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基因工程药物的伦理学视角探讨

郭海涛 何光志 贵阳中医学院 贵阳 550002

·学术探讨·

基于基因工程药物的伦理学视角探讨

郭海涛 何光志 贵阳中医学院 贵阳 550002

基因工程 药物 伦理学

自1972年以来，生命科学因DNA重组技术的诞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以DNA重组技术为核心的基因工程被广泛应用到医药、农业、化工和环境等领域。基因工程技术逐步替代传统医药工业技术，使医药领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基因工程技术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潜在的危害。目前，由于人们认识水平和认知结构的局限，无法克服基因工程在应用中具有的不可控制性和不可预测性，这就使得基因工程技术不可避免地带来极大的风险。基因工程药物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中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也给社会的伦理道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使得基因工程药物处在高希望性和高风险性的矛盾之中，于是基因工程陷入了伦理学的窘境。由于基因工程技术存在安全性、公正性以及基因歧视与隐私权侵害等问题的，致使基因工程药物的开发和应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1 基因工程药物技术应用中产生的伦理问题

1975年，美国的一些生物学家认为重组DNA技术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危害。由实验室进行的基因切割、连接和修饰等工作产生的基因工程菌毒株在鉴定为无害或确定安全等级之前，都可能存在着潜在的生物安全因素。这些菌毒株或基因片段有的带有致病基因，有的带有抗药基因或其他危险基因，一旦外泄进入环境，并发生突变或与环境中的物种发生基因重组等，很可能就会造成生物灾害[1]。

DNA合成技术可用于疫苗和治疗药物的研究与开发，例如：VGX-3100试验药物是一种DNA合成的治疗性疫苗，该药物将DNA注入患者的细胞使之分泌出强化免疫系统的蛋白质来攻击人乳头瘤病毒致变的细胞。然而在实验室合成的工程微生物一旦泄漏到实验室以外，就有可能导致基因飘移和基因污染，有可能产生对人类危害极大的新物种，对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产生巨大损害[2]。如美国的“星联玉米事件”[3]、加拿大的“转基因油菜超级杂草”[4]、墨西哥的“玉米基因污染事件”[5]，这些事实证实基因污染的威胁不可忽视。

2 基因工程药物开发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

开发基因工程药物往往需要巨大投入，而效益很小，投入受益比例失衡；在大规模基因工程药物生产过程中，工程菌及其代谢产物通过接触可能使人或其他生物被感染；小规模试验的情况下原本是安全的供体、载体、受体等实验材料，在大规模生产时完全有可能对人和其它生物及其生存环境产生危害。如在AIDS药物研发中，会产生患者不知道自己在实验组还是在对照组和安慰剂使用的对照组有可能延误治疗疾病的一些伦理学问题，甚至产生对已患人群产生憎恶和排斥[6]。

3 基因工程药物应用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

3.1 药物的试验问题 作为新生药物体系的基因工程药物存在极大的潜在的风险。因此，在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要严格按照程序进行，要特别尊重受试者的权利，尤其是知情同意权。否则就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违反伦理道德的事件。例如美国公共卫生署的约翰·查尔斯·卡特勒博士主持的危地马拉梅毒试验，在危地马拉对696个梅毒病毒感染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治疗，约有1/3的感染者尚未得到有效治疗。60年后，危地马拉总统称之为“违背人性的犯罪”。

3.2 药物的使用问题 在基因工程药物使用过程中很可能在使用后产生无法预料的潜在危害。例如基因工程药物是否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未知毒素，是否会引起新的过敏反应，是否引起人体对抗生素的耐药性的增加，是否会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等等；基因工程药物价格比较高，非一般公众所能长期承受，这种医疗资源和资金不公平的分配，将加重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并增加其不稳定因素。由于受药者首先要将自己的“遗传隐私”公布于医生，人们担心由此而导致的个人信息公开化将会对自己在求职、婚姻、保险甚至人际交往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

