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追寻——对《天行者》的一种解读

韩彬

(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开篇在肯定了人性之善的同时，也指出了启蒙教育的重要性。曾几何时，中国大地上行走着一批特殊的教育工作者，他们承担着乡村启蒙的重任，却缺乏公办教师的合法身份，仅有介于教师和农民之间的暧昧身份——民办教师。刘醒龙的《天行者》正是要代这个特殊群体立言，书写他们自我身份追寻的艰难和无奈。

公办教师——现实身份的追寻

身份指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他代表了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1]人在社会中对一种更高身份的追寻往往伴随着资源、利益的获得及自我和他人的尊重和认同。民办教师具有教师和农民的双重身份，民办教师的身份充满了暧昧和尴尬，他既是乡村启蒙教育的承担者，被尊为老师，同时他又不具备真正的公办教师的合法身份，放下课本，拿起锄头，他依然是农民身份。因此，转为公办教师就成为这个群体毕生的心结。从90年代的《凤凰琴》到今天的《天行者》，当“民办教师”这个称谓已渐行渐远之时，很多人已经淡忘了这个特殊的群体，刘醒龙却再次将这段痛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对公办教师身份的孜孜追求不仅是要摆脱每月35元的尴尬经济困境（村里的35元补助从来是拖欠的），同时也要为自己确立一个真正合法的教师身份，期间他们对自我身份的焦虑和无奈正代表了曾有的千千万万乡村启蒙者身份确立的艰辛和绝望。

民办教师身份的尴尬使得这个特殊群体缺乏一种自我认同，他们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摆脱现有的身份，小说中张英才说“没有转正的民办教师连在别人面前笑一笑的权利都没有。”[2]他们日日夜夜生活在焦虑之中，“界岭小学的那帮民办教师，少的干了十几年，多的干了二十几年，日日夜夜对转正的渴望，早已化为一种心情之癌，成了永远的不治之症。”明爱芬为了转正不顾刚刚生完孩子淌了冷水河参加考试，结果落得终身残疾；万站长为转正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与离过两次婚的李芳“闪婚”，虽获得了转正，但是婚姻不幸同时背上了一生的良心债；邓有米为了转正疏通关系，偷盗红杉树被抓进了派出所；孙四海为了转正，废寝苦读，结果亲生女儿差点被狼吃掉；蓝飞为了转正则私盖公章，丧失了知识分子的尊严……逃离民办教师的身份几乎成为了界岭小学每个人一块难去的心病。“民办教师转正到底是鲤鱼跳龙门，还是阎王爷设下的鬼门关？”公办教师身份的获得对于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他们就像农夫在驴子嘴边挂的胡萝卜，看是看饱了却总也吃不到。转正就像一个死结紧紧纠结着这些乡村知识分子。余校长和孙四海，家与界岭小学早已融为一体，但是面对转正时需交的一万元钱，却一筹莫展。邓有米省吃俭用，只为存下点钱来疏通关系，最终却为了帮余校长和孙四海筹钱而被开除公职。而对于那些公办教师身份的获得者，内心却依然充满了心酸和无奈，只要还有一位民办教师没有转正，这些逃离者就会永远背负着愧疚的良心之债。万站长对明爱芬终身的愧疚，尽管他婚姻的不幸已让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张英才凭借自己的文章《大山·小学·国旗》获得了转正的机会，可是他的心无时不在县城与界岭小学之间挣扎；蓝飞虽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赢得了转正的名额，但是面对三位同事的宽容，依然在内心深处背负了良心的债务。尽管这些幸运者在现实身份上摆脱了民办教师的称谓，经济上获得了改善，但是其精神中融入的民办教师的血液却使他们难以彻底的“脱胎换骨”。

界岭小学的众生不是圣人，他们有互相的龃龉和彼此的排挤，当因张英才的告发，使得界岭小学失去了奖金时，三位元老一致排外，欲将张英才排挤出界岭小学；当面对支教的外来者们，他们既有怜惜的爱护，同时在判卷时却严格的近似苛刻，只为要证明他们自己的教学能力并不比公办教师差；当“转正”的名额到来时，他们会争会抢，他们有自己的小算盘，会耍一些小手段，因为他们不是神，而是人。但他们都是好人，因此当面临抉择时，善行往往战胜了一己私利，即使对于转正这种死结性的问题，善依然所向披靡。刘醒龙说:“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人可以不做圣徒，然而不可以没有圣洁的精神。对真诚和善的信仰是生命中最了不起的力量。”[3]张英才在刚刚落榜时信奉的是“死在城市的下水道里，也胜过活在界岭的清泉边”。但当转正名额真的落在自己头上时，他却将这个名额让给了明爱芬，帮助明老师完成了她最后的心愿。而余校长虽然几次喃喃自语：“别的行当越有经验越是宝贝，偏偏只有民办教师越老越不值钱！”“邓有米相信可以花钱买通人情后门，孙四海可以凭真才实学霸王硬上弓，张英才既有本事又有后门，我老余这把瘦骨头能靠点什么呢？”但是在真正投票时却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张英才。而张英才则将票投给了余校长。孙四海和邓有米虽然也强烈渴望着转正，但最终还是将机会让给了张英才。良心战胜了现实身份的渴望。而面对蓝飞的自私行为，孙四海和邓有米虽然强烈不满，但是为了蓝飞的前途三个男人再次选择了宽容，“将死之人都能让她好死，活着的人更应该让他好活。”男儿有泪不轻弹，在余校长和邓有米眼泪的背后，是这些乡村知识分子的善良和宽厚。“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没有在这里上演，人性的本真和善良战胜了现实身份的追逐。尽管他们强烈渴望着每月35元待遇的改善，强烈渴望公办教师身份的认同，但是在关键时刻的抉择中他们依然显示了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担当。

