年第4、5期。，全面地概括了全省各地行之有效的安置失地农民的办法。

各地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和有利的条件创立失地农民的安置办法，取得良好的效果。但离开当地的具体情况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就不一定能产生好的效果。例如“浙江安置失地农民的十种办法”之一的“调整承包地安置”的办法。这种安置办法的具体内涵是在人均耕地比较多，被征用土地比较少的村落，对失地农民重新调整分配承包地，保障失地农民生产和生活需要。显然这种安置形式的前提条件是土地征用后村落范围内拥有可以重新调整的土地，失地农民能够重新分到土地。离开了这些条件这一安置办法就无法加以实施。此外，“留地安置”、“两套农民多层公寓安置”、“建好标准厂房，产权属村，出租获益安置”这些办法在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活方面都产生良好的效果。但这些方法产生效果的前提条件是失地农民所在村落必须在市场或开发区周围，这样住宅或厂房能够以较高的价格租赁出去，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需求。另外，“货币安置，自谋职业”、“企业等用地单位安置”和“对失地农民进行劳动技能培训，促进就业”这些方法在浙江省的一些地方对安置失地农民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也暴露出某些问题或缺陷。有学者指出：“货币安置的‘一次性偿付’虽然能解决失地农民‘眼前的困难’，但显然难以发挥社会安置的长远效用，尤其是对于不具备劳动年龄和技术优势的失地群体而言，手持货币而不能自谋职业就等于‘坐吃山空’。”①汪萍：《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研究：主体转换与未来定向》，《社会学视野网》2010年7月1日。可见这种安置办法无法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货币安置意味着以个体的形式寻求非农的职业，由于失地农民非农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缺乏，所以寻求新职业的道路非常艰难，即使获得新职业，往往是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缺乏稳定性的工作。由于对承担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单位或部门缺乏明确的责任和在没有明确的就业岗位之前实施培训，导致失地农民对就业培训缺乏兴趣和动力，这种就业培训往往流于形式或者走过场，对失地农民就业无法产生预期的实际效果。另外，企业用地单位安置了一部分失地农民，但是这部分失地农民当中的相对一部分由于改制和经营不善等原因减退原来是失地农民的员工，使这部分人员又返回到失地农民的队伍。据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统计，杭州市江干区历年招工安置失地农民4916人，到目前为止这部分人中的80%由于各种原因失业回村。②刘希平、施利民：《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浙江安置失地农民的十种办法”中的其余办法对安置失地农民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同样具有条件性或某些缺陷。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原有的失地农民（其中一部分是打工受挫或被征地用工单位辞退回村的失地农民）没有完全安置妥当，新的失地农民又不断产生。失地农民群体当中的相当部分由于缺乏某些条件用现有的安置形式加以安置已经不现实，必须寻求新的符合失地农民实际情况的安置办法。我们在农村调查过程中注意到不少失地农民正在尝试村落层面群体性产业转型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以此获得稳定的职业和不断增长的收入。

二、失地农民群体性产业转型的实践探索

1.经济精英带动之下的商品生产专业村的道路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把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改革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恢复了家庭的生产功能。这种农业生产和经营的改革把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进而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这些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经商或办厂，这些人的实践活动推动浙江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不少有影响和有特色的商品市场，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温州商品市场（服装市场、皮鞋市场、灯具市场等），绍兴的纺织品市场，海宁的皮革市场等等。早期从土地中走出来，经过多年奋斗取得成功的农民如今已积累了相当规模的资金和丰富的经验，拥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和管理能力，有自己的业务渠道和商品销售渠道。这些人是离开土地从事非农生产的农民群体中的精英。所谓的“精英是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成员。”①王思斌主编：《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页。这些人的非农生产的实践活动和所取得的成就足以表明他们是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群体当中的具有杰出能力的人员。

这些早期从土地中走出来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拼搏多年取得成功的农民企业家有他们特有的需求。这些成功人士通常有两个基本的需求：一是扩大生产规模。扩大生产规模意味提升竞争能力，在市场经济的商海中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二是荣归故里和衣锦还乡的需求。这些成功人士有成功后获得来自同村的父老乡亲尊重和赞赏的需要。由于有这两方面的需求，这些成功人士通常具有带领本村失地的乡亲实现群体性产业转型的愿望和动力，从而形成经济精英带动之下的商品生产专业村模式。

