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温和到激进：清末渐进式社会发展道路研究

李占峰 任福兵

（1.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2.华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 200237）

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开始低下头来寻找自己的方向，各界社会精英开始向东邻和西方列强学习发展良策，以自身的努力探索中国社会走向强国、富民、民主的发展道路，先后进行了多层次体制内和体制外改革，并呈现出明显的渐进性。本文即对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期间社会发展道路抉择进行研究。

一、西向原点：鸦片战争带来中国社会变化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前，延绵数千年之久的具有高度自给自足特点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已经发展到至臻完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中国清王朝还在封建道路上徘徊。

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迅速崛起，“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他们迫切要求开辟世界性商品市场。位于西方列强之首的英国迫切希望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当英国多次尝试要求与清政府进行正常贸易遭到失败后，开始寻求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于1840年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中，落后的农业文明在先进的工业文明面前再次显露出它的脆弱性，最终以清政府战败签定不平等条约而宣告结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落后的东方被迫开眼看世界，先进的中国地主阶级的精英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落后和弱小，产生了危机意识。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武器，向西方学习也是从制造先进武器开始，这就决定了现代化进程必然是首先从技术开始，于是历时35年的洋务运动由此发端，中国从此走上了寻求社会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洋务运动是中国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起点。无论是温和的洋务运动、激进的戊戌变法，还是冒险的清末新政都在不断进行“否定——探索——再否定——再探索”的过程，正如罗荣渠所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这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罕见的记录。从更深层次上看，这实质上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与危机步步深化的曲折反映。”

面临着内忧外患不断深化，清政府开始的发展运动具有防御性，被称为“防御型现代化运动”，即由军事工业的现代化带动和促进了现代民用工业的发展，其核心是国防现代化，这种应急措施是从旧阵营中分化出来的地主阶级的政治精英领导的，即主导这场现代化进程的主体是政府，它只能在清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变革和创新，对于落后的社会制度则没有触及。

洋务运动在封建体制框架内进行发展道路探索，没有认识到社会制度的落后，因而最终必然失败。资产阶级维新派接过洋务派未竟之业，从落后的制度着手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对洋务运动本身最好的否定和根本的发展。维新运动失败后，中国探寻发展道路的努力仍然在继续，更加激进的清末新政的大幕在三年后又得以开启。这种渐进性的探索构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宝贵财富。

二、艰难起航：洋务运动引入工业文明和开放思潮

洋务运动是中国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进行的首次抉择，也是中国从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开端。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及农民起义的内外双重夹击下，弈昕、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提出了“剿贼”、“御侮”，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向西方学习，于19世纪60年代初发起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借取西洋新法，引进移植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洋务运动历时35年，创建了800多家近代工矿企业，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水师，培育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开启了中国工业、教育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引进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启动并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1.温和改良，从器物层面维护封建体制

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具有开放意识和危机意识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向西方学习。林则徐作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首先提出向西方学习。魏源丰富和发展了林则徐的思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启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中体西用”论最初的萌芽点，并贯穿洋务运动始终。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先进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和知识分子开始宣传、形成了洋务派，他们构成了洋务派的核心力量。此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和左宗棠等开始创办军事工业，接着创办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

2.定位改革目标，提出中体西用

洋务派承认西方在军事、科技方面比中国先进，中国的社会制度、伦常礼教比西方优越，因此，应在保持原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于是，洋务派提出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行动纲领，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用“西用”来固“中体”，其真正用意还是为了借助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维护清朝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在封建体制框架内，只允许引进和学习一点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反对对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

1896年，沈寿康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①沈寿康：《匡时策》，《万国公报》1896年第75期。，后由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进行系统的阐述和发挥。一方面，“中体西用”论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工商、文教，另一方面，“中体西用”论又致力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顺应了当时统治者历史的需求，在中国极度封闭僵化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超越了当时顽固派的保守立场，在封建体制所允许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向西方学习的努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因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的。②王兆祥：《“中体西用”再论》，《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129-132页。

