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东南与新苗疆

文 徐新建

黔东南与新苗疆

文 徐新建

在中国境内的众多民族中，苗族以漫长迁徙著称。迁徙的原因，有灾荒、战争、以及人口压力导致的开疆拓土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根据古往今来的口传和文字记载，苗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不清的山山水水，更换过从东到西的故土家园。就像古歌唱诵的那样：“爹娘原来住哪里，爹妈原来住东方”；后来人口增长，环境变化，“雀多窝窝住不下，人多寨子容不了”，于是开始迁徙，踏上了长途爬涉的历程：“波光澈艳接蓝天，大地连水两茫茫”……

随着苗族自西向东迁徙而后又在西南诸省的接壤地扎根，自明代在贵州建省直至清朝实施“改土归流”，包括黔东南在内的这一带山区便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称谓——“苗疆”。

魏源的《圣武记》记载：在恩威并重的举措下，雍正朝“古州苗疆之荡平”成为与乾隆朝“四川大小金川之诛锄”及光绪朝“西藏瞻对之征伐”并举的朝廷大事，结果是“蛮悉改流，苗亦归化……”这是从王朝版图格局作出的横向划分。而如从族群流动的纵向历程来看，西南山地其实是苗族迁徙的又一处新驻地和新故乡。因此更准确的说法，应将这里叫做“新苗疆”。

“新苗疆”的范围不以行政区划为界，地域上广延到黔省各地的世居民族地带，族群也不限于今天被认定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而包含着有苗族在内的诸多“土著”，或古代典籍所指涉的广义“苗夷”。所以，对于意义深广的“新苗疆”而言，“黔东南”是一种地域、民族和文化的浓缩符号。也就是说，作为新苗疆的一部分，黔东南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其中值得关注的内容，我想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迁徙后的定居。若从传说中的蚩尤时代算起，苗族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但自迁徙到黔东南以后，也经过了数十个世代，跨度比美国的建国时间还长，故已被视为本地的世居民族。从这个意义说，黔东南已成为苗族的新故乡。在这里，无论是口传身载的日常习俗还是常年循环的祭祖大典，迁徙到此的苗族各支系都逐渐通过世代交替和文化传习，体现出对新地域的新认同，实现了在新苗疆的本地化和世居化。关注这一段千百年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有助于知晓苗族静动互补的文化传承，亦有助于理解华夏与其他民族的格局演变。

其次是变动中的适应。在黔东南等地定居后的苗夷诸族，在新苗疆开创出了与清水江和雷公山等本土山水紧密关联的新文化。其中，既有依山伴水的杆栏式民居，也有人天协调的稻作方式，还有吃鼓藏、赛龙舟及尊宾客、敬天地等多种多样的村寨习俗。这些定居后的族群在黔东南地区创建的文化，有的由远古延续而来，有的则为到黔东南后因地制宜的新创。通过对之考察和分析，既有利于加深对本地自然风貌及优劣利弊的认识，亦能增强对人与环境互动互补原理的探索发现。扩展开来，还有可能由此出发，进行跨族群、跨地域的生态观与发展观的总结比较。

第三个关注点在于多族群的交融。突出这点可帮助我们认识黔东南在民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与多样性。换种说法，也可叫做黔东南地域传统的本土性和混杂性。如今的黔东南在国家认定的行政层面称为苗族侗族自治州，在人口构成方面，除了苗族、侗族等世居的土著民族外，还包括自明清以来大量迁入的汉族移民，堪称多民族交融的地区。其中的文化，不但有世代沿袭的古歌传唱、亦有现代引进的厂矿工商。因此从全省乃至全国的情景看，黔东南都称得上多民族国家的地方缩影。这样，理解黔东南便能理解中国。由此推论，如按2012国发2号文件的要求，欲把贵州建成“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黔东南就是关键。

在我看来，从黔东南看新苗疆和从新苗疆看黔东南，是交叉补充的两个视角。注重前者，可认识到新苗疆在黔东南所展示的区域特色，及其与其他地方如黔南、黔西南以及湘西、川南和滇西北等的差异。而强调后者，则可深入体会黔东南文化的“苗夷”性或本土化，及其对远古“三苗”及近代“百越”等族群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总之，关注“黔东南与新苗疆”这议题，是为了提醒在日益迅猛的现代开发中，关怀本土族群的主体意义和文化传承。以人类学的用语来说，就是要加强以当地人为重的主位意识，由此而发掘黔东南独具特色的族群身份与地方知识，在制定未来蓝图的时候，既考虑国家的宏大目标，也尊重苗疆民众的切身愿望。结合如今的主流话语来讲，就是力求做到政府主导，人民主体。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李 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