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南方贵族没落的多声部挽歌——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解读《喧哗与骚动》

倪玉琴



一曲南方贵族没落的多声部挽歌——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解读《喧哗与骚动》

倪玉琴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外语系，南京210036)

美国南方作家威廉·福克纳在其代表作品《喧哗与骚动》中聚焦于小说叙事的多种技巧与手法，创作出了一曲南方贵族世家没落的多声部挽歌。由于该小说中交织着复杂的叙事策略、话语表述与文本结构等多维系统，因而最终呈现出很高的文学性。经过细心梳理与多角度的透视，可以发现：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绘制出该小说不同层面的文本结构，而且还可以分析其中人物的叙事话语及语言符号所承载的深层含义。

《喧哗与骚动》；结构主义；符号学；文本结构；语言符号

《喧哗与骚动》(1929)(以下简称《喧哗》)是威廉·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也是他花费心血最多、最为钟爱的一部作品。自从1984年出版了中译本之后，《喧哗》一直成为国内福克纳研究专家和学者们发表述评和研究文章的焦点。近十年来，针对该小说的学术论文更是层出不穷，批评方式各异。笔者经过仔细梳理，发现国内的评论文章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五类：1)从情节与内容出发，分析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2)从创作的技法入手，研究小说中的象征主义和意识流运用、多角度叙述或不可靠叙述、错乱的时空现象等；3)从历史神话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内涵切入，解读福克纳的宗教观念、对待女性与黑人的情感态度、作品中的生态美学思想等；4)从细读文本的角度思考作品的语言文体特色和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的阐释等；5)从比较文学甚至互文性的角度作横向或纵向的文本比较 研究。

尽管对于《喧哗》的评论文章如此之多，且研究视角如此之广，但是笔者认为：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研究该小说文本的想法，仍不失为一条新的思路。这样做不仅能够从宏观上清晰地绘制出小说文本中复杂态交织下暗藏的系统结构，而且经由切割、归类、整合、创造等程序也能够探寻出文本网络背后纵横交错的微观符号代码。最终，既可以深入地分析系统内部主要人物叙事话语的深层意指，也能够解构出在多种矛盾、多 重声音掩盖下的光滑圆转的符码充斥着的文本所指含义。笔者结合罗兰·巴尔特的符号“能指”(概念)与“所指”(外在世界)的任意投射关系理论，运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其加以分析，努力找寻出文本中暗藏的深层结构，并且就结构框架内的一连串符码作出客观意义上的解读，力求在结构和审美之间做到平衡。

一、修辞形式：隐喻和转喻

一部作品既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语言系统，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叙事符号系统。《喧哗》中的第一位故事叙述者班吉是一个心智停留在三岁阶段的智障青年。福克纳让这样一个白痴来讲述故事，一方面是为了着力刻画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个白痴没有理性判别能力。福克纳在创作小说时刻意剥夺了班吉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身份，把他降低为一个因智障而失去言语能力的低能儿。因而可以说，是作者剥夺了班吉的话语权，班吉在一定程度上是个失语症患者。他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是文本中那个无实体形式叙述者给了他莫大的帮助。只有这样，读者才有可能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荒野世界中去探索种种可能的意义。