浙江省椒江市近郊的D村是经济精英带动之下的商品生产专业村模式的典型。

该村的金老板，男，1958年出生，初中文化。17岁拜人为师学建筑，三年学徒出师之后加入当地公社建筑工程队。改革开放之前一直从事建筑施工员的职业，跟随公社的建筑工程队在本地或外地承包建筑工程。由于金先生所属的建筑工程队系公社办的，所以当地政府允许该工程队在当地或外地承包工程。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允许农民做生意了，金先生离开建筑行业经营服装生意。这之前政府是不允许农民离开土地从事经商活动，把做生意称为投机倒把，是严令禁止的。有了丰富的经商经历和市场信息，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金先生成了村里的能人，受到乡亲尊重和赞赏。该村地处椒江市的近郊，由于城市发展的需要，该村的农业用地被政府征用，该村的村民成了失地农民。多年前由于孩子出生，家庭责任增大，金先生就放弃外出做生意的活动，在本村创办生产羊毛衫的企业。在该村失去土地之后，金先生决意带领本村的父老乡亲共同从事羊毛衫生产，开创村民生存和发展的道路。

金先生从事建筑业和服装生意多年，积累了不少资金，加上有丰富的经商经验和前瞻性的经营企业的理念，他的羊毛衫企业经营得非常红火。金先生经营企业的策略是把自己的企业争取成为上海某著名针织有限公司的生产基地，所生产的产品是雪野牌羊毛衫。②对该村干部的访谈记录。按照金先生的话说严格按照上海某针织有限公司对产品款式、规格、质量的要求生产，这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金先生企业生产的产品款式新潮，质量达标。该企业生产的羊毛衫不是销往小商品市场，而是作为名牌羊毛衫成批地销往驰名国内外的浙江省桐乡专业羊毛衫市场。因此，金先生生产的羊毛衫不仅名气大，同时价格和市场都有保证。

农业用地被当地政府征用之后，D村原来的村落从新规划建造，改造后的村民住宅与过去完全不同，区分为三个档次：第一档次是别墅式的小洋房，三层楼；第二档次是普通型住宅，四层楼；第三档次是小高层公寓式住宅。第一档次的房子较少，主要是村内经商办厂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第三个档次是家庭比较困难，让出宅基地，可以获得一部分宅基地补偿款的家庭；第二档次住房的家庭最多。第二档次住房的村民除了拥有日常生活用房之外，还有余房可用于商品生产。

金老板的企业有员工三十余人，都是本村的村民，这些村民基本都是第三档次住房的村民，这些人没有可供羊毛衫加工的用房，故到金老板企业上班。绝大多数居住第二档次住房的村民购置羊毛衫编织机，在家里利用第三、四层居住房（第一、二层居住房用于日常生活）从事羊毛衫半成品的加工生产。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村民家庭的经济基础薄弱，无力购置羊毛衫的编织机，对于这样的村民金老板企业提供羊毛衫编织机，让这些村民有条件在家里从事羊毛衫半成品的生产。这些村民通过多年的半成品生产，赚足了资金再把编织机的购置款还给金老板。

金老板的企业承担起对村民羊毛衫加工技能的培训，提供购置编制机与原材料的信息，提供羊毛衫半成品的规格和质量标准，这些半成品通常是羊毛衫的前襟、袖筒、后背等。村民把自己生产的羊毛衫的半成品交给金老板的企业，金老板的企业把村民生产的半成品制成成品羊毛衫，并冠以雪野牌羊毛衫销往浙江桐乡羊毛衫专业市场。

通常村民生产羊毛衫半成品是6-8块钱一件（羊毛衫部位不同的半成品，生产的价格不一样），一个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村民一天通常可生产12-14件左右的半成品，这样一个村民一天可以有72-112元不等的收入。羊毛衫生产有淡季和旺季之分。在旺季，金老板不限量收购半成品，村民通过加班加点生产半成品，以提高收入。在淡季，金老板通常是限量收购半成品，这时村民的产量和收入减少。如果按照旺季的加班加点的产量计算，一个村民一月至少有2100元至3360元不等的收入。除去淡季产量和收入减少的因素，一个村民一年实际至少有2万至3万元不等的经济收入。对于D村的村民来说，从事羊毛衫半成品生产的门槛不高，几乎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可以加入这个行列，包括无力购置编织机的村民，通过赊账获得编织机从事羊毛衫生产。显然，这是失地农民村落层面的群体性产业转型的一种形式。

