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震云小说情节和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
——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

刘 妍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0)

论刘震云小说情节和语言的重复性艺术特征
——以《一句顶一万句》为例

刘 妍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0)

叙述学理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或许就是应该注重文本本身与其内涵之间的关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在情节和语言上都存在“重复”的特征：颠来倒去地复制克隆“一地鸡毛”的乡间小事；不断出现许多“一腔废话”式的不推动情节发展的絮絮叨叨的语词、句式。笔者认为这些“弯弯绕”的语言对于小说主题的表达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使中国人的孤独、现实的荒谬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扩展，也是刘氏对传统叙事手法的一种挑战。

《一句顶一万句》 ；叙述；语言艺术；重复性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分“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两个部分，讲述了杨百顺和牛爱国祖孙两代的流浪经历，并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主干，信笔由缰，枝枝蔓蔓地写出了豫晋冀陕鲁蒙乡间小民的哭笑悲喜，家长里短。在这些枝枝蔓蔓间，作家以“说不着”为中心展开全文，人们为了找一个“过心”的人、一句“真心”的话，跋山涉水、远走他乡。这个“说不着”并不是出于中国式的“含蓄”，而是“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的无限的孤独感。人们第一次读《一句顶一万句》，也许都会有些“受累”的感觉，刘震云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写得酣畅淋漓，而读者读到的有效故事情节却远远少于三十万字应该呈现的跌宕起伏。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在情节和语言上都过于繁琐累赘，如果把这些颠来倒去、盘根错节的“弯弯绕”全部砍掉，小说可以成功瘦身一大半，却丝毫不会影响故事情节的展开。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累赘”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刘震云有意为之，如果非得让小说“瘦身”的话，那么势必会大伤“元气”。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汇进了小说灵魂的核心，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作者采用的这种絮叨、琐碎的语言方式展现出了生活的荒谬和人生的悲凉。

一、情节上的重复：“一地鸡毛”式的铺排

在叙事性文体中，作为叙事重要元素的“情节”，所追求的往往是富有传奇性、神秘性的发展线索，以造成叙事跌宕起伏、高潮迭起的艺术效果。然而，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其情节要素则极具特殊性，即在小说叙事环境中，他非常注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与环境间的矛盾冲突，使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都具有一种繁复性的特点。它通常由一组或若干组具体的生活事件组成，在一条基本情节线索的统领下囊括许许多多的细节。

首先，大的叙事结构安排——《一句顶一万句》采用两段式，讲述祖孙两代人出走和回归的故事。

通观全文，读者不难发现，上下两部分的情节、祖孙两人的命运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点从小说两部分的标题“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或许就能看出一些端倪。这两个颇具戏仿性的标题和《圣经》的关系似乎并没有那么密切，但上下部“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一“出”一“回”仅有一字之差，读罢全文才发现或许这两部分也就有且仅有这一字之差了。杨百顺和牛爱国为什么要“出延津”、“回延津”呢？无非是为了一个“找”字。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两位主人公远走的轨迹：

七十年前，杨百顺(改名杨摩西、又改名吴摩西，最后改名罗长礼)和老婆吴香香“说不着”，吴香香和邻居银匠老高私奔。吴摩西本不想找，但无奈丈人丈母娘逼迫他去找，于是带着继女巧玲从延津出发去了新乡，准备来个假找。造化弄人，巧玲在新乡丢失，吴摩西便只得去开封找巧玲，这次是真找。但真找却没有找到，无奈就远去陕西咸阳。

七十年后，牛爱国和老婆庞丽娜“不过心”，庞丽娜和她姐夫跑了。牛爱国也不准备去找，是姐姐和姐夫劝他去找，牛爱国也来了个假找，从山西襄垣去了河南延津，为的却是母亲生前的一封信。一来二去，又去了咸阳找罗安江，这次却是真找。但罗安江已经去世了，最后牛爱国又准备去张家口找情人章楚红。

“说不着”——配偶私奔——不愿找——被迫找——假找——真找——找而不得——远走，这就是杨百顺、牛爱国祖孙两人共同的人生轨迹。延津——咸阳，襄垣——延津，这是祖孙俩出走与回归的路线。

第二，小的细节安排。读罢全文，我们可以看出不少情节在不同时空的不同人身上轮番上演。全文看上去就是许多情节碎片的杂糅拼接。诸多粉墨登场的龙套角色所经历的命运似乎是互相克隆的。