这里必须引用雅各布森关于文本结构“隐喻”和“转喻”的两极对立概念。文学批评总是在“隐喻”和“转喻”这两条轴线上活动。“隐喻”指在同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感知、体验、想象、理解、谈论此类事物的心理或文化行为；“转喻”指用与被修饰对象相关的其他事物来指代被修饰对象。班吉的大脑呈现出非逻辑性跳跃式的思绪的事实，直接表明他不具备普通人在交际或思考时能够作出的言语选择与替代能力，他更没有思维组合与组织能力。他仅有的表达方式就是通过感官浅薄地辨别客观世界，发出“哼哼唧唧”、“嘟嘟哝哝”的叫声。雅各布森对失语症患者语言错乱的表述行为的研究认为：选择与替代能力的损害往往表现为“相似性混乱”，进而引起“隐喻”表达的困难；“组合与组织能力”的损害则表现为“相邻性混乱”，又会造成“转喻”表达的困难。班吉对于自己那个混乱不堪的世界一无所知，只是“当前”被钉子挂住的情景能让他点滴地记起“既往”和凯蒂一同玩耍时近乎相似的一幕。“开弟”(caddie)与“凯蒂”(Caddy)恰好同音，也能使他想起心爱的姐姐，且又因为欲望不能满足(看不到姐姐Caddy鲜活的形象)而哼叫起来。在班吉的意识中，没有“开弟”这个词代表着的外在的真实事物“球童”，他直接将“caddie”与自己界定的所指“姐姐”任意地联系起来，将二者视为主观印象中的同一客体。也就是说，他只能进行“转喻”思维与表达。而在文学—文化层面上，特定符号和文本的能指与所指很少是任意连结的，并且有些符号还富有深刻的、约定性的意蕴。比如，“十字架”意指“基督教”，诗歌中的“冬夜”意指“死亡”，“笼子”意指“幽禁”，如此等等。这些形象都有相对稳定确切的内涵。文学符号研究不再专注于语词概念和音响形象的连接，而是进行二级符号的研究：概念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即隐喻关系。caddie在语言和文学文本中意指“球童”。而在这里也可以说，班吉于无意间与读者玩了一个文字游戏。

在第一部分的叙述中，读者清晰可见的是班吉混乱的意识穿越时空时肆意涌动的行为；但经过梳理，我们还是可以辨析出几幅以他和凯蒂为中心的连贯的图景。作为一个脑瘫儿，班吉没有言语能力，不知语词为何物，不能记录他人的话语，也根本不可能承担福克纳分解的叙述故事的重任，更不可能在支离破碎的图景中建立一个语词有机联系和情景有效接合的意义世界。从这一点上说，站在班吉庞大的身躯背后一定还有个无形的形式叙述者，他将自己清晰的意识打乱，将其撕成一块块鲜活的碎片，然后移植到班吉的意识中，以帮助他完成叙述任务。这里，明显存在着“隐喻”与“转喻”的二元对立。班吉只是个体动作的行为主体，他没有逻辑修辞能力；他只是隐喻性叙述话语的对象性客体，不是他的意识在流动，而是混乱的意识在某种转喻力量的协助下讲述他们家族的经历。在班吉叙事的直陈铺叙中，我们还发现他具有超乎寻常的感官能力，他能“闻到耀眼的冷的气味”，能“听着天色一点点黑下来的声音”。“闻到”是嗅觉感受，“耀眼”和“黑”刺激了“视觉”，“冷”是触觉感受，而“听”则表明了听觉感受。各种感官间的相互沟通与交流构成了文学修辞学中的通感手法，而一个傻子居然有这么高的文学感受，真是令人望尘莫及。而反观其一贯的表现，那个躲在他身后“隐喻式”的叙述者此时却悄悄走到了幕前。到此，小说班吉部分的叙事结构已基本清晰，透过班吉杂乱无章的表层意识，我们看清了小说内在的隐喻结构，姐姐凯蒂的堕落与贵族庄园的彻底瓦解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隐喻关系。

在雅各布森看来，隐喻关系可以被视为文学文本的内在结构，而这种隐喻结构必然优于文本表层的转喻符号。换句话说，隐喻关系构成了文本的“深层结构”，它是一种不直接表达、由“相似性替代”构成的“象征符码”。要理解镶嵌于深层结构中的符码，就必须借助于转喻手法，运用元语言在一般话语层面上进行表述。“深层结构”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没有文本浅层话语那么活灵活现，通常被理解为“缺席的在场”。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在我弥留之际》、《八月之光》、《沙多里斯》等多部作品，福克纳研究专家杰伊·帕里尼看穿了其中的深层隐喻结构——南方种植园经济没落后的物质荒凉，以及与之格格不入的贵族子孙后代骨子里高贵与骄傲的集体无意识。由于杰伊·帕里尼把握了福克纳小说的这种深层隐喻，他也就拥有了“读懂”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的“能力”。但这些相似的“结构”在文本之间是以纵聚合的、阴郁的形式存在的，因此在具体文本的表层话语轴上则呈现出形态各异。终究，离开了具体的文本浅层话语分析，隐喻式批评只是一种空洞的假设或者一种能指游戏，过分强调隐喻式研究未免有失偏颇。文学的结构被认为是文学的深层结构(许多作品共有的、共时的/一部作品中同类的)与浅层话语(具体一部作品中的、话语的)的组合与对话。