在椒江市郊区还有从事摩托车配件或缝纫机配件的专业村，这些专业村实际都是在经济精英的带动之下失地农民群体性产业转型的一种模式。这种产业转型模式的基本结构是村落内的经济精英或村外聘任的经济精英提供资金或部分资金，提供所生产的商品规格和质量要求，承担商品生产所必需的技术和技能的培训，提供原材料的购买渠道和产品的销售渠道。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之上实现村落层面的失地农民从事某种商品的生产，由此实现失地农民从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型。

2.依靠自然资源实现群体性产业转型的道路

当前城市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的产生有几种具体的情形。一是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城市周围的农村地区转变为非农地区，农业土地转为非农土地，从而产生失地农民；二是大型工程的建设，如高速公路、铁路等工程的建设必须征用农业土地，从而产生失地农民；三是一些新型的大型企业的建设需要征用农业土地，从而产生失地农民；四是原来城市建设和城市布局的需要，把原来处于城市范围的单位迁往农村地区，从而征用农业土地，产生失地农民。因此，失地农民面临的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其实，对于有些地域的农民来说拥有的生产性资源不仅仅是耕地，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自然资源可以用于商品生产。由于我国农民群体商品生产的意识不强烈，商品生产的经历缺乏，在拥有基本的农耕土地的情况下，或者从事农业生产，或者外出打工谋生。当完全失去土地成为失地农民，同时以个体的形式谋求非农职业受阻或遭遇尴尬的情况下，有些地方的失地农民开始探索依靠自然资源实现群体性产业转型。

浙江省金华市郊区的Q村是失地农民依靠自然资源实现群体性产业转型的典型之一。该村地处城市的郊区，目前人口786人，劳动力人口510人（20岁—60岁）左右，有292户家庭。整个村的占地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山林，另一部分农田。该村山林3108亩，原有耕地285亩，其中大部分是良田，少部分是旱地。1985年被某水泥厂租用98亩，按照每亩安排两个半人的标准分批安排了243人进该水泥厂工作。2006年由于环境污染严重该厂停止水泥产品的生产，进厂工作的村民失去了工作，领取一笔补偿金之后陆续回村生活。已到退休年龄的回村人员可以领取社保养老金，不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自己续交社保金至法定退休年龄，然后开始领取养老金。2008年被某水泥厂租用，之后闲置着的98亩土地又被某风景区管委会征用，用于建造“智者寺”及其周围的风景区。1999年该村还有38亩土地被某企业集团旗下的游乐园征用，之后由于多种原因该游乐园放弃了该村的土地征用权，这38亩土地被当地政府收回，作为政府征用，等待招商引资。时至今日，该村有山林3108亩，耕地146.5亩，人均耕地0.18亩。该村的全体村民成了失地农民。失去耕地之后，该村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以个体的形式寻求非农职业，通常男性劳动力从事保安工作，少数男性劳动力开荒种蔬菜出售，补贴家用。女性劳动力一般在宾馆、饭店打工或从事家政服务工作。失地之后的该村村民从事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收入少的临时性的工作，对前景充满忧虑。

目前该村人均拥有山林近4亩，过去村民的柴火主要来自自家承包林地。现在烧饭做菜用煤气，不用柴火，林地疏于管理，处于一种自然生长的状态，失去经济价值。近几年不断有村民在自家的林地挖掘出粗大的香榧的树桩，村里的老农指出如此粗大的香榧树桩，至少有五、六百年的树龄。由此给村干部启发，该村的山林是否适合种植香榧树。村长到“中国香榧之乡”诸暨和盛产香榧的磐安考察，了解到香榧四季常青，树形非常美观。香榧树虽然成活率低，但是寿命能达到四五百年，有的可以达到上千年。种植香榧经济效益高，三年的香榧树一般能结果，五年的香榧树可以有收成，十年的香榧树可达最高产量。目前，包装精致的香榧果每市斤价格为180元人民币，散装香榧果的收购价为每市斤80元人民币。一株成年的香榧树一年的收成可达到6万至7万元人民币。新鲜的香榧果可以保存三年，且便于运输。