仅仅在第一部分“出延津记”中就有卖豆腐的、赶车的、打铁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做醋的、传教的、卖馍的、喊丧的、贩葱的、教书的、开矿的、当官的、箍桶的、卖火烧的、卖烟丝的、熬盐碱的、开染坊的、开竹业社的……父子不和、兄弟反目、师徒不睦、邻里冲突，夫妻冷漠……这些卑微的人物和琐碎的细节贯穿全文的角角落落。杨家庄老杨家的杨百业、杨百顺、杨百利兄弟有矛盾，延津老姜家的姜龙、姜虎、姜狗兄弟也不对付；朋友之间赶车的老马看不起卖豆腐的老杨，沁源县的老韩坑了襄垣县的老曹；老丁和老韩两家为了争抢一个捡来的布袋而闹翻，牛书道和冯世伦为了一个馒头分手，牛爱国和冯文修为了十斤猪肉闹掰；十三岁的杨百顺因为丢了羊而不敢回家被剃头的老裴同情，实际上是杨百顺救了老裴的大舅哥老曹，五年后，杨百顺从村外草垛里带走惧怕后娘的来喜，也是来喜无意间救了马家庄的老马一命……这种种细节的复制，无不证实了：家人、朋友，都是不可靠的，这一论断。

从两段式的叙事结构，到每一个人物的命名、出场，每段细节的铺排；从两位主人公“出走”、“回归”的历程，到他们周围亲人朋友的遭遇，刘震云将“重复”这一手法贯穿到底，一件事扯出十件事，一个人扯出百余人，然而整个叙事又显得繁而不华、杂而不乱。也正是通过这种叙述方式，作者将这个世界的浑浊、不透彻表现出来，命运的轮回、复制，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个体所感受到的生命的孤独、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二、语言上的重复：“一腔废话”式的表述

语言在小说叙事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是构成小说叙事的重要元素。曹文轩在《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中讲述了他自己创作中的一种语言激情的感受，他说：这是一种达到极致的生命状态，是一种饱和的、亢奋的情绪，同时，这是与平和相对立，与消沉、颓废相对立的一种叙事，是由积极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态度所导致的一种情感形式，展现出一种对人生“憧憬”、“理想”、“青春”、“朝气”、“忘我”、“澎湃”、“浪潮”、“燃烧”、“沉醉”等一系列相关的情感，使小说语言呈现出“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的状态，展现出一种无法估量的艺术震撼力量。[1]有人说刘震云的小说语言有种迷幻的癫狂，叙事语言繁复过剩，反逻辑的梦魇似的风格，大量同义词的堆砌和长度惊人的句子，有些甚至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将这种语言风格发挥到了“走火入魔”的状态。

首先，句式上的重复。刘震云总是时不时用类似“谁，也就是谁谁，也就是谁谁谁，也就是谁谁的谁谁……”或者“……是因为A，也不是因为A，而是因为B，也不是因为B，而是因为C”的句式。在叙述一段之后，总是习惯性地将读者的思绪往回拉一拉，仿佛生怕读者忘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

1.皮匠老吕这么做不是与卖豆腐的老杨过不去，而是与马家庄赶车的老马有过节……说是与老马有过节，俩人没打过，也没骂过，谁也没占过谁的便宜……仅仅因为，……两个人都有心眼，又谁都不服谁，便做下了对头。[2]45

2.牛爱国他妈叫曹青娥。牛爱国他妈本不该姓曹，应该姓姜；本也不应该姓姜，应该姓吴；本也不应该姓吴，应该姓杨。[2]226

笔者尝试将上述的内容用一般的叙述方式表达出来：

1.皮匠老吕这么做仅仅因为和老马都有心眼，又谁都不服谁。

2.牛爱国他妈叫曹青娥。牛爱国他妈应该姓杨。

改写之后似乎主干意思都表达清楚了，但实际上却丢失了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直接说曹青娥应该姓杨，即使了解来龙去脉的读者也会觉得这句话有些突兀，而原句里的“不该姓曹，应该姓姜”是因为曹青娥是被拐卖到曹家的，亲爹姓姜，“不该姓姜，应该姓吴”是因为他爹死了，她和继父都跟了她娘吴香香姓， “不该姓吴，应该姓杨”又是因为她和她娘不亲，和继父亲，应该跟继父姓杨。曹青娥的心还在延津，最亲的人还是杨百顺。由此可见，刘震云语言上的重复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核心词汇的高频率出现。比如，“喷空”在文中出现了61次。所谓喷空，作家解释为：“是一句延津话，就是有影的事，没影的事，一个人无意中提起一个话头，另一个人接上去，你一言我一语，把整个事情搭起来。”[2]53“喷”，抒发之义，所谓“空”，似乎含空虚之义，正合小说内涵。其实，《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何尝不是一次绝好的“喷空”试验呢？另外，“过心”出现5次，“说得着”出现33次，“合不来”出现4次……这些关乎小说主题的词汇一遍遍地重复，本身就是对主题的提示和强调。