二、文本框架：表层话语与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认为，“世界是由各种关系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意义是由它(一种事物)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⁹。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在相互交往、相互作用和互相组合的过程中才能凸显自身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因而，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中，组织关系与结构思维的重要性远远超越对文本形式的分析。只有洞察故事情节背后隐藏的深层叙事逻辑(所指)，并以形式化的方法(能指)予以历时性(水平线性)的秩序排列开来，作者的创作才得以完成；而后，作品也必须因为读者思想深处无意识的叙事结构才能获得生命。在《喧哗》中，福克纳正是反复利用了诸多表层人物的直接叙述才凸显了作品的深刻主题。表面上，三兄弟在讲述个体与经验世界的关系，似乎在述说回忆与现实中的一些琐碎的片段，但小说文本特有的结构模式却不受制于线性的时间限制。也就是说，象征着南方经济解体与贵族颓败的生活体验共时地存在于贵族后代高傲的血液中，扎根在康普生家族每一个成员的记忆里。小说通过三兄弟这种对位世界与对位式结构的重合，从根本上加强了小说主旨在读者内心的震撼感。不同人物或浅层叙述中的不同事物构成转喻与隐喻的转换关系，又支撑着文本的深层结构框架。简言之，显性的文本总是表述着抽象的形式逻辑体系；而反复地暗示与渲染则加剧了作品形式结构的层次感与厚重感。

从小说中前三位叙述者内心意识的流动与独白可以大致抽象出这样一个基本样式：高贵的血统需要端庄得体的行为与之相对应。一旦这个模式遭到损害或者违背，就必然会引起一连串的慌乱与原初状态的失衡。由于康普生家族曾先后孕育出亲王、政治家、将军与主教这样的大人物，一度成为杰弗生镇中名震一方的望族，拥有石柱深宅、良田万顷、黑奴成群，因而子孙后代一向以祖上成就为荣，且用心守护家族的光辉传统。与他们高贵的身份和显赫的地位相匹配的必须是高度自律、恪守贞操、举止端庄、行为得体、谈吐不凡、接受优质教育等。但在南北战争之后，伴随着黑奴制度的终结，南方农业经济支撑下的庄园主制度也走向了瓦解。小说中象征性人物凯蒂的前途与命运就紧紧地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往日的光鲜已逐渐退却，留下的唯有冷漠可怜又自命不凡的孤影。

整体上讲，小说的五个部分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一幅结构完整的系统图景，讲述了大家族的兴衰与存亡；但单从每一个部分来看，每个单元又自成一体，留给读者海明威“冰山”式无限探索的空间结构。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小说文本，还可以轻易地得出这样一个表层结构：凯蒂未婚先孕的行为引起家人内心恐慌。这个叙述句又可以切割为以下几个以凯蒂的行为为中心话语的语句：1)凯蒂与情人达尔顿私通，未婚怀上小昆丁；2)班吉隐约地感觉到凯蒂的变化而焦躁不安；3)昆丁因为难以压抑内心对凯蒂的乱伦意识和不能容忍凯蒂放荡的行为而选择自杀；4)杰生因凯蒂不检点的行为丢失工作而憎恨凯蒂。以上几个二级叙述句中都含有一个基本的矛盾点，由此扩张开来的是矛盾对立的双方。最为中心点的凯蒂的行为是不变的，而处在矛盾另一极的是由凯蒂的行为引起的多重不同作用力。小说的意蕴主要潜藏在凯蒂的行为与周围环境的“交往关系”中，这一关系又暗含着三组最基本的对立关系：1)贞节与放荡的对立；2)亲情与乱伦的对立；3)“交易”与金钱的对立。这三者不需要抽象提纯即可被看出，因为表层话语已经明明白白。凯蒂的未婚先孕显然表现为行为放荡，造成了贞节、亲情与乱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结果；由此还充分暴露了实利主义者的残忍与贪婪。所以，从表面看，处于最高层、具有“物质决定权”的凯蒂是家族悲剧的始作俑者。