该村林地在海拔300米左右，适合种植香榧。该村秋季平均气温在14-17摄氏度，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2-6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26-29摄氏度，极端最高气温43.2摄氏度，无霜期207-240天，这些是香榧树生长的最佳的气候条件。该村林地的土壤以黑黄土为主，偏酸性，土层厚，土质肥沃，适合种植香榧。在自然状态下香榧树的生长比较缓慢，历史上有爷爷种树，孙子收益之说。现在浙江大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使香榧树五年结果，产生经济效益。根据该村山地的地质、地形、环境等因素，来自磐安的专家建议每亩70棵，其中一棵为雄性，以给雌性香榧树授粉（如自然授粉不理想也可以实行人工授粉，但成本相对较高）。考虑到山地植被的保护问题，专家建议采取套种的方式，在不改变原来植被的情况下，种植香榧树，待香榧树长高成形之后，再把其周围的植被砍掉。香榧树喜阴，不怕植被遮挡，树冠美观，覆盖面积较大，完全可以在不破坏原来植被的状态下逐步过渡到种植香榧树。

该村经过村民大会讨论和科学论证后决定从事香榧种植业。①该村“村两委”的会议记录。目前进入村落层面群体性产业转型的实施阶段。该村种植香榧产业的基本结构为村民借助联产承包到户的山地（人均4亩）种植香榧树；引进磐安或诸暨的香榧树种，按照专家的指导种植和管理；村集体经济对购买树种和肥料有困难的村民提供资金借贷；与磐安或诸暨的名牌香榧企业联手，由这些名牌企业统一收购，通过合同形式确定价格，由此，保证今后所生产香榧的销路；待树种的嫁接、栽培、管理和香榧果的加工和包装形成特色之后，逐步创建该村自己的香榧品牌。种植香榧产生经济效益有一个过程，就目前的经验和技术看至少需要5年时间才能保证产生经济效益。该村的干部允许村民自愿加入种植香榧的行业，待早期种植香榧的村民产生经济效益，并且效益逐年提高的情况下，村民自然会纷纷加入种植香榧的行业，从而形成该村香榧种植业，进而在村落层面实现从自然农业向商品种植业的转变。

3.依靠经验的优势实现群体性产业转型的道路

我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农村社会地少人多的紧张关系长期存在。农村改革以后，大量的隐形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变为显性剩余劳动力。农民选择农业之外谋生手段往往与经验（经历）密切相关。浙江义乌的农民选择小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与他们的“鸡毛换糖”和“编制草鞋”的传统副业（经验）高度相关。①许放明：《经济行动与社会关系——对浙江省义乌市H村的调查和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传统副业往往与当地农村的自然资源、村落文化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当前，失地农民在群体性产业转型过程中，非农产业的定位往往在经验的范围内确定具体的非农产业，这对刚刚离开农业生产，进入市场经济的失地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比较现实的选择。

浙江中部M村是一个典型的依靠经验实现群体性产业转型的村落。该村位于山区与平地过度的地带，有山地、耕地和地势较低的洼地，青草资源非常丰富。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该村曾经有40%—50%的家庭饲养奶牛，生产鲜奶。1999年6月，该村541亩水田和旱地被浙江中部某产业集团征用，现全村只剩下24亩耕地。目前全村95%的村民无一寸土地，仅有少数几户家庭的承包地比较偏僻而没有被征用，该村成为当地有名的失地村。目前，大多数青壮年村民闲居在家里，少数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到市区或周边的单位从事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该村村民普遍对未来充满迷惘和担忧。近年来，该村的干部和村民为了自身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积极探索村落层面的群体性产业转型。

目前，该村仍然具备从事奶牛养殖业的基本条件。村内不少家庭具有养殖奶牛的经历，不少村民自幼在养殖奶牛的村落环境中长大，具有养殖奶牛的知识和技能；目前还有十几户家庭长期养奶牛和生产牛奶，对奶牛和牛奶市场的信息比较了解；该村与其他村落一样，许多家庭建造了新住宅之后，老住宅还在，出现新村与旧村并存的格局。该村村民计划把闲置的老房子改造成养殖奶牛的牛舍，而且不少旧的住宅原本就有牛舍（过去饲养过奶牛），改造起来比较方便，减少改造牛舍的成本；该村有不少地势不高的山地和地势较低的洼地，拥有丰富的青草资源，可以作为养殖奶牛的饲料，由此减少饲养奶牛的成本。最为关键的是全国牛奶制品龙头企业之一的蒙牛集团在该村的所在市建立了占地300多亩的乳制品生产基地②该村所在市党的机关报2011年7月26日报道。，这之前伊利集团、光明集团等著名的乳制品企业已在该村所在市建立了生产基地。这些龙头乳制品企业在该村所在市长年不限量地收购鲜牛奶。另外，浙江省内有多家乳制品企业在该村所在市建立了奶源收购点，长年收购奶农的鲜奶。因此，该村村民生产的鲜奶的销路不成问题。由于具备上述条件，该村从农业生产为主向商品养殖业转型具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该村拟实施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奶牛养殖业，以村委会为法人代表与该村所在城市的蒙牛集团乳制品生产基地签定产销合同，根据合同关于奶牛饲料的质量和牛奶质量的规定从事鲜奶生产。聘请牛奶收购单位的技术人员为村民提供奶牛养殖的技术指导，解决村民在奶牛养殖过程中遭遇的问题。该村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对于没有资金或资金困难的村民，村委会提供生产性小额资金贷款的担保，以确保该村每一户家庭有足够的资金从事奶牛养殖，从而在村落层面上实现从传统农业向商品养殖业的转型。

