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起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考*

李永春，暴宏博

(湘潭大学，湖南 湘潭 411005)

1922年5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青年团一大)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标志着社会主义青年团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也标志着一个全国统一集中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以往研究多认为，瞿秋白与张太雷和青年国际代表达林共同起草青年团一大文件，其实瞿秋白当时在莫斯科，而参与大会文件起草的应当是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的蔡和森。

一、蔡和森参与起草青年团一大的大会文件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1921年4月在上海成立后，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指示，由上海青年团代行团临时中央局职权，也接交了在上海发起召集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为此选出张太雷、刘仁静等人组成青年团代表大会组织处，邀请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达林参加和指导会议。达林在《中国回忆录》中多次忆及他与张太雷等三人共同起草会议文件，并同行去广州参加青年团一大的情形。概括起来说，一是达林会见了中共中央局和筹备青年团大会组织处成员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之后持续讨论青年团一大的问题，决定由达林、张太雷、瞿秋白三人组成委员会，拟定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其中达林代表青年共产国际，张太雷代表筹备代表大会的组织处，瞿秋白代表共产党。［1］P59二是三人委员会协同配合，在广东汕头拟定了青年团纲领和章程草案以及各种决议草案。［1］P71-72三是达林与张太雷、瞿秋白三人从上海出发，乘轮船经香港、东山，到达广州。［1］P83

现存共产国际档案资料发现1922年4月6日共产国际方面维连斯基给狄拉克的信，其中说到：“(达林)他已携款由我们两名久经考验、忠实可靠的优秀共产党员陪同去南方了。”很可能是受上述《达林回忆录》的影响，1990年代出版共产国际档案资料丛书时编者用注释说明这两名“优秀共产党员”为张太雷和瞿秋白。［2］P80达林当时的汇报材料虽不可见，但这封信进一步证实，达林所谓三人同去广州的说法确有其事。但是，达林关于瞿秋白参加青年团一大组织处和起草文件的说法，早已引起学术界的怀疑。郑洸首先著文对达林所说起草青年团纲领和章程草案的三人小组中瞿秋白是否在国内提出疑问。［3］郑学稼也认为1922年4月瞿秋白的身体状况，经不起莫斯科到广州路途艰难的颠簸，不可能回国。［4］张秋实也质疑瞿秋白1922年陪同达林到广州这一说法，进一步考证瞿秋白其时正在莫斯科且重病初愈，而且达林清楚地记得他们4月19日到汕头这一天，瞿秋白在莫斯科写《赤俄之第四年》。［5］王健英进一步考证并提出，达林所说在上海“决定由我、张太雷、瞿秋白三人组成的委员会拟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其中瞿秋白应是蔡和森，理由是瞿秋白此时尚在苏俄，1923年1月才回国。［6］P27惜未能提供蔡和森草拟文件以及同行广州的证据。郑洸《对团“一大”两件事的补正》推断蔡和森是青年团一大文件起草人之一，其主要根据是蔡和森参加青年团一大的报道签名，以及当选为青年团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7］P42-45显然不是直接证据。既然达林所说青年团一大三人委员会中的瞿秋白可以否定，那么另一人是谁?从现存有限的文献资料看，达林所忆的瞿秋白最有可能就是蔡和森。其根据如下：