在这三组对立关系背后，又可推出更深层的对立。首先，现今与既往的对立，一切关系都来源于此。在当今时局发生极大变化的背景下，康普生家族骨子里的高贵与骄傲令人啼笑皆非。念念不忘既往的显赫造成了他们不能正确地进行自我定位，更不可能做出及时的心理调试。其次，从现今/既往的对立又可推出“尊贵”与“低贱”、“正常”与“畸形”、“道德”与“不道德”、“亲情”与“实利”等二元对立项。这些关系都是文本表层话语对立结构中的内容，由此还可以推导转换出文本更深层次的二项对立结构，自由的否定/自由的肯定、意识/无意识，这也是文本的深层意蕴。如表1所示。

表1 《喧哗与骚动》的文本结构

Tab.1 Texual structure of The Sound and the Fury

从表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在纵、横两个维度上可以看出：两个纵列的各个要素都“共时”地表达了文本所处的状态，两个纵列构成了相互对立的关系；而从横向看，文本结构又可以分为表层话语和深层概括，从前者可以抽象推理出后者。因而，不自觉地警示读者高贵的集体无意识才是文本潜藏的深层意义。

三、文本符号：能指与所指

《喧哗》文本内部时空颠倒、逻辑紊乱、结构复杂、语言晦涩，从内容到形式、从人物的外在处境到内心情志、从行动到言语，无不体现了作者要倾力传达的痴人说梦式的喧嚣与混乱。这种特意的安排不仅表明福克纳高超精湛的小说创作技巧与叙事哲理，而且一张张支离破碎、扑朔迷离的拼贴画也尽可能地拉伸了作者、作品和读者三者之间的时空距离，让读者能够借用不同叙述者的眼光去反复观摩诸多人物身处的混乱情境，斟酌人物隐秘的内在情志，从而延长了阅读主体审美的维度，丰富了审美愉悦与情感体验，进而更加深刻地体验到喧哗表面下深层结构中的符号意义。

罗兰·巴尔特认为，结构主义应该扩大结构概念以增强灵活性。对于任何作品的分析，不仅要绘制出隐藏于作品中的结构框架，而且要找寻出文本纵横两个坐标上二元对立的诸多零件要素的文本意义。实际上，类似小说的叙事文本中所隐含的意义远比叙事文本表层话语意义丰富，叙述者以及人物所说的远比其自身意识到的要多；文本框架内的人物、环境、语词以及这些要素之间交往的关系也满溢着特定的含义。如果仅仅遵循传统结构主义规则化、模式化的思维去分析叙事文本，只能解释出僵硬的意义，往往造成解读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班吉的意识被飘送至超凡的多重逻各斯的控制之中，他仅能感觉到活生生的姐姐发生了变化，而无法觉察到祖宗血液中流淌的尊贵意识与现世格格不入的现实；同样，昆丁自觉对妹妹的乱伦意识让他陷入道德伪善的泥沼，最终因内心防线的倒塌选择结束生命而逃离痛苦的现实。小说解读至此，并没有完成比较充分的分析，深层结构是抽象出的真理，而对于小说文本话语中的核心要素的分析也至关重要。

巴尔特强调，对于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者不仅要挖掘出最根本的事实(深层结构)，还要尽可能穷尽表层话语中关键符码的含蓄意指(connotation)。所谓含蓄意指，是隐身的、缺席的在场；通过直接 意指(denotation)或“能指”表现出来。他甚至把文学比作故意发出的“噪音”，是一种蓄意的“胡拼误写”。据此，可以看出：文学作品不但是二级层面的符号系统，而且这种系统内部的“映射”关系比语言学符号系统更加随意、散漫，更具有主观性。因而，作品意义的多元解读才得以实现。但按照这种理论，二级层面的符号编码又可以组合衍生出更高层次的符码，产生新的意义。如此，作品的解读就根本无法最终完成。巴尔特认识到“能指的银河系”这个无边的圈套，坚信“文之外，无物存在”，果断地将作品独立于时空轴，而把作品置于“显微镜”和“望远镜”之间聚焦其内部的诸多成分。也就是说，存在于文本内部这个中间地带的任何事物(可以是反复出现的意象，也可以是人物，甚至人物间的关系)都具有符号意义。