罗荣渠认为，19世纪中叶中国被卷入现代世界变革大潮，中国的变革策略，即把变革纳入祖传制内，实行仿造洋枪炮洋舰的改革是为了维护皇朝统治这种自上而下的非结构性改革的保守的现代化运动，可称之为应变性现代化。钱乘旦认为，后发外生型国家面对现代化的强行推进，除了“抗拒”与“接受”外，第三种立场就是接受现代化，洋务运动“企图把传统与现代调和起来的一种解决方法”，是“将现代服务于传统，让现代向传统过渡”，“它并不反对现代化，其实质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抵抗现代化的实质”，“它试图通过实行‘现代化’来维护传统社会，维护其原有的价值核心”。③钱乘旦：《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学术界》2001年第4期，第63-66页。

所以“中体西用”是洋务派所能达到的唯一高度，也是他们面对各种阻力采取的比较有效的策略，唯其如此，才能为当权者所支持，减少相应的阻力，使变革有所成就。“中体西用”在当时有助于西学的传入和传播，在当时是一种可行的模式，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3.艰难的起步受制于体制和环境

洋务运动是在封建体制范围内开展的自救运动，受制于落后的政治体制。这就注定其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发展结果的失败必然性。此外，洋务运动还受制于封建官僚管理体制、洋务派的内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体制。

（1）受制于封建官僚管理体制。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以“富国强兵”。他们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这些工业虽然普遍采用机械化程度很低的现代化机器进行生产，具备了一定规模。但是洋务企业是由洋务派组织、参加创办的，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其不可能抛弃自身的阶级利益和封建特权，因而企业封建衙门习气严重，利用官权的垄断地位扼杀了企业应有的自由竞争，经营管理腐败，生产效率低，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洋务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执行不同的待遇和政策，阻碍民间资本企业的发展和成长，严重影响了近代化的进一步深入，结果“自强”和“求富”的梦想在甲午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①郭震：《“中体西用”思想与中国近代化关系探析》，《黔西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32－51页。

（2）受制于洋务派的内耗。洋务派内部利益集团丛生，各集团为了巩固自身的政治势力和获得高层的支持互相攻讦，削弱了自身并不强大的革新力量，不能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进行革新，使一场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革新运动，力量分散归于失败。这一局面利于外国侵略者采取各个击破、分别控制的策略，结果大大延缓了运动发展的深度。如湘系和淮系在镇压天平天国后，这两派的领导人开始互相倾轧，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张之洞和李鸿章不仅存在分歧，为了争宠，还互相拆台，大大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②李联周：《洋务运动中的阻碍势力》，《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4期，第344-345页。

（3）受制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体制。作为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其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和管理经验，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洋务运动受到帝国主义的挤压，这表现为“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外国资本的入侵和技术封锁压制了中国学习西方的速度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鸦片战争及其后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巨额的赔款，关税主权的丧失，在一定程度上是帝国主义掌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国家对洋务运动的支持力度受到了很大影响。

4.中体西用思想对戊戌变法的影响

洋务运动为古老的中国走向近代化提供了一种初级的思维模式。它为中国传统社会打开了一个缺口，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的重要一步，改变了学习西方的被动局面，使学习西方逐渐蔚然成风，从而为学习西方创造有利条件。洋务运动带有较强的开放理念和较浓的资本主义色彩，对于国人的思想解放与社会进步，有不可抹煞之功。罗荣渠认为，洋务运动应变式改革从被动向主动方面转化，缓解了顽固派对西学的全面排斥，开创了最早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正是兴办“洋务”的三十年中，中国人对待西方的态度发生变化，社会风气也大为改变。洋务派有识之士认识到倘想真正使中国富强，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为维新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戊戌变法受洋务运动的影响甚大，使之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三、狂飙突进：维新运动推进改革道路

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结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使中国资产阶级认识到洋务运动的改革速度太慢，不触动政治改革的军事和经济改革，不可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变法”，提出了废八股、兴西学、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等反映新兴资产阶级愿望的主张，开始了一场激进的资产阶级改革，可见，戊戌变法是对洋务运动的调整深化和中国改革道路的新探索。

1.继承与批判洋务派和洋务运动遗产

（1）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继承。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些有识之士对洋务运动结果认识的深化，逐步转变为维新派。维新派积极继承洋务运动遗产。他们与洋务派一样，主张学习西方的教育、经济和军事，在西方富国强兵方面两者没有区别。