首先，蔡和森参加了筹备青年团一大的组织处，负责起草文件。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提出了比较全面深刻而又符合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的建党思想，并且在法国将建党主张付诸实践，因此受到陈独秀等国内党组织发起人的重视。1921年12月回国后，他被留在党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兼管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团临时中央兼上海团的活动。具体表现在：一是参与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蔡和森在第7号“五一纪念号”上发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和《法兰西工人运动的最近趋势》，占到本期文章篇数的三分之一。该期编辑虽为施存统，但从供稿情况看，蔡和森至少参与这期《先驱》编辑工作。二是参与团临时中央局组织的非基督教运动。1922年3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以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中国召开大会为契机，在全国组织进行广泛的反帝运动。3月9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15日出版的《先驱》发表带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宣言。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施存统等成为这次反基督教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8］P85据4月19日《广东群报》载，蔡和森在反基督教大会上专门论述了宗教迷信与社会改造问题。［8］P53蔡和森另著《近代的基督教》一文，也是针对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揭露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工具，批判最近几十年留美学生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和基督教的走狗，号召凡我误入迷途的青年“倒戈攻击这种无耻的世界资本主义的走狗大同盟”。［9］P701三是代表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开展活动。1922年3月26日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举行黄、庞追悼会，据当时担任团临时中央局书记的施复亮证实，这次追悼会是临时团中央开展的工作。［10］P72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蔡和森则代表临时团中央出席并发表演说。［11］又如，青年共产国际把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遇难的1月15日定为纪念日和反帝国主义斗争日。1922年中国首次举行纪念活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了许多集会。［1］P59有研究者指出，“上海青年团召集的群众大会，他(指蔡和森——引者注)多是主要的演讲人。”［12］由此可见，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局指导青年团工作，在上海参与临时团中央开展的活动。再从时间上看，团临时中央局在1922年2月22日发出青年团大会会议通知，表明会议从2月就已开始筹备。鉴于上海开会很不安全，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劳工会等提议改到广州召开，3月上旬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研究决定，近期在广州召开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3］P100据达林证实，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3月和4月上半月忙于反对基督教学生运动，延误了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11］P61-62可见，2月至4月上旬是团临时中央在上海筹备青年团一大时期，其时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局指导青年团工作，参与了青年团大会筹备工作。为了不耽误起草大会文件，蔡和森与达林、张太雷先行去汕头、广州起草文件草案。证诸达林的回忆，当时三人委员会协同配合，在广东汕头共同拟定了青年团纲领和章程草案以及各种决议草案。据现存青年团一大的档案资料，蔡和森报到签名代表地方写为“上海”，姓名后面用括号说明“沪生”，广州临时住址为“永夕侨店”，与上海代表许白昊住址相同。“沪生”意思不明，当是和森的谐音，也可能意指来自上海的人。由此可以断定蔡和森与张太雷、施存统都是团临时中央局兼上海团的代表。［14］

其次，就会议筹备与正式大会选举或任命的常识或程序看，达林回忆所称三人委员会中的另一人，应当是后来选出的五个团中央执行委员施存统、俞秀松、高君宇、张太雷和蔡和森中的一人。五名执委中，俞秀松1922年3月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月底派赴杭州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4月19日主持杭州青年团成立会议，并被推举为书记。次日，向上海的临时团中央汇报杭州成立青年团的情况。［15］P65这说明，4月中旬俞秀松一直在杭州，而不是与达林、张太雷一起到汕头。而且他以杭州团组织的代表身份出席青年团一大会议。施存统1922年3、4月在上海，受中共中央委派负责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工作，接收北京青年团移交的《先驱》并且负责编辑，以方国昌的化名对外联系。4月中旬在上海与俞秀松多次往来通信，讨论杭州建团的问题。显然他也不可能随达林、张太雷经汕头、香港去广州。高君宇1920年秋参与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赴苏联参加远东共产党和各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还多次接触在莫斯科的国际青年运动组织，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革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4月由苏俄绕道柏林、巴黎从海路回国，之后风尘仆仆赶赴广州，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显然他也不可能随达林、张太雷同行去广州。张太雷在1921年8月主持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曾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后来受青年共产国际指示回国恢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受中共中央指派担任达林的助手和翻译，参与拟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以及各项决议案。上述四人或是各地方团的创建者和领导人，或是中共指定的团临时中央负责人，或者是受命于共产国际或青年共产国际，都参与青年团指导工作，但是，1922年4月俞秀松、施存统和高君宇都没有可能和达林、张太雷经汕头去广州。