第三，人物命名的重复。小说中人物的命名方式消解了阶级、阶层、年龄、关系，都用“老XX”、“老XX”来命名，仅上半部中作家就将常见的姓氏用了个遍。老李、老杨、老马、老曾、老裴、老詹、老姜、老秦、老汪、老段、老白、老高、老吴、老杜、老孔、老窦、老冯、老尤、老牛、老韩、老范、老熊、老廉、老蔡、老吕、老胡、老尹、老孙、老葛、老耿、老费、老万、老董、老宋、老赵、老崔……这无形中消解了每个生命个体的个性。如果还有别的方式，刘震云一定会毫不犹豫连姓都不给他们，干脆千人一名，千人一面。

最后，人物对话的“重复”特点。如：

秦曼卿……于是说“……可世上啥最毒？就是人的心。人心毒不是说它狠，是说大家遇事都不往好处想，盼着事坏。”[2]80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可以说，《一句顶一万句》里，刘震云把“重复”的语言特点在小说的角角落落发挥得很是充分。句式、词汇上的集中体现，也并非一无所用，对于叙事的合理、内涵的表达是十分有必要的。命名和人物对话中的“重复”同样别有深意，耐人寻味。

三、重复：一种认知维度的确立

(一)“功能性”的强调

“重复”作为一种叙事手法也可以称为“反复叙事”。J．希利斯·米勒将小说中出现的种种重复大致归为三类：(1)细小处的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等；(2)一部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3)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的重复。[3]7《一句顶一万句》是对刘震云作品的一种继承和发展。琐碎、重复，也是刘震云一直以来的风格，多年来，刘氏已经陷入到了这种“言语的狂欢”之中。比如“面和心不合”这个词在其小说中屡次出现；《故乡天下黄花》中，村里开会烙饼解决问题的情节多次出现；《故乡天下黄花》脱胎于《头人》……到了《一句顶一万句》，“重复”手法以一种集中“井喷”式的方式爆发。这部分主要是对前两种“重复”在文中的呈现进行探讨。

既然“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3]3那么重复必然是小说不可缺的叙事方式，在小说叙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利亚姆·里克特讲过：重复不仅仅唤起修辞的威严，而且唤起了打动人心的情绪。使读者置身于动人的能够移动的作品之中，就像聆听烈火中水的沙沙声。

他娘瞎了以后……吃上穿上，跟没瞎时一样，就是他娘说话，老李不理她。一个打铁的人家，平日吃饭也是淡饭粗茶，他娘瞎着眼喊：

“嘴里淡寡得慌，快去弄口牛肉让我嚼嚼。”

老李：

“等着吧。”

一等就没了下文。他娘：

“心里闷得慌，快去牵驴，让我去县城听个热闹。”

老李：

“等着吧。”

一等又没了下文。不是故意跟他娘制气，而是为了熬熬她这急性子。[2]4

小说在开篇讲到铁匠老李和他娘性格不合时，连续用了两个“等着吧”和一句“一等就没了下文”，让读者深切感受到儿子的敷衍、不耐烦和娘的郁闷和无奈。这应该就是所谓“唤起打动人心的情绪”吧！

第二，J．希利斯·米勒在其著作《小说与重复》中谈到重复的作用时认为，“将众多不可重现的事件的前后发展顺序依照一定的程序组织得脉络清晰可辨。在这种程序内，众多的事件发生着、被复述着，这类事件环环相扣、情节性很强的故事常能激起人们感情上强烈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读者的这些反应也可被视为小说的‘意义’。”[3]1所以，可以说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主题、场景构成的复合组织使戏剧性增色不少，一段情节重复另一段情节，一个故事重复另一个故事，意义就在重复中逐渐显现出来。