（2）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深化。但两者分歧在于“怎样学习西方”的论争。维新派认为，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不重视制度改革，只是学习了西方之“末”，西方之本乃是先进的制度体系。于是，维新派提出向欧美和日本学习君主立宪。针对李鸿章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的认识，郭嵩焘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以郭嵩焘、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改良派批评洋务派舍本求末，遗其民主政治的“体”，是不可能实现强国的目的。①张志梅：《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论争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24－26页。甲午中日战争的最终失败也证明改革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制度作保障。

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旗帜鲜明地全面批评洋务运动。康有为批评洋务派变法“仍是补漏缝缺之谋”，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指出：中国三十年改革未见成效而徒增其弊。维新派的批评痛切时弊，击中要害，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迫使洋务派退出政治舞台，并取而代之。

2.戊戌变法激进的改革措施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较全面地提出了革新政治制度，三个多月后，变法失败。这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固然有关，更重要的是变法的思路、措施和步骤过于激进。

（1）疾风暴雨式的改革节奏和思路。洋务派推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这种缓慢的、浅层次的改革，由于甲午战争失败和民族危机加重而丧失其对广大先进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更是对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失去了兴趣和耐性，他们提出了“快变”的维新路线和策略，要求进行激进式变革。②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2页。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6月l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从而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在此之后的103天中，光绪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书，有时甚至一日数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等几乎各个方面。相对于当时历史条件来说，变法的速度和步骤过于激进了，直接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台湾：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120页。

（2）全方位的改革措施。维新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还提出了“大变”、“全变”一揽子改革方案，希冀毕其功于一役。这种“大变”、“全变”的变法思路涉及选拔人才、改革官制、裁汰冗员、军事国防、法律制度、财政经济、农工商业、废除科举、文化教育和社会风习等几乎所有方面，这些除旧布新的措施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是空前的，其激进色彩也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一系列改革官制、裁汰冗员、废除八股、变革政治统治结构等措施，直接触及社会统治根基。但由于变革措施主次不分、毫无章法、不顾实施条件和后果，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绝大部分改革措施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空文。④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3页。

3.单兵突进，依靠激进维新派

在变法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激进的改革派（光绪帝和康梁等人）、温和的洋务派（张之洞等人）、顽固的保守派（徐桐等人）、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慈禧等人）等四股政治力量。慈禧对待变法并非极端保守，只是希望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但反对触及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对杨深秀等人措辞激烈的上书开始并不反对，认为言之有理，所以对变法采取支持的态度。从甲午战败到戊戌变法前，清王朝已经开始学习西方，除旧布新；百日维新推行的除了政治改革外的各项改革措施大都已着手进行，这和慈禧的支持分不开的。洋务派大多同情、支持维新运动。李鸿章要求慈禧资助强学会，维新变法达到高潮时，他上书光绪帝，指出：变法要切合实际，应妥善处理裁撤的机构和人员。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页。所以变法初期比较顺利。

变法后期，由于改革触犯到众多利益集团，光绪的支持者翁同龢被慈禧解职后，维新派采取了孤立和排斥慈禧的策略，使得慈禧转向阻挠和反对改革。洋务派为维护自身利益，对维新变法的态度发生了本质变化。张之洞等洋务大吏为表示效忠慈禧太后，便公开与维新派划清政治界线。在反对激进的维新派的过程中，他们结成利益同盟。康广仁曾批评康有为的激进做法是“规模太广，包揽太多，举行太大，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②康广仁：《戊戌六君子遗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可见，激进变法战略是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4.改革措施远超出社会所能承受范围

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利益调整，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破坏和重建，必将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光绪帝在一百天里发布了三百多道有关改革的政策，这些新政措施，处处触犯封建官僚和社会势力的利益，维新派要求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将使全国成千上万的官吏失去官位，直接触动了顽固派的既得利益，大小官员更加反对变法。维新派要求废除八股取士办法，断绝了原来八股士人的登进之途。凡是受到变法威胁的人们，构成了反对势力牢固的社会基础。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八股士子都反对变法，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全面攻击维新派，千方百计地阻挠变法。