蔡和森在法国提出建党的主张，并且开展建立党组织的活动，他提出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赵世炎、周恩来等在1922年6月成立的青年团组织。蔡和森回国后在由陈独秀留在党中央工作，兼负指导临时团中央局的责任，代表中共参与青年团一大的筹备工作。据参与指导青年团一大的张国焘回忆：当时青年团员人数多于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领导机构。“我们觉得确立青年团的纲领，形成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以统一团员的意志与活动，此事刻不容缓，须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完成。”［16］P213-214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也是中共的预备队。中共是不愿青年团成为与它分庭抗礼的第二党，要求它能完全遵照中共的领导来进行工作。所以这次青年团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团纲和团章两个议案。［16］P226-227正因为如此，后来中共二大选出的三个中央执行委员中，陈独秀和张国焘被中央指定前往广州具体指导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而年轻的蔡和森代表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参加青年团大会的具体筹备，也是顺理成章的。达林回忆所说瞿秋白代表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蔡和森才是最合适的代表人选。后来蔡和森以团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中共二大并选为中共执行委员，也证明当时团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施存统所说此期“蔡和森在党和团内部相当起作用”［17］P786，以蔡和森当时在中共的地位，参与青年团大会文件的起草(详见后文)，并非虚言。由此可以推断，蔡和森代表中共参与青年团一大的文件起草工作，圆满完成了对青年团的指导任务。所以《青年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提到：青年团最初一期分子非常复杂，往往混乱团体的阶级性。你们毅然反对此等分子因此而益巩固，做得非常恰当。到你们第一次全国大会时，你们此种肃清团体的工作，大致己完。你们那次大会的最大的意义在于肃清内部的复杂分子，即以决定革命的政纲(纲领)为方法，拒绝一切与共产主义绝无渊源的分子。从此，青年团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思想的战斗组织和中国青年运动的核心。［18］P389-390

至于蔡和森是否随达林同往广州并参与会议文件起草，尚待进一步考证。根据达林《中国回忆录》的描述，4月中旬，他们三人从上海乘船出发，19日已到汕头，20日完成文件起草，25日乘船去香港、九龙，26日到东汕，27日到达广州。有关蔡和森4月份的活动记载尚不详知，唯有《广东群报》在4月19日报道了他在反基督教会上的讲演，地点如果在汕头，则可以证明他与达林随行，因为一时见不到该报原件，姑且存疑。据《广东报刊资料选辑》［19］P147可知，当日涉及非基督教的消息只有一条，即“要闻”中“非宗教同盟应声纷起”。若其中涉及蔡和森讲演，讲演地点似不在汕头，因当时报纸“要闻”一般指外埠，该报又有“本省新闻”栏目亦可证之。但蔡和森等人到汕头后，在当地宣传反基督教时报道和引用他在上海等地的讲演内容，以广宣传，也是有可能的。再者，蔡和森4月底已到达广州，并且出席了党与团的干部会议，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蔡和森应当是随达林、张太雷一道去广州，参与起草青年团大会文件的。

再次，蔡和森在广州青年团筹备会上继续负责起草团纲。青年团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广州召开后，会议筹备主要由广东党团组织进行，蔡和森到广州后也参与了筹备工作。［20］P54月底，蔡和森、张太雷、施存统等人参加了在广州召开党与团的领导干部会议，讨论确定党对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21］P94-95

5月1日下午，青年团一大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仿照国际会议，设立办事处，下设总务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其中总务委员会负责章程起草、提案征集、记录等工作。5月2日总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定由蔡和森、邓中夏、陈公博、张太雷、俞秀松、施存统和张继武等7人组成，分成三股，其中蔡和森为党纲起草员，张太雷为章程起草员，邓中夏为提案征集员。这里，“党纲”当是指团的纲领。5月3日总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商定这次大会的九项议程。5日青年团大会开幕，由张太雷致开幕词。6日至10日召开大小会议8次，听取各地代表和临时中央局报告，讨论和通过各项议案。其中，9日前讨论通过团纲和章程;9、10日通过决议案5个，10日选举高君宇、方国昌、张太雷、蔡和森和俞秀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14］如前所述，张太雷与达林一起南行，起草团章，所以在总务委员会上继续安排为章程起草员。同理，蔡和森在总务委员会上指定为党(团)纲起草员，他与张太雷与达林同行和起草文件中当是负责团纲草案。