语言或者符号代码“根本无力抵抗那些随时促使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发生转移的因素”，不管这种因素是孤立的还是与其他因素相结合，结果都 会导致所指和能指关系的转移。符号的意指关系“包含着极松散的理据性，或者包含着牢固的理据性”。《喧哗》中，处于多重话语中心的人物凯蒂身上就存在着多种文本符号象征意义，对应着映射关系的任意性。

首先，在班吉的世界里，凯蒂是唯一真正关心他的人。凯蒂犹如一抹清雅，“身上有树的香味”，这是凯蒂存在于班吉思想中的标志。凯蒂对班吉的关爱恰如树香给人的感觉一样，清新淡雅，温暖贴心。在班吉的意识中反复出现“树香”这一意象，自然自足，无需任何修饰与装扮。实际上，在他意识深处早就将凯蒂与树香幻化为一体，这两种事物已经融合成班吉与外在世界相互联系的稳定力量，不愠不火，持续发生。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树香”存在，班吉就会处于非常稳定的自然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凯蒂已经成为这种力量的所指。十四岁那年，凯蒂使用香水打扮自己，班吉为此哭闹不已，直到凯蒂洗掉香水恢复到自然状态。表面看来，班吉不喜欢香水，又急于闻不到凯蒂身上被香水盖住的自然气息；实际上，在班吉的意识中经历着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对外联系被香水阻断了，因此他焦躁狂怒、痛苦万分。从而，可以看出这样的一条具有内在逻辑的符指链：“树香”—“凯蒂”—“稳定联系”。“树香”作为一种意象，是“能指”符号；“凯蒂”是它的所指意义；“稳定联系”是由两者衍生出来的意义关系，它是更高层次的所指。

其次，昆丁作为康普生家的长子，善良厚道、学识渊博、恪守传统。他在第二部分的自我叙述中承认对凯蒂怀有不理性的乱伦意识，他憎恨凯蒂对自己不忠，要杀死她的情人以泄愤。其实这些都是昆丁在自杀前不清醒的内心意识。在小说的附录部分，作者以“局外人”的身份告诉读者，“他倒不是爱他妹妹的肉体，而是爱康普生家的荣誉观念”，可是在他的家族退却往日恢弘的外表后，这种荣誉“如今却决定于他妹妹那脆弱的、朝不保夕的贞操，其岌岌可危的程度，不下于一只置放在受过训练的海豹鼻子顶端的地球仪”。所以，昆丁的内心矛盾痛苦，祖父钟爱的“表”到如今已经不能代表它曾经的辉煌，仅剩的骄傲就是凯蒂作为贵族后裔的贞洁素质，这也许是康普生家族东山再起、续写辉煌的唯一砝码。昆丁作为贞洁的看护者，一直盯梢着凯蒂的行为。小时候，凯蒂在河边玩耍弄湿衣裙后脱下外衣，只穿着背心和内裤，为此，她挨了昆丁狠狠的一记耳光。这一巴掌倒不是因为弄湿衣服，而象征着伦理守卫战士给一个可能会沉沦的淑女一次有力的警醒。可是凯蒂生性顽劣、大大咧咧、爬树下水，还多次为毛莱舅舅给邻居太太传递情书，这些都为她日后的堕落埋下了伏笔。其实，就在凯蒂的事情败露之后，昆丁的潜意识中仍然不愿相信当今发生的一切，他砸碎“手表”和走路时要赶超自己的“影子”的行为都表明他希望能够停止、控制甚至超越客观意义上的时间。在赶往自杀地的途中，他遇见一个不熟识的“小妹妹”，担心她会“迷路”，坚持把她送回家。实际上，这是昆丁不能接受凯蒂堕落的事实而在现实世界中内心想象的“完型”过程；他幻想时光回转，能够把妹妹引领上正途。“小妹妹”在这里成为“凯蒂”的能指，因为“凯蒂”是康普生家重新崛起的最后一根稻草。

