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哲学与典籍翻译研究——以《红楼梦》英译为例

赵祥云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公共外语部，郑州河南 451191)

心智哲学与典籍翻译研究
——以《红楼梦》英译为例

赵祥云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公共外语部，郑州河南 451191)

心智哲学与语言认知关系密切，作为语言运用的翻译活动与心智哲学存在内在联系。意向性和心身随附性是当代心智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它揭示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般规律。典籍翻译活动主要涉及理解和表达两大过程，贯通整个翻译过程的是以语言为中介的译者的心智活动。从心智哲学中的意向性和随附性理论出发，以《红楼梦》若干英译为例，来探讨典籍翻译研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视角。

心智哲学;典籍翻译;《红楼梦》英译;意向性;随附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转向”和解构主义思潮在翻译领域的泛滥，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泛文化性”和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解构之风。一时间学派林立，出现了诸如翻译解释学派、操控学派、改写派、解构派、女性主义翻译、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和巴西食人主义理论等等，这些学派和理论针对传统翻译理论的弊端发起了攻势，同时也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促进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局面的形成。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从认知科学和心理学视角研究翻译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心智哲学(philosophy of mind)是哲学研究在当代西方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形态。当代心智哲学研究与认知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心智哲学是认知科学的哲学基础，认知科学是心智哲学的其中一门重要支撑学科。当代的心智哲学在研究中透露出很浓厚的涉身哲学意蕴［1］2。20世纪末，心智哲学研究的著名学者塞尔(John Searle)在一篇谈哲学未来的文章中说:“50年前，语言哲学被认为是第一哲学，而现在这一位置已为心智哲学所取代。”［2-3］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一些学者开始从心智哲学视角来研究语言问题，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从心智哲学视角来研究翻译问题者却很少见。本文拟从心智哲学中的意向性和随附性概念出发，以《红楼梦》中的若干英译为例来探讨典籍翻译问题。

一、心智哲学之意向性和心身随附性理论

心智哲学主要关注心—身之间的关系。人的身体与外界事物接触时，外界事物会通过某种方式作用于人的大脑，产生某种感受(如高兴或伤心、赞许或厌恶等)，这种感受就是大脑对客观世界的表征，人再通过语言将这种感受表达出来。心智哲学有几个重要概念:意向性、属性二元论、心身随附性和心理涌现属性等。这些概念可以通过图1组织起来。

一般地，意向性被规定为对象指向性(object-directness)和关涉性(aboutness);广义地，意向性被视为某一主体向环境或“他异性”(alterity)之物的自主的开放性［4］。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外部世界(认识对象)常常通过我们的身体作用于我们的大脑，认识主体会对认识对象产生某种感受或叫心理倾向(如信念、愿望、要求、希冀、喜爱、憎恶、赞扬、贬斥等)，这种心理倾向就是我们所说的意向性。我们每个人都会意识到在自己的思维过程中，时刻会表现出某种意向，即倾向、取向、意图等;把这种思维现象加以抽象，成为意识的一种性质，就称为意向性［1］7。意向性包括意向态度和意向内容。图1的箭头表示，在语言运用中，无论是表达还是理解，人们对所感知的东西的选择和对感知后得到的感受，都是以意向性为导向的。事物的属性包括事物的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物理属性和心理属性都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前者是事物本身固有的质，后者转化为事物的质在人们心智中的感受。由于心对身的特有随附性，这些感受有可能按照自主意志发挥(图1用箭头表示)。心智可以把人的意向性寄生到本质上并没有意向性的语言之上;这需要满足一定的“满足条件”(condition of satisfaction)，即心理感受对物理属性既要依赖，又要在一定程度有自主的发挥［5］1。