二、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书记施存统证明蔡和森是主要文件起草人

对于蔡和森在团临时中央局的工作，时任中央局书记的施存统是青年团一大的主要指导者和知情者，他在1957年谈及1922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其中说到：“蔡和森同志在大会中起了很大作用。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是他起草的，‘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可以说这个口号青年团比党提得早”。［17］P786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也谈到：蔡和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劳动大会所采纳。“蔡和森在党和团内部相当起作用。”［17］P186证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其中明确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可见施存统所忆蔡和森起草文件一说，并非虚言。也说明，蔡和森代表中共对于青年团大会的指导及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后来蔡和森在团中央执委会分工时担任宣传部主任，“掌理教育及政治的工作，主义宣传及出版等事”，负责《先驱》的编辑工作，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体现。

三、蔡和森起草的会议文件与其他文章的风格比较可为佐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起草之后，经总务委员会讨论，最终提交大会讨论通过，其中的修改在所难免。但是，参与起草的文件中，仍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起草者本人的思想趋向，甚至行文、用语的特点。比较蔡和森同期起草的团中央文件、发表的政论文章与青年团一大纲领，仍可看出一些特点或相似之处。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际资本”、“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社会革命”、“阶级争斗”、“(半)封建的武人政治”、“民主派的小资产阶级”等用词，在蔡和森同期文章《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先驱》第7期，1922年5月1日出版)、《现在还是政治战争时代并不是“法统”战争时代》(《先驱》第10期，1922年8月10日出版)、《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1922年9月13日出版)等得到初步地验证。而且上述文章中，诸如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在革命党误与封建旧势力妥协，以致政权完全落入北洋军阀之手;要想法治国出现，应该先使民主革命成功等等观点和表述，在青年团大会文件中也可以找到相似的说法。蔡和森受团中央委托，负责起草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请求全国各界和各团体援助上海浦东纺织工人书》(5月24日作为通告发出)、《本团对于时局问题应取的方针和态度》(6月15日作为通告发出)等文件，也沿续了青年团大会文件中的一些观点。

总之，是蔡和森而不是瞿秋白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的筹备和文件起草，并且主要负责起草团纲，这是蔡和森对中国青年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历史是不会忘记蔡和森的。

［1］［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3］郑洸.略论张太雷同志在团史上的地位［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2，(5).

［4］郑学稼.关于马林在中国的活动——道夫· 宾对中共中央第一次杭州会议的评论［J］.台北：问题与研究，1972，(11).

［5］张秋实.关于瞿秋白1922年陪同达林到广州一说质疑［J］.江汉论坛，2003，(8).

［6］王健英.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7］郑洸.对团“一大”两件事的补正［A］.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共青团历史上的人和事［Z］.(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2005.

［8］陈善光.青年运动史论集［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

［9］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二)［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1］黄庞追悼会今日开会［N］.上海：民国日报，1922-03-26.

［12］陈善光.曾建昭.青年团“一大”中国青年运动的里程碑［J］.中国青年研究，1992，(3).

［13］李永春.蔡和森年谱［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8.

［14］钱听涛，黄明彦.张太雷研究史料选［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76，196-199.“沪生”意思不明，当是和森的谐音，也可能意指来自上海的人。

［15］诸暨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诸暨市文史资料(第8辑)［M］.1989.

［1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7］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共产主义小组(下)［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9］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1(上)［Z］.1991.

［20］王健英.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述评(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21］施存统谈1922—1923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57年1月)［A］.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C］.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