戊戌变法根本不考虑社会与政府官员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温和的洋务派、有限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反对改革的顽固派阵营，联合起来反对维新派的激进变法，导致了变法的失败。作为改革者一定要考虑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实际利益和承受能力，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有计划、分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改革。激进的维新运动失败成为清末新政的前奏。

四、峰回路转：清末新政走得更远

戊戌变法被镇压后，清末社会矛盾并没因而有所好转，义和团运动爆发和八国联军入侵使得清朝统治集团认识到：欲使统治永固，必须变法强国。1901年，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发布变法谕旨，表示政府力行改革强国的决心，标志着清末新政拉开了帷幕。谕旨颁布后，刘坤一、张之洞上书的“三折”受到慈禧的重视，成为了清末新政的蓝本。③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27-4774页。刚镇压了戊戊变法的清朝统治集团不得不重新回到改革道路上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生活等各领域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这场新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变革运动就是清末新政。

1.继续完成戊戌变法未竟之业

维新运动虽然被清王朝所镇压，迫于国内外要求深刻变革的强大压力，1901年统冶集团无奈地接过了维新改革的旗帜，戊戌变法的镇压者成了被镇压者遗嘱的执行者。清末十年新政继续戊戌维新政策。

（1）经济改革。在经济制度层面，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第一，设立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主管全国工商事宜。④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224页。1907年，在各省设立专管实业的劝业道，并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职能机构体系，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的一个新起点。其次，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从1902年开始，清政府多次颁布谕旨，鼓励发展工矿、铁路等实业。1903年商部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等一系列提倡和奖励工商实业政策。这些政策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有效保护了工商企业权益。第三，整顿财政金融机构。1903年清政府设置“一部三处”，统一了中央财政管理的事权；设立新式银行体制，促进了晚清财政制度现代化。①张九洲：《论清末财政制度的改革及其作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7期，第53页。以上措施推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浪潮的到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向前发展。

（2）军事改革。清军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失败，表明其不能适应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需要。1901年停止武科考试，裁汰绿营，精选士兵成立常备、续备、巡警，操练新式枪炮。下令各省设武备学堂，选派大量学生赴国外习军事，推动了中国军事体制及军队的现代化。1903年，政府设立练兵处，在全国普练新军。1904年，在全国军队统一编练新军，改善军事装备，改革建制和兵种，标志着中国现代军事体制的初步诞生。②何廷明：《论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的起航》，《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第33-36页

（3）教育改革。清末新政继续了戊戌变法教育。1901年，清政府在上谕中指出，“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903年，在全国范围建立起统一的新学制，现代教育体制由此确立。为了更好地管理新学堂，1905年清政府发布停罢科举谕令，希望官绅“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同时成立管理国家教育的最高机构学部，并积极推动官费与自费留学，掀起了第一股留学热潮，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此外，社会生活的变革也是现代化进程推进的一种表现。从1902年至1911年，清政府先后下令准允满汉通婚、废除缠足恶习、禁止鸦片、许官民自由剪发。③何廷明：《论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的起航》，《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第33-36页上述改革继承发展了维新运动的改革思想和目标，是对戊戌变法维新派的改革的继续和深化。

2.迎接挑战，政治改革更进一步

清政府在政治法律领域进行的深入改革是戊戌时期所未有的改革内容。新政初期，清政府原计划将把改革限制在非政治领域，然而，改革发展促进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政治改革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清末政治体制改革揭开了序幕。

（1）行政体制改革。清末新政中的政治改革首先是官制改革，1906年11月，清政府大力推进官制改革，决定“分职之专任”。推行中央和地方官制改革，裁撤、合并和增设中央各部，形成十一部四院一府，基本建立了现代中央机构，大大提高办事效率，丰富和拓展了国家机构的社会职能，奠定了后世中央机构的基础。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成立。官制改革使中国现代化改革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对于政治制度近代化意义重大。④申在文：《清末新政政治改革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36-38页。

（2）宪政改革。宪政改革是清末新政改革的重要内容。1905年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欧美及日本的立宪政治，1906年实行预备立宪，决定根据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改革现行的政冶制度：实行议会制度、四级三审制和司法独立以及建立责任内阁制，把新政推进到“预备立宪”阶段。⑤王春娟：《晚清三次变革与现代化思想的变迁》，《皖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76-78页。此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用9年的时间向君主立宪过渡。1910年10月，资政院正式成立，使宪政体制初具规模。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确立，开启了中国政治迈向现代化的大门。

