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党团组织兵运工作之部署

谢谋程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试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党团组织兵运工作之部署

谢谋程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亦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党团组织对兵运工作进行了较为成熟的部署，这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成立、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对其部署的经验、成果进行探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陕西；党团；兵运

大革命时期，陕西党团组织在共产国际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指导下，对兵运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其活动仅有如下记载：“其他在杨虎臣[城]部下如虢镇、耀县及陕北一带的军人多接近民校，亦有与本校学生有关系者，此后若无大变动，则将来定〈有〉发展组织的可能。”[1]432而“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前，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1中共中央在经历了重大挫折之后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发人深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陕西党团组织对兵运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陕西兵运工作部署之经验

（一）坚持群众路线，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亦进行混战，士兵苦不堪言。《陕西某士兵党员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宋哲元部某团党组织情况》生动的指出了士兵支持兵运工作最初的动机——“当兵之后不独不能解决自己家庭没有饭吃的痛苦，更加军阀压迫十分难受，才想入党来发展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打倒军阀，解决自己压迫，分田地，解决家庭未有饭吃的痛苦。”[3]300因此直面士兵群众的实际困难，并予以解决至关重要。1930年4月4日，《陕西临时省委给某军支函（省字四一号军字二号）》提出，“你们要利用一切机会——开差要开差费，增加一文、两文的菜钱，每日的伙食增一两、半两的米面等迫切的口号，发动兵士的全体斗争，全体要携[挟]官长的示威，扩大我们的政治宣传，揭穿官长的黑幕，鼓励兵士的革命情绪”[4]11－12。1930年4月15日，《陕西临时省委致陕北特委函（省字五一号特字十七号）》中特别提出了具体做士兵工作的好办法“一般群众还须藉各种机会——支差、送粮秣、送饭、作小贩、作手工、看病、写信、探朋友、来做士兵工作”[4]120正是因为做好了这些以人为本的细节工作，才使得士兵认识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保护士兵弟兄和他们的贫苦的家庭的利益的，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将士兵弟兄从军阀的残酷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4]595团陕西省委则在1931年6月6日给团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组织〈上〉坚强[决]的打破狭隘的范围，走到广大群众中去，并指定各同志每周必须发展五个群众，在五个群众中，必定要有士兵和工人在一人或两人以上。”[4]440

（二）将武装革命与白军拥护红军的工作结合起来

1927年9月26日通过的《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组织工作决议案》指出，“过去我们太胆小了，太疏忽了，不敢而亦不注意在军中发展组织，今后军队中的工作应与农村一样的注意深入，健全军队中的支部，大量的吸收由农村中来的革命青年。”并提出了口号：“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5]185－186将大革命时期农村建立的群众基础转化为军事实力，至关重要。1932年1月，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该部队后来演化为红二十六军的主力。同年1月20日《陕西省委关于陕甘边境游击队指示信》中要求其应当“加紧附近白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必须马上选择本部队中勇敢积极、认识比较好的群众，派遣打入附近的军队中去，在这些军队的士兵群众中建立兄弟会、士兵委员会等组织，领导士兵的要伙食、反抗官长的日常斗争。”[3]51933年3月15日，《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特意指出，红二十六军“采取了最不容许的等待观念。认为白军工作是省委的”，提出了“瓦解敌人部队是红军最主要的任务，然而你们是放弃了。”[6]326这一指示虽带有片面性，却体现了陕西党组织对武装革命与兵运工作结合的要求。1933年4月17日，《陕西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决议》指出，“彻底转变党在士兵中的工作，加强已有的士兵支部，在红五月必须把几个中心部队，特别是‘围剿’红二十六军的部队中党的工作与组织建立起来，去领导兵士一切日常的党的斗争。组织士兵委员会，加强苏维埃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在士兵中间的发动，有计划的组织士兵哗变到红军中去。”[7]74红四方面军转战陕西后，党团组织进一步指出，“更应特别注意兵变发展的区域，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斗争，创造出地方苏维埃区域。”[8]3441933年1月3日省委全体会议通过的《陕西省委给三原中心县委信》更是指出，“经常印刷小传单小册子到兵士中间去，有组织、有计划、又准备的去组织白军民团士兵的哗变，把士兵哗变的潮流与苏维埃土地革命的潮流汇合起来。”[6]15通过兵运，广大白军士兵终于认准了方向，出现了革命潮流，即使未参加红军的白军士兵也有很多主动拥护红军。1933年11月25日，《陕西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所透露的一个细节着实令人感动，“在拥护红军的工作上也有相当成绩，那时为红军募子弹共百余粒。这里应当提到的是杨虎城的军队每个士兵平时只带二十粒子弹。所以一个士兵当交给兵委一粒子弹时候，他说我这粒子弹不是容易来的，说不定回去还要打皮鞭，但愿这子弹能送到红军中，打杀一个白军的反动军官。”[7]216