再次，康普生家的二儿子杰生从根本上忽略了姐姐凯蒂的亲情与贞洁。在他眼里，凯蒂只是他谋求职业发展的一颗得力“棋子”。凯蒂貌美艳丽，凭她的资质，加之贵族血统的身份完全可以嫁个乡绅富豪以帮助康普生家重振声威，这也是康普生家族用心看守贞操的深层原因。在凯蒂与富家子弟赫伯特的婚姻背后就隐藏着为杰生安排一份体面工作的条件。而婚后，当赫伯特发现凯蒂婚前怀有身孕后，不仅果断地抛弃了她，而且对杰生的许诺也随之搁浅。此时的杰生对凯蒂心生怨恨，固执地认为是凯蒂的不贞破坏了他大好的前程。在与杰生的交往中，没有家人的包容，没有亲情的洋溢，凯蒂不再 是鲜活的人物，她代表的只是杰生改变命运的现实“工具”。在赤裸裸的利益面前，凯蒂已经沦为冰冷生硬的“交往符号”，“工具性”是她的所指。当这个“工具”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时候，她就被隔离在家门之外，连探望女儿小昆丁的基本权利都给剥夺了。“天生是贱胚就永远是贱胚”是杰生的开场白，这里的“贱胚”既指凯蒂又指她的女儿小昆丁。杰生憎恨凯蒂，因而连坐到小昆丁，对她百般刁难。他不仅横亘在母女俩之间，不让她们相见，而且还想方设法利用这层阻隔从凯蒂身上敲诈金钱。他算计着给小昆丁设置种种“规范”，让她永远都听命于自己，这样凯蒂就会源源不断地奉上金钱。从这个意义上讲，“小昆丁”继凯蒂之后也沦为了杰生的“工具”，不过有别于前者，这次的“工具”直接指涉“金钱”。于杰生而言，“小昆丁”是“金钱”的能指符号，他坚信自己可以游刃有余地掌控着小昆丁、操纵全盘游戏，这样一个实利主义者的阴险计划就能够完美地运转起来。殊不知，他的逻辑判断存在漏洞，小昆丁的“听命”成了不同逻辑的交汇点。这是一个隐喻，杰生笃信自己设定的“结构”规范，认为这个计划天衣无缝、安全持久，可是他却被不服从规范并利用规范的小昆丁“欺骗”了。要注意的是，如果没有杰生对小昆丁必然会诚服于自己这个想象事实的“胸有成竹”，就不可能有小昆丁夜盗钱匣子逃跑一事发生。由此，又可以看出：作为本质意义的“金钱”是杰生与凯蒂和小昆丁之间联结的纽带；亲情化作了生硬冰冷、触目惊心的 “交易”。

四、结束语

一种话语必然隐喻一种思维。在《喧哗》中，福克纳将自身意识深处的体验融入了文本书写中，所以能够将没落贵族的内心无意识表现得如此深刻、惟妙惟肖、意义纷呈。同样，一个文本也必然体现一种结构。文本是实现这个抽象结构的一种可能，而这个结构只有在透析文本之后才能被清晰地绘制出来。当然，“找寻结构”对于分析文本是不足够的，因为表层话语中潜藏着巨大的能指含义。表层话语链是一个完整又庞大的系统，其中跳动着诸多的符号要素，对这些要素的所指含义的不断挖掘又无限地丰富了作品的含义。文章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分析了《喧哗》的结构系统，指出贵族后裔血液中冷漠高贵的集体无意识才是文本的深层结构，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话语中心人物凯蒂的符号意义，她不仅是表层文本中堕落的女性，而且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本符号。

[1]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2] 费尔迪南·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9.

[3]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李幼蒸, 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4] 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 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

A Polyphonic Elegy for the Decadent Southern Aristocracy—An Interpretation of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tructuralism and Semeiology

Ni Yu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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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Faulker, American southern writer, adopts a series of techniques and devices in his masterpieceto create a polyphonic elegy for the decadent southern aristocracy. The novel is interwoven with complicated narrative strategies, narrative discourses and textual structure; thus, it can possess high literary value. Through careful analysis and multi-angular observation, this paper applies the methods of structuralism and semiology to draw the textual structure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interpret the deep significances of characters’ discourse and linguistic signs occurring in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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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6.4

A

1009-895X(2012)04-0289-06

2012-04-23

倪玉琴(1982-)，女，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E-mail: ycniyuq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