以上所讲到的意义呈现的过程是：“在一部小说中，两次或更多次提到的东西也许并不真实，但读者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假定它是有意义的。”[3]3这是因为“不同的重复形式都存在于记忆结晶物的各种形式中。在各种情形中，记忆绚烂的图案都是在对重复出现的现象感受的基础上完成的。”[3]9当小说讲到好友老丁和老韩两家为争抢一个捡来的布袋而闹翻，或许读者并不会在意，感觉平淡无奇，认为是单纯的叙事。但当这样的情节不断出现：先是，牛书道和冯世伦为了一个馒头分手；后来，牛爱国和冯文修为了十斤猪肉闹掰，“好友为了一件小事分道扬镳”这一论断就不断地在读者脑海中强化，直至读完小说，读者对于“朋友之间并不过心”这一说法已经持认同态度了。而小说的两段式结构本身从形式上有助于内涵延伸、翻倍。当刘震云将他要表达的核心概念不断重复抛出，除了构成小说较强的形式感之外，也直击读者的记忆系统。J.希利斯·米勒则认为“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3]1

重复叙事具有建构的功能。通过重复，一个故事的真理性可以被无限地扩大，不断地将意义衍生为永恒。《一句顶一万句》之中颠来倒去的“一万句”的叙述，是故事真理性不断显露和扩大的过程，使得故事具有十分强大的能量。正是如此，小说的那“一句”显得着实浓烈和沉重。

(二)“荒谬感”的展示

所谓“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的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4]24。阅读刘震云，时时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荒谬感，而这种荒谬却是通过对生活进行白描式、从容淡定的处理呈现出来的。这种反讽不单单是一种话语方式，而是弥漫在小说的角角落落的，反映作家对现实的态度。在《一句顶一万句》中，荒谬感恰恰是从重复的枝枝蔓蔓中生长出来。

一方面，《一句顶一万句》保持一贯的乡土气息，给予了底层人民一个全方位的、准确的观照。毋庸置疑，这种“一地鸡毛”、相互复制的命运才是千百年来乡村生活的真实呈现，生活中那些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将底层群众生活严重简化、遮蔽的倾向，刘震云运用“白描”的手法，将社会底层的生活现实原原本本地还原出来，从物质、语言，到精神，无关地域无关时代，这是十分难得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对文学史上“底层人群”形象的一个丰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主流文化削弱，多元共生的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整体。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遮蔽不了内心的空虚和孤寂，浮华背后只留下泡沫。这种落差借用朱自清的一句话“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都没有。”刘震云本人在谈到《一句顶一万句》时，就说：“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5]《一句顶一万句》展现的纷纷扰扰的社会中人们找不到“说得着”的伙伴，这岂不是给予读者直插心脏的伤痛。尤其是作家不动声色、波澜不惊的讲述十分值得玩味。读完整部作品，你会发现心里空落落的，之前的沉重一扫而光。在刘震云的笔下，语言不只是一种修辞方式，更是人的存在方式，刘震云煞费苦心，把自己当成了那个“孤独的模型”，把读者当成好不容易抓到的“过心”的人，一口气天南地北地说了三十万字，令人唏嘘。

一句话，“重复”就是现实。用小说中的话说“原来世上的事都绕”。

刘震云的老辣就在于让读者自己明白：无论个人抗争也好、顺从也罢，都逃不出人生的复制、命运的轮回，生命、历史冥冥中已有定数。生活是口大染缸，赤橙黄绿青蓝紫混在一起只能归于灰色，除了鸡毛蒜皮、婆婆妈妈、俗而又俗的复制的尴尬和无奈之外，一无所有。刘震云已经不再像《一地鸡毛》中写小林老婆那样——在生活的打磨下丧失锐气——来写众人，或者说他已经不再愿意写无谓的个人抗争，所有人被刘氏直接剥得赤身裸体，毫无掩盖。即使你不愿参与到这场“复制”的游戏也不得不随波逐流，这就是现实的荒谬所在。刘震云借小说中算命的瞎老贾道出了这一玄机：

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

难道作家之前码放诸多现实时的泰然自若与读者此时强烈的无奈、无助、辛酸、空虚不是一种强烈的反讽？刘震云作为这部小说的第一位隐含读者，紧紧抓住了读者此时的心理，可谓匠心独运。当生活的本真被还原，或者说生活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被呈现，读者的心理受到强烈的冲击，这构成了小说绝大部分的内在张力。