图1 心智哲学之意向性和心—身随附性［5］1

这种既依赖又独立的特性涉及到心智哲学的另一重要概念:心身随附性。心智哲学中的随附性不同于一般事物之间的随附性。比如一般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提炼出果对因的随附性质，即有因就有果的线性关系。心智哲学中的随附性是指心(大脑)对身的随附性，心通过人的耳、鼻、舌、身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会因认知主体和认识活动所处环境的差异而千差万别。对同一认识对象，如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会产生不同的感受，即使同一读者在不同的时间进行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感受，所以“一千个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身心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直线(如手遇到火烧就立即缩回)的情况很少，更多身心关系的体现是非线性的，如邱少云为了不暴露目标而默默忍受烈火烧身之痛。对于话语的表达，心理对物理关系(心对身)既依赖又独立的随附性发挥很大的作用。实际上随附性是心理事件对物理事件既依赖又独立的心理感受的选择，对由感知对象所激发出来的信念、愿望、情感等进行合尺度的过滤和把握。所“依赖”的是认知对象的基本属性，“独立”的是在属性制约下进行的“调整”。我们可以用几个比喻来说明问题:“日出江花红胜火”“残阳如血”“夕阳余晖，如你的羞怯似醉的脸”①。徐盛桓指出，阳光(朝阳、夕阳)是红色的，这一属性是不能不“依赖”的，一般不能在话语或隐喻中把朝阳、夕阳比作绿色、蓝色;但对阳光的“红”的感受如何，这是自主意识可以自由发挥的:白居易看到它“红胜火”，毛泽东在当时战争环境下发现它“如血”，方文山则认为它像羞怯者的脸。像这样语言表达的新鲜感，如没有一定的自由意志或曰自主意识，那就只是一句空话［1］10-11。

二、意向性和随附性视域中的典籍翻译研究:以《红楼梦》英译为例

意向性和随附性是心智哲学的两大重要命题，是人们从新的视角去整体地把握事物的属性、事物与事物、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关系的产物，它的建立为我们解决心灵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心身问题或者说心理物理学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范式［6］。语言是心—身的中介，心智哲学之意向性、随附性与语言研究密切相关。典籍翻译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典籍翻译的过程是译者心智活动的过程。因此，典籍翻译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都可以用心智哲学理论中的意向性和随附性来解释。典籍翻译中的随附性体现在两个方面:译者的自主性和对原文的依赖性。前者是为了将译者主体从“原文的仆人”地位解放出来，发挥其独立性和创造性，更大限度地将原文的意义和美挖掘出来;后者则是为了限制译者主体的行为，摆正译文与原文的关系，译出忠实而美的译文。

好的作品可以超越国界，在将作品介绍给别国读者的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译者由于不同原因会产生不同的认识。于是，一部作品多个译本成为自然。《红楼梦》被译为近20余种文字，译本近60本，其中全译本12本［7］。《红楼梦》的英译本中有两个全译本，译者分别是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翁婿。一作多译本现象也是意向性和随附性理论的佐证。不同译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不同的，同样，他们读同一部作品时产生的感受也是不同的，既然如此，他们用语言进行翻译的过程即用语言表征各自大脑对阅读对象的感受的过程自然是不同的，于是不同译者翻译的结果就会存在差异。

《红楼梦》两译本的意向性是很明确的，意向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致的(都是向西方读者介绍《红楼梦》)。但是两译本在策略选择上却存在较大分歧，这些分歧正是心—身随附性使然。下文将举例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意向性和心身随附性对译者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1)枉凝眉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第五回)［8］61

杨译本:

Vain Longing

One is an immortal flower of fairyland，//The other fair flawless jade．［9］147

霍译本:

Hope Betrayed

One was a flower from paradise，//One a pure jade without spot or stain．［10］78-79

这首曲子是描写宝黛爱情悲剧的千古绝唱。且看第一句的翻译，两位译者的意向都是传译原作，但就翻译结果而言两译本却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方面，“一个……一个……”，杨译本为“one．．．the other”，霍译本为“one．．．one．．．”;二是文化方面，“阆苑仙葩”，杨译本为“an immortal flower of fairyland”，霍译本为“a flower from paradise”。杨译本保留了原文的文化意蕴，霍译却将原文“仙葩”的道教文化内涵改译成了基督教文化(a flower from paradise)。两译本对原作既有依赖性又有独立性，这种依赖性使两位译者都将“(神)仙”译成宗教用语，但是这种独立性(非线性随附性)使他们的译文产生差异。两译本对第一回《好了歌》中“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8］11“神仙”一词的翻译亦是如此。