3.3 基因工程药物的安全性问题 例如DNA疫苗使用。质粒DNA注入体内可能会产生因向体细胞基因组插入突变片段从而激活癌基因现象；可能使机体长期表达外源蛋白从而引起病理性免疫反应，也有可能会产生导致机体对该抗原的免疫耐受或麻醉；可能激发宿主体内高水平抗DNA抗体，从而诱发自身免疫应答；可能使体内合成的抗原引起不必要的生物学活性[7]。

4 基因工程药物产生的伦理学问题的应对策略

基因工程药物之所以引发伦理学问题，究其原因在于基因工程药物对人类乃至整个生物界的自然进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人类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冲击和影响使人类的“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并使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旧思维方式难以适应新出现的伦理学问题[8-10]。

4.1 深刻认识人类自身双重属性 作为高等灵长目动物的人类具有自然属性，具有“经济人”的追求个人最大物质利益的特质；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必然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在分析伦理问题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两个属性的影响。针对收入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层次不同的群体选用相应的办法。

4.2 协调人类发展的近期和长远利益关系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共同体，基因工程药物也不例外。存在有利的一面，必然存在不利的一面。2002年肆虐的“非典”如同梦魇，当时应用大剂量激素治疗，虽使生命得以延缓，但随后就出现如股骨头坏死、继发高血糖等并发症，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1]。基因工程药物不是万能的，它的出现只是对现在药学领域的补充。因此在解决问题时，尽量多方位结合，避免单独使用。在解决当下需要的同时，也要兼顾长远影响。

4.3 普及公众的安全性及生命伦理学意识 在进行基因工程药物研究和使用时，要尽可能的传达彼彻姆和查瑞斯的“四原则”学说：尊重自主原则即尊重自主的人的决策能力；不伤害原则即要求避免引起对他人伤害；行善原则即要求阻止伤害、促进利益和权衡利益与风险、代价；公正原则即要求公平地分配利益、风险与代价[12]。以及恩格尔哈特的允许原则、行善原则“二原则学说”。要让公众认识到，基因工程药物存在安全性及生命伦理学问题已是全球性的客观事实。但是，其研究与开发利用也绝不会因此而停滞。

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及其开发在给人类带来益处的同时，都不可避免带来负面影响和伦理道德问题。我们只能在各种矛盾之间寻求一种符合公众利益的动态平衡，零风险是不存在的，因噎废食、无所作为也是不可取的，努力提高生物安全性和检测管理水平才是值得推崇的。

［1］李梦南，郑广宏，王磊.重组基因的生物安全问题及其对策［J］.环境与健康杂志，2007，24（12）：1007-1010.

［2］Schmidt M.Diffusion of synthetic biology:a challenge to biosafety［J］.Syst Synth Biol，2008，2（2）：1-6.

［3］Bratspies RM.Consuming fears of corn：public health and biopharming［J］.Am J Law Med，2004，30：371-404.

［4］Orson J.Gene stacking in herbicide tolerant oilseed rape：lessons from the North American experience［J］.En Nat Res，2002，443：1-17.

［5］Dalton R.Transgenic corn found growing in Mexico［J］.Nature，2001，413：337.

［6］章大鸿.浅谈艾滋病与健康教育［J］.安徽预防医学杂志，1997，3（4）：85-86.

［7］程焉平.基因工程药物的安全性及其伦理问题［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3，16（88）：9.

［8］邱仁宗.高新生命技术的伦理学问题［J］.医学与哲学，2000，11：21-26.

［9］程焉平.人类优生的伦理学问题探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2，6：46-47.

［10］屈志勤，苏海琼.人本主义与生命伦理学［J］.医学与哲学，2000，12：39-42.

［11］王新华，何红梅.糖皮质激素在SARS治疗中利与弊的分析［J］.医学与哲学，2004，25（9）：39-40.

［12］Beauchamp TL，De Grazia D.Principle and princilism［M］//George K.Handbook of bioethics.New York: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2004：57.

2013-05-16

2011年贵州省高校人文医学研究中心项目和2010年度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联合资金（黔省专合字[2010]50号）联合资助

何光志（1977-），Tel：13809430436；E-mail：heguangzhi771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