(三)“多维性”的透视

经历了从《头人》到“故乡三部曲”对故乡的还原和缅怀，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真正跳出了历史叙事的框框。虽然没有时代的划定，但却通过重复、对称、轮回实现了小说时空上的多维关照。“重复，就像重新经历一样，也是一种到达更持续、深奥和宽广的时空的方式。如果没有通过一路相随，鞭辟入里得直指你意识的最深的层次，你就不能完全理解一部作品。”[6]

首先，《一句顶一万句》的重复使作品能够成功实现“去历史化”，于是小说的意义跨越历史，纵横千年。之前的“故乡系列”，刘氏都以他擅长的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简单复制展现了历史的荒诞、虚无。《故乡天下黄花》中，争夺村长的争斗从民国延续到抗日时期、解放、文革，历经革命、抗日、分土地、成立造反团等事件，时间、人物不同，运作却如出一辙。历史内核的无限循环被表现得十分明了，而《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成功地实现了“去历史化”。

通过回避人物的阶级性、社会交往规范和传统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在大的结构和小的细节上都竭力冲淡时间的影响。后一部分的“回延津记”对于延宕时间有重要的意义，时代不同，祖孙两人的命运却惊人相似，这一大的命运轮回又将前一个部分中小的重复囊括到百年的时间中。回溯千年，试问中华民族哪个人、哪一天的生活能脱离这样的牢笼？

其次，重复式的叙述一定程度上扩宽了故事的地理空间。故事从杨家庄开始，辐射到延津县的其他村庄。在这片土地上，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纷纷粉墨登场，读者似乎可以从中看到杨家庄周边每一个人的形象，他们不像戏台上的戏子，形象各异，而是有统一的面具。一遍又一遍的重复已经将作家想要表达的信息填充得饱满甚至膨胀。随着杨百顺的出走，从延津牵扯到河南的新乡、开封等地，从河南引出了晋冀蒙陕等地……延津“千人一面”的状态不可避免地、迫不及待的扩散出来。七十年后牛爱国的回归，则是“出延津记”在地理上扩展的一个回应和完满。至此，即使作家不再将故事情节向外扩展，读者接受的信息却不可避免地向外溢出，延伸至整个国家，乃至世界。

整部小说成功贯穿了时间和空间，跨越千里，绵延千年的“孤独感”从小说中弥漫开来，赋予作品一种荡气回肠的沧桑感。

此外，《一句顶一万句》的“重复”试验成功地打通了历史与地域，展示了广阔的生活画面，使作品颇具立体效果。而这一次，刘震云采用的是平和从容的日常语言，而非《故乡相处流传》中那种“共时场语言”[8]155。相比于那种佶屈、荒诞，这种朴素制造的效果更为精妙。这里不再赘述。

(四)“挑战性”的叙述

《一句顶一万句》不断重复的语言和情节给读者一种重压，归根到底：怎一个“绕”字了得！每个情节，每件事都形成各自的一个小迷宫，不过，刘震云的高妙就在于每次把一件事绕完，他还能再绕出来进入下一个迷宫。小说中大多数配角人物只有很少的露脸机会，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些事情虽然相互缠绕，又各自为政。主干之外的这些过多的小的叙事单元当然使主干故事不再那么明晰、突出。刘震云的写法不能不说是对传统叙事方法的一种新的挑战。

尽管小说的题目“一句顶一万句”是一句彻底的宏大叙事话语背景下的口号，但是，刘震云又一次戏耍了我们。他向来习惯将一件极为庄重的事和一件猥琐戏谑的事放到一起写，如《新兵连》里军长威武检阅部队和背后玩弄女护士等等。这一次，在一个文革期间最庄重的政治化的标语下，写的却是比过去任何作品中的琐事更为卑微繁复的事情。无疑，《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而且运用了类似史诗的一种结构，但它采取的是一种仿记录、仿史传的形式。小说中相似的面孔，一样的命运已经淹没了个体的差别。刘震云的小说一向不以故事取胜，有头有尾，张弛有度的故事向来不入他的法眼。《一句顶一万句》这部小说中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中心人物，至于杨百顺、牛爱国也只不过是芸芸众生的两个代言人，或者说是命运模具下的两个平凡的木偶。他们不需要有什么特色、职责或者亮点，更无需担当什么社会、历史的重任。而故事中的事件也不是按照时间或其他线索呈线性排列，正如前文所讲，像一棵大树的许多枝枝杈杈般生长。小说的情节没有波澜壮阔的起伏，没有扣人心弦的高潮，只有平淡、沉默。当然，这一点也是作家从“故乡系列”继承而来的特色，并把它发展延伸，从历史题材引向对现实人生的阐释，并把它发挥到极致。