总体而言，两译本译者的翻译目的是一致的:要将这部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译成英文，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但是在这一意向的驱动下，杨译和霍译却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是译者的心身随附性使然。杨译本是为了尽可能地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霍译本则是为了吸引英语读者(当然不排除霍译介绍中国文化之意图);就读者对象而言，杨译本是针对有一定中国文化基础的读者(汉学研究者)，而霍译本则是面向大众读者。在各自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的影响下，译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得到了发挥，体现在翻译策略选择上，杨译本选择了以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而霍译选择了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请看下面例子:

(2)贾琏道:“都是老爷闹的，如今都搬到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没孝心雷打的下流种子!人家还替老子死呢，白说了几句，你就抱怨了。……”(第四十七回)［8］584

杨译本:

Jia Lian complained，“It’s all the master’s fault，but we are the ones to suffer from it，madam．”

“May lightning strike you，you unfilial wretch，”scolded Lady Xing．“Other sons would die for their fathers;but you，you start complaining just because of a little talking-to．．．”［9］1331

霍译本:

‘This is all Father’s doing，’said Jia Lian．‘Now we have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Unfilial wretch!’said Lady Xing．‘Some people would die for their fathers，but you—a few harmless words and you are already whining and complaining．．．’［10］704

在“我把你没孝心雷打的下流种子”一句的翻译中，两译本虽然都试图译出原文意蕴，但仔细读来会发现，两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雷打的”一词在汉语中是典型的诅咒人的话，显示出邢夫人对贾琏的不满。杨译将其翻译出来，而霍译则采取了回避策略。这表明，杨宪益夫妇是将《红楼梦》作为一种严肃文学进行翻译的，目的是向西方读者引介中国文化，翻译策略尽量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内容;霍克斯和闵福德将《红楼梦》当作了畅销书来译，虽然霍克斯很喜爱汉学尤其是《红楼梦》，他们的翻译目的还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于是在译笔上倾向于可读性，对那些不可译和不易接受的部分采取回避的策略。也就是说，在翻译过程中，两译本的译者分别将自己的心理意向寄派到本来没有意向的语言上，并使语言所表达的对象产生了相应的心理属性，这种随附性使得两译本在语言形式和内容上都存在较大差异。试看下例:

(3)《咏白海棠》林黛玉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第三十七回)［8］449

杨译本:

Half-rolled the bamboo blind，half-closed the door;

Crushed ice serves as mould for jade pots．

Some whiteness from the pear-blossom is stolen，

Some of its spirit winter-plum allots．

The goddess of the moon sews a white gown，

The maid’s weeping in autumn chamber never ends;

Silently，shyly，with never a word of complaint，

She reclines in the autumn breeze as night descends．［9］1025-1027

霍译本:

Beside the half-raised blind，the half-closed door，

Crushed ice for earth and white jade for the pot，

Three parts of whiteness from the pear-tree stolen，

One part from plum for scent(which pear has not)—

Moon-maidens stitched them with white silken thread，

And virgins’tears the new-made flowers did spot，

Which now，like bashful maids that no word say，

Lean languid on the breeze at close of day．［10］545

这首诗意在描写高雅而美丽的白海棠。“碾冰为土玉为盆”一句展现了白海棠的高洁与超凡脱俗。“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表明海棠花与梨花一样洁白，与梅花一样令人销魂。“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采用拟人手法将白海棠的娇媚可人描写得淋漓尽致，让人一看便心生爱怜之情。诗人托物言志，借海棠花描写了林黛玉冰清玉洁和超凡脱俗的个性，同时也表达了她对人世浮华生活的倦怠以及对未来生活的迷茫。两译本在翻译意向性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译出原诗形式和内容之美。那么，两译本又是如何体现译者随附性的呢?试看“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两句的翻译，杨译在句式上贴近原诗，而霍译则选择了比较灵活的句式。三四句中的“三分白”和“一缕魂”两词，杨译将之作为约数译成“Some whiteness”“Some of its spirit”，而霍译按照原诗译成“three parts”“one part”，两种译法都是可行的。由于这些数量词在原诗中本身表示约数，可以以约数译出;然而“三分”和“一缕”等表达已经为人熟知，直译也可以理解。对于“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两句，两译本亦是各有千秋，尤其是“倦倚西风夜已昏”一句，两译都译出了自己的风格。虽然两译本在遣词造句上各有不同，但都成功了传递了原文的意义、节奏和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霍译本中“月窟仙人”的译法是有问题的，中国读者很容易知道它的所指是嫦娥，是有夫之妇，因此霍克斯将其译作“moon-maidens”不妥。这种现象是由于语言文化差异所致的对异域文化的认知障碍，不在本文讨论范围，故不展开。