该村童爷爷已是83岁的老人，他曾经是该村奶牛养殖大户，拥有二十多年的饲养奶牛的经历。他说他们村适合饲养奶牛，有丰富的适合奶牛吃的草料。他曾经饲养的一头奶牛每天产奶80余斤，而通常一头奶牛每天产奶40-50斤。一头健康的成年奶牛整年都产奶，只有在怀胎产仔之前的2、3个月不产奶，或产少量的奶。一头健康的成年母奶牛基本上是一年产一胎牛仔，雌牛仔价格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童爷爷认为村民如果认真饲养奶牛，收入肯定比种田好。

村民深信如果发展成为奶牛养殖专业村一定能够给自身提供一份稳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但接踵而来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是村落的环境保护问题。对此“村两委”已有周密的安排，该村规划村民生活区和奶牛养殖区。村民的生活区就是现在村民建了新住宅的新区，奶牛养殖区是村民老住宅区，这两个区之间有一定距离，可以实现村民和牲畜分开生活，以此保护村民的生活环境不受污染。此外，村委会规划了建造新牛舍的地基，这些地基的位置处于该村山地的周边，与村民的生活区有一定的距离。保护环境的另一个难题是牛粪的处理，过去全村以种田为主业，作为副业的奶牛养殖业规模不大，牛粪可以作为有机肥料用于种植水稻和经济作物，当时的情况是农业生产与饲养奶牛相互促进。今天该村的村民已经没有土地，无法从事农业生产，养殖奶牛带来的牛粪的处理就是一个难题。该村的干部看到其周围仍有不少的村落土地没有被征用，这些村落依然以农业生产为主要产业，牛粪可以有偿或无偿地提供给这些村落从事农业生产。另外，该村的山地可以种植经济作物，也将消耗一部分牛粪。就目前情况看，该村形成规模奶牛养殖之后牛粪的处理不成问题。

三、结语

上述的失地农民群体性产业转型的道路尽管所生产的商品不同，村落环境和条件不同，但这些产业转型的道路都具备某些共同的内涵。第一是失地农民群体性产业转型所需的资金具有基本的保证；第二是由失地农民角色转变为商品生产者所生产商品的切合实际的定位；第三是失地农民转为商品生产者所需的知识和技术具有基本的保证；第四是失地农民转变为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业务的获得和销售渠道有保证。由于在这些方面具有可行性，所以成为当下失地农民群体性产业转型的现实道路。失地农民依靠村落环境的有利条件实现产业转型，其起步阶段有可能是艰难的，工作强度有可能比单独去做保安、门卫及其他的体力劳动活还要大，经济收入有可能不如以单独的形式获取的工作收入多。因此，有的失地农民对村落层面的群体性产业转型缺乏兴趣。但是笔者认为失地农民今后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实际是竞争经济和效率经济，失地农民依靠村落层面的群体性力量走上商品生产的道路，只要经过长期的坚持和摸索，不断积累某种商品生产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就会拥有自身的优势，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和高于一般水平的效率。这对于失地农民尤其是年轻的失地农民长期立足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群体性产业转型之后，失地农民随着知识、技术和经验的积累所从事的商品生产活动的劳动强度会下降，效率和收入会逐步提升。

当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评价失地农民安置办法优劣的标准为“失地农民在安置后是否能就业稳定、收入增长以及社会保障到位。”①汪萍：《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研究：主题转换与未来走向》，《社会学视野网》2010年7月1日。笔者以此标准对本文所考察的失地农民群体性产业转型道路加以评价，不难看出这些实践探索具有克服失地农民创业资金少、知识和技能缺乏、个体就业困难的特点，引导失地农民顺利实现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商品生产的转型，从而获得稳定的职业和逐步提升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