二、陕西兵运工作部署之成果

（一）发动了耀县起义为代表的一系列起义，扩大了红军力量

早在1929年6月22日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中，已经指出陕西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特别要重视“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并“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最终达到“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9]288的目的。关于起义的正当性，“当策划者或者把持着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而掌权者代表着社会腐朽的组织时，则暴乱有可能演化为正义的力量[10]”在民族危机之下，“士兵中给红军募子弹，要求开出关外打日本的呼声到处可以听见。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更推动了骑兵团兵士的动摇与革命化”[7]254。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领骑兵团进行了耀县起义。起义后贾拓夫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冲锋月”最大的胜利是“党组织了王太[泰]吉骑兵团近一千士兵的兵变，与二十六军签订反日作战协定，高树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7]152后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与红军汇合，王泰吉恢复党籍，并于陈家坡会议后担任陕甘边区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这是在杜衡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受严重破坏的严峻局势下发生的，实属难能可贵。

（二）锻炼了一批军事政治干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陕西党组织曾提出“对于反革命派领导的军队，我们可发很通俗的简单的传单，派同志进去当兵，用各种技巧或形式宣传一般兵士”。[5]274－2751927年9月27日，《陕西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军事运动决议案》强调：“过去的军运，……没有武装党员与党员军事训练的系统的具体的计划，更说不到党的军事领袖的培植。”这段话表明在实际斗争中培养进行军事工作的专门人才，是落实“党到军队中去”这一口号的关键。在省委的部署下，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奉命打入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支队内部,并于该部改编为陕西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后担任党的营委书记，从事兵运工作。兵运工作充满了危险，有些人畏惧了，正如1931年9月15日，《陕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所指出，“士兵工作在这一月来也没有很好的发展，党的基础还没有建立在真正的士兵群众身上（实际里的干部还不是真正的士兵），大部分是学生出身的，从过去认识很好的干部，不告知党，随便开跑了，故还是过于微弱。”[4]53然而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无所畏惧的，习仲勋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作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被以共产党嫌疑捕押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11]他冒着生命危险，在革命大无畏精神的指引下，利用担任二营三连特务长的机会，积极关 心士兵，启发阶级觉悟，建立支部，培养骨干，宣传抗日救亡与红军反“围剿”胜利的消息。1932年3月他领导了两当起义，虽未成功，却扩大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影响，自身也得到了锻炼。陕西兵运工作所培养的一批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干部，为后来在西北的革命根据地的创立，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陕西兵运工作部署之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胜利前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军队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理应更加重视；士兵作为军队的主要组成人员，理应得到更大关注。以史鉴今，在军队政治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是非常重要与必要的。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听党指挥、服务人民是军队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之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队作为大熔炉、大学校，将五湖四海的战士凝聚在一起，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特别是士兵的日常生活中，积极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指导广大士兵自觉学习与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其内化，并结合军队实际，提出建设性意见，有利于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下士兵的成长与成才，构建军内和谐的干群关系。

[1]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26[M].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

[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3]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1）[M].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

[4]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1931[M].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

[5]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9[M].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

[6]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3[M].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

[7]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4-1936[M].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

[8]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2）[M].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

[9]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10]胡锐军.政治冲突研究引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4(1)：79.

[11]芦狄.习仲勋：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J]同舟共进，2008（12）.

（责任编辑：徐星华）

Deployment of Soldier Movement of Shaanxi Party Organiz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 Period

XIE Mou-cheng
(Marxist College,Northwest University,Xi'an,Shanxi 710127,China)

During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also known as the period of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Shaanxi party organizations carried on the more mature deployment of soldier movement,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rthwest revolutionary base,and even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nalyzing the deployment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has certain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Second Revolutionary Civil War;Shaanxi;Party organization;soldier movement

K263

A

1008—7974(2013)04—0096—03

2013—04—07

谢谋程（1988-）陕西安康人，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