也许有人会认为随附性必然导致译者主体在翻译过程中的随意性，甚至产生胡译、乱译等。其实，翻译研究中的随附性理论与接受美学和解释哲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后者主张译者(读者)与原作之间的视域融合，强调意义在阅读中生成，势必过分张扬译者的主体作用而忽视译者对原文意义的考虑;前者主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发挥自主性，充分发掘原文的形与神，体现了认知主体对认知对象自主性与依赖性的统一。翻译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是由多个要素组成的，如原文、译文、原作者、译者、读者、发起人和出版社等，每一种要素都非常重要，他们共同在整个翻译系统中起作用。每一位译者进行翻译工作时，都必须考虑翻译系统中的诸要素，从而认真地、尽职尽责地完成翻译工作。实践证明，在心身随附性理论的指导下，不同译者主体会基于原作，发挥自身的自主性，提供自己的译本。这些译本跟原文的距离远近不同，但这些不同是在译者认知原文过程中产生的，是由译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视角产生的，这些译本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原文。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是错综复杂的，不是靠某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而需依靠集体智慧。翻译现象亦是如此。我们鼓励一作多译，鼓励复译和回译，目的就是通过更多人对作品的解读和翻译，加深对原作的挖掘和理解，从而提供更好的译文。

三、结论

心智哲学用于语言研究在西方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在中国还没有引起语言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心智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心智哲学对翻译研究诸问题的解释力还未引起翻译研究学者的重视。目前，典籍翻译研究正处于理论建构和范式嬗变的重要时期，亟待学者们从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来研究典籍翻译。本文基于当代心智哲学中的意向性和心身随附性理论，从人的心智发展和认知科学视角出发，来探讨典籍翻译问题，可以打破典籍翻译研究的瓶颈，拓宽典籍翻译研究的空间。因此，笔者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试图说明心智哲学意向性和心身随附性对典籍翻译研究的意义，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此句出自方文山的《兰亭序》。

［1］徐盛桓．语言研究的心智哲学视角——“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之五［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2］Searle J R．The future of philosophy［J］．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Biological Science，1999，345(1392):4．

［3］徐盛桓．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J］．外国语文，2010(5):30．

［4］李恒威．意向性的起源:同一性，自创生和意义［J］．哲学研究，2007(10):70．

［5］徐盛桓．专栏: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主持人的话)［J］．外语教学，2012(1)．

［6］殷筱．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随附性研究［J］．襄樊学院学报，2005(1):12-16．

［7］冯庆华．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

［8］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9］TSAO H C，KAO H．A Dream of Red Mansions［M］．Yang X Y，Yang G，trans．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3．

［10］Cao X Q．The Story of the Stone:Vo1［M］．Hawkes D，trans．London:Penguin，1973．

Studies o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Classics Translation:A Case Study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Hong Lou Meng

ZHAO Xiangyun
(Public English Department，Shengda Trade Economics ＆ Management College of Zhengzhou，Zhengzhou 451191，China)

Philosophy of mind is closely related to language cognition，and thus translation as an aspect of language use is innately linked to the philosophy of mind．The intentionality and supervenience between mind and body are the highlights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mind，which discloses the general law in the cognition of objective world and subjective world．Classics translation generally involves two main processes，namely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on，throughout which are the translator’s mental activities with language as a medium．This paper aims，based upon the intentionality and supervenience theory in philosophy of mind，and taking the example of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to explore some phenomena in classics translation studies．

philosophy of mind;classics translation;English translation of Hong Lou Meng;intentionality;supervenience

H315.9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2074(2012)06－0054－06

2012－11－10

课题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12-GH-134);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L-2012-1661);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SKL-2012-1641)

赵祥云(1979－)，男，河南漯河人，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公共外语部讲师，文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