（3）法制改革。法制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901年清政府宣布施行新政，表示“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随后命令沈家本、伍廷芳等先后修订《大清律例》、《刑事民事诉讼法》、《破产律》等。根据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力主“司法独立”，并制订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等法律。①申在文：《清末新政政治改革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36-38页。《钦定宪法大纲》还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一时期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标志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钦定宪法大纲》也成为此后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立法样板。

（4）政党政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是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预备立宪”后，一批积极鼓吹议会政治的人士组织了若干政团，助推宪政改革。1911年，资政院正式开院，中国合法的现代政党自此肇端。各类现代社团迅速发展，普及于政治、经济和文教等各个领域，意味着清末多元社会的初步形成。②解航：《晚清三次新政》，《决策咨询》2003年第 12期，第52-55页。

3.继承戊戌变法传统，改革激进导致功亏一篑

戊戌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光绪帝在103天中，颁布了一百多道变法诏书，有时甚至一日数诏，变法的速度和步骤过于激进了，直接导致戊戌变法的失败。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遵循了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在《日本变政考》主张的开民智、改官制、定宪法、开国会的“有次第”改革思路，将预备立宪的期限定为九年。1901年梁启超认为宪政期20年为宜，不必急于求成。但新兴的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参政，认为预备立宪时间过长，进度太慢。立宪派不再满足九年预备期限，开始寻找解决问题的捷径。实际上，对于有两千多年君主政体历史的中国，立宪预备期九年不算太长。

20世纪初，具有开明君主政治特点的自上而下的新政变革，是比较符合当时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改革超前与滞后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清末新政中，政治制度改革被激进改革派作为突破口，急功近利的宪政改革将新政引向误区。由于清末新政规模太广，改革难度、幅度太大，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但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形成基础时，盲目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而统治者的政治权威又难以支撑这样大难度、大幅度变革，结果导致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③萧功秦：《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历史教学》2007年第6期，第5-12页。社会对剧烈改革承受能力和改革成效耐心缺乏，改革过程中积聚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不满，以三权分立为目标的宪政改革配套条件不具备，导致了全国性大革命爆发，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由于过于激进，清末新政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法令和章程，但这些只留于形式而不重视实质精神的变法令，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更深层次的早期现代化运动，是在中国经历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后统治集团自上而下进行的一场较全面的改革，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一次有深度、有广度的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末新政的各项措施并未因清政府被推翻而夭折，而是被后世所沿用，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很好的体现。辛亥革命失败后，尽管军阀混战不断，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未中断，中国仍然在不停地沿着现代化的轨迹前进。尤其是其政治改革对中国日后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打下了基础。清末新政最终未能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但“它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开端”。

五、结论

清朝末年三次社会变革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开启并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晚清第一次社会变革是洋务运动，洋务派重点在求强求富，是现代化器物层面的建设。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这一防务现代化渐进模式的失败；戊戊变法从器物层面的革新转向社会结构制度的变革。戊戌变法激进改革措施的失败，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暂时中断，但政治制度改革和现代化思想已为国人所接受；三年后自上而下的清末新政，令清王朝最终走上了全面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清末新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进，对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戊戌变法。

历史学家蒋廷黼先生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指出，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就一步一步地，甚至可以说“身不由己”地走向现代化过程了。从温和的洋务运动开始，到激进的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在变革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上层层推进。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一次比一次更猛烈。这三次变革渐次进行，从洋务开放运动到清末君宪政治，由浅至深，逐渐深化，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由点到面、由片面到全面展开，并最终走上了全面现代化的道路，美国学者任达认为：“晚清革命本身便足以使人惊叹不已。那已经发生的转变，无论在速度、范围和持久性方面，在到当时为止的近代世界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①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变法主体从传统知识分子到具有开放意识的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他们不断深入学习西方思想，进而孕育了清末三次变革，其实质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要不要走现代化道路的问题、走怎样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走怎样的政治现代化道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