男苕、女苕——精神身份的皈依

小说中反复提到界岭将比较傻的人成为男苕和女苕。刘醒龙坦言，书中的众多人物中，最喜欢叶碧秋的那位“苕妈”，因为“在丰厚而神秘的乡村，一棵从不言语的大树都会是旷世的智者。”[4]苕妈就是大智若愚的化身。苕妈在小说最后作为选民将自己宝贵的一票投向了孙四海，正说明了她内心深处的清明和智慧。《老子》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5]《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6]男苕、女苕正是代表了一种纯然本真的生命状态，包含了界岭的自强不息和宽厚包容。余校长妻子瘫痪在床，儿子营养不良，但他仍然以自己微薄的收入贴补学校，照顾那些寄宿的学生，他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省城小学赚的一千元钱，原本想日后作为儿子的学费，却最终还是在学校的危难时刻买了横梁修葺教室。可是当毕生梦想终要成为现实时，面对一万一千元的工龄费，他却束手无策。当他必须以毕生的收入来换取一个公办教师的名额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孙四海与余校长处于相同的境地，当他以自己的茯苓充当小学校舍修缮的费用后，他却同样面对万元陷入了僵局。他们虽然对学生、学校充满了感情，“公私不分”，但是文件和规则确是冰冷而无情的，他们最终也只能望文件而兴叹。邓有米应该说是三人中最精明的一个，他一辈子省吃俭用，只为存下点钱疏通关系，他也是三人中唯一能拿的起转正费的，然而邓有米在为自己转正而高兴的同时却也忧虑着两位同事的前途，因为他们三人已融为一体，邓有米说，“上次蓝飞转正，上上次张英才转正，让他们三个认识到，只要还有谁没转正，先转正的人就会日日夜夜地咒骂自己。”他最终被建筑队所骗盖了劣质校舍，其目的只是想用得到的回扣为孙四海和余校长转正，结果只落得自己开除公职。当他的妻子成菊来到教育厅想要回转正费时，人们竟然认为：“民办教师已经全部转为公办教师了，怎么还有民办教师问题！”并且将界岭小学作为精神凝聚力的升旗仪式看作是无聊的政治秀。在精明的外来者看来，界岭小学的老师们确实有些“苕”，但正是这种苕使得他们在尴尬的身份之境中仍然任劳任怨地担当者千千万万农村儿童的启蒙之任，正是这种苕使他们在艰难的生存际遇中包容互助，正是这种苕使他们在命运的波折中自强不息，也是这种苕激发了他们面对村阀的坚韧的抗争。

男苕、女苕正包含了界岭的宽厚和包容以及真正的生存智慧。它最终吸引着逃离者们一个个的回归。小说中万站长反复提到的：“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你这样子只怕是已经沾上了。就像我，这辈子都会被缠得死死的，日日夜夜脱不了身。”这里所说的毒正是界岭宽厚包容的苕文化。每一个界岭的生存者亦或走入界岭的外来者，即使走的再远，心却依然离不开界岭。张英才在离开了界岭进修之后，却依然抵不过界岭的魔力，最终选择回到界岭小学。支教生夏雪虽然逃离了界岭，但是界岭成为了她终生的牵挂，她父母捐赠校舍的善行，正是夏雪留在世间最后的遗愿。万站长当年以婚姻为筹码换取了转正的名额，但是良心的债务使得界岭小学成为了他一生的牵挂。小说还几次写到万站长在与妻子吵架后来界岭小学睡觉，宽厚包容的界岭小学同时也成了万站长避风的港湾。叶萌、叶碧秋在走出界岭的穷困经历了省城的繁华之后的回归正昭示了苕文化的魅力，就连“河东狮吼”的李芳在死亡面前也最终认可了苕文化。

“凡事一到界岭，就变得既是正面，也是反面。你怎么猜？”在界岭苕文化的滋养下，没有绝对的对错，朴质的界岭人已超越了道德的规约展示出了本真人性的光辉。孙四海和王小兰的爱情虽然有悖常规，但却合乎人情，它超越了现实的三角之恋，而焕发出浪漫、温情的光彩。界岭人对他们爱情的认可再次展现了苕文化的宽厚和包容。而王小兰最终的惨死更让村人感情的天平导向了这对悲情男女。李子最后举着的牌子“我爸爸叫孙四海，我是他的乖女儿，我和妈妈永远爱他！”超越了道德的约束，展现了人本性中的爱和善。余校长、邓有米和孙四海作假，只为赢得800元奖金整修校舍，张英才实事求是的揭发，非但没有赢得万站长的赞扬，反而被狠批一顿，即使读者的感情之称也会倾向于作假的一方，因为余校长他们并非要将奖金归于私囊，他们的公心赢得了我们的认可。而邓有米最后与建筑队签约盖了劣质校舍，他所取得的回扣也并非是据为己有，而是要将此作为余校长和孙四海的转正费用，因此事发后，却没有人真正想追究邓有米的责任，在界岭中感情成为人们心中最重的一杆秤。

正是在这种苕文化的熏陶下，出现了界岭的一个又一个男笤和女苕。几乎每一个走入界岭的人都或多或少的染上了苕的气息。而一个个男苕、女苕们在界岭也完成了他们精神的皈依。

[1](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M].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5.

[2]刘醒龙.天行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57.(文中引文均出自本书)

[3]刘醒龙.信仰的力量[J].延河，1996,(4).

[4]胡殷红，刘醒龙.关于《天行者》的问答[J].文学自由谈，2009,(5).

[5]王云五，编，陈鼓应，注.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156.

[6]乔万尼，译注.白话易经[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