《一句顶一万句》固然是一项以“复制”为中心任务的工程，但是这项任务绝非像不停地盖图章那么简单。本来刘震云滔滔不绝、杂芜喧哗、戏拟拼接破碎的故事、破碎的世界就使他的语言颇具后现代的特色。这部小说采用的“喷空”手法与先锋文学不无相似，任由思绪天马行空，写就连篇累牍的梦呓之语。然而，读者不难发现，《一句顶一万句》中所构建的“迷宫”绝不是先锋小说那种有因无果或者有果无因、突然断裂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叙述方式。各个小的叙事单元相互缠绕，相互联系，相互牵扯，能进能退，把原因结果、来龙去脉交代得一清二楚，作家设置了叙事的“漩涡”，但总是给读者预留了爬出来的“逃生通道”。

三、结语

总之，刘震云此次将一直以来的“重复”的叙事风格发挥到了极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事实证明，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小说表面看来平实，实则十分精巧，内容详实，有条不紊，将平稳与跌宕融于一体，粗重和细腻互相结合。重复的语言、重复的情节自然是统一的，故事杂而不乱，别有洞天。可以说，刘震云在他狂欢式的表达下，过足了叙事的瘾。合上小说，这些枝枝叶叶不就是《一地鸡毛》中小林梦到的那一堆鸡毛和许多人的皮屑吗？这种“重复”不仅很好地展现了现实的荒诞虚无，表达了小说“孤独”的内涵，并且成功地将小说的叙事时空范围拓展，使这部作品颇具厚重感和沧桑感；同时，这也是对传统叙事方式的一次强有力的挑战和创新。刘震云就是那个坐镇中军帐的“南阳诸葛亮”，运筹帷幄，看着这些相互缠绕相互克隆的情节枝枝蔓蔓、翻来覆去、相互叠加成为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这张精彩的大网。

注释：

①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332.

②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③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④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⑤刘震云专访[J].新京报，2009-03-18.

⑥史静.重复与言说——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山花,2010(8).

⑦郭宝亮.洞察人生与历史的迷雾——刘震云的小说世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1]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刘震云.一地鸡毛[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谭军强.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6]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Joseph Prince).叙事学辞典[D].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9]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2:7.

[10]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一句顶一万句》开启的乡土叙事新面向[M].南方文坛,2009(5).

[11]陈晓明.孤独与友爱的乡村变奏曲——评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中国文艺报, 2011-09-02.

[12]李晋晖,安志烁.“拧巴”的口语——论刘震云小说的语言特色[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3).

[13]王有芳.刘震云小说的语言风格研究[J].网络出版，2011(8).

[14]贺绍俊.怀着孤独感的自我倾诉——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 2009(8).

[15]安波舜.一句胜过千年——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出版广角,2009(4).

[16]王雪伟.原来世上的事情都绕——读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理论与创作, 2009(6).

[17]周新民.《一句顶一万句》书写“说得着”的终极价值[J].文学教育, 2010(5).

[18]王军伟.成长与轮回——关于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一种主题解读》[J].平顶山学院学报, 2011(2).

[19]马云鹤.消解孤独的两种方式——浅析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J].当代文坛, 2010(6).

[20]张清华.叙述的宅门或命运的羊肠小道——简论《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 2009(8).

[21]程革.中国经验下的乡土另类叙事——评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J].文艺争鸣,2011(10).

TheRepetitiveArtisticFeaturesofPlotandLanguageofLiuZhenyun’sNovel——An Example of A Top Ten Thousand

LIU Yan

(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Shangdong Weihai 246200, China)

The biggest enlightenment of Narrative theory is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xt itself and its connotation.Both the plot and the language ofATopTenThousand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petition”:continually repeated in small things, constantly appear many expressions that have no goo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his special language express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novel’s theme, it enables the Chinese people’s loneliness, and the reality of the absurd has grown both in time and space.It is also a great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skill.

ATopTenThousand; narrative; language arts; repetitiveness

I206

A

1008-3715(2013)06-0042-06

2013-10-29

刘妍(1990—)，女，陕西咸阳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文化传播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