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制度变迁

段丽华，柳海民

（1.东北师范大学 教务处，吉林 长春 130024；2.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教育公平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础理念。近年来，我国教育领域中日益突出的不公平的现象已经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在近几年还有继续扩张之势，这对于中国当前及未来的教育发展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如何弱化或避免目前存在的教育公平问题，社会各界，上至国家政府，下至草根百姓，也都对教育不公平问题以高度的关注。到底产生不公平的深层次原因何在？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的关键何在？我国政府也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措施消减教育不公平现象，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教育公平研究，但是多立足于政治或经济视角进行探讨，很少关注文化这个宏大的背景，而现实显示出教育公平与经济、政治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文化发展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渐渐凸显，而在我国现实的教育公平的研究中，文化这一因素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本文立足于文化视域下探究教育公平制度变迁，以此为教育公平的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路径。

一、文化与教育公平制度

（一）文化影响教育公平制度

北欧有一句谚语——“文化为制度之母”，就是说制度的产生和被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因素。“作为文化的一个要素的教育，也只有把它放在文化的整体框架之中，才能充分认识它的含义，为此要掌握教育、教育的各种现象、教育的发展及其规律，必须考察文化”[1]。众所周知，教育包含于文化之中，文化对于教育公平制度有着深刻的、深远的影响。在现实教育实践中，假如有了教育公平制度，但是如果人人都想从制度之外获得好处，制度就很难被遵守，而且当不遵守制度形成习惯，制度的执行就会难上加难。这种从制度之外想获得好处的思想和不遵守制度的习惯即为文化的显示。

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文化的发展变革对教育公平制度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有正面推动，也有反面抑制。如我们崇尚精英文化，于是有了重点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如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和影响主导我国封建教育的“科举制度”等思想实际上阻碍我国现行教育公平制度的实施和执行；而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摩擦错位，导致教育价值的冲突危机，人们承认付出与所得对等的原则，包括个人努力和金钱付出，公平竞争与交换原则冲击原有的教育公平制度，使得教育公平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受到破坏或变得模糊。文化中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和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影响、制约着教育公平制度的选择。

（二）教育公平制度体现文化

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在其总报告《学会生存》中就强调：教育体系是每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文化与传统的最高表现。“制度体系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建立的，制度本身总是内涵着一定的文化价值体系、价值规范，是一定的价值观念、伦理精神的实体化、具体化。”[2]因此，文化实际上距离教育公平制度并不遥远，教育公平制度的建构和执行每个环节都是文化的体现。现代教育公平制度，包括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都体现着特定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并且从办学方式、教育内容以及对教育权的态度观念中都可以找到文化的力量。如教育权利平等作为最基本的民权，在各个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时期都被强调和重视；义务教育制度体现了社会文化的民主平等观念的深入发展和普及状态。因此，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时期受到重视并具体实施。

二、不同文化历史时期教育公平制度的变迁

中国文化历经千年若干王朝的变更，仍然对现今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教育公平制度未以明确的概念和形式出现在我国的社会制度之中，但是体现中华民族对教育公平追求的观点、主张和实践却时时显现在历史长河中，在文化大潮向前涌进的过程中，教育公平制度也从无到有，从单一化走向体系化。中国文化史的时期划分，综合史学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惯例，分为古代文化时期、近代文化时期和现代文化时期，每个不同的文化时期具有不同的文化特质。因此，教育公平制度在文化这个宏大的背景下也体现为不同的状态和形式。

（一）古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

原始社会时期，教育泛化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之中，没有独立的形式，为适应社会生活和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并为培养合格的氏族成员，氏族成员都接受教育训练，人人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教育公平制度是一种原始的平等。

进入了阶级社会，我国的夏、商、西周三个奴隶制王朝实施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官学教育制度形式，教育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等级制教育，教育呈现出明显的阶级性和等级性，统治阶层垄断受教育的权利，平民不能进入官学接受教育，只能在生产、生活中接受生活教育和统治者施行的教化，这种教育制度无公平可言。

春秋时期，私学兴起成为我国教育制度上第一次大变革，私学的入学以自由受教育为原则，扩大教育对象，自由办学、自由讲学、自由求学，学校向平民开放，将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促进了学术文化下移，使更多的社会下层人群能享受到教育的权利。如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主张打破贵贱、贫富、地域、种族、年龄、智愚的界限，人人可以入学受教育，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限制。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可谓是教育公平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进步。及至后来的历代王朝在儒学成为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后，受教育权利的平等的思想都一直在被遵循着。

隋唐时期出现了具有教育公平意义的科举考试制度，虽然是统治阶级选士的策略，但是其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公平和平等，如自由报考、国家设考、录取等，任何人只要进学读书，就能参加科举考试，改变政治地位，无意地奠定了人人读书、应考、做官整个过程的社会价值观的基础，具有某些朴素的教育公平观念，可谓是教育公平制度的最初模式。

清代的黄宗羲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在教育主张上提出了民主教育思想，他主张将寺观庵堂改为书院和小学，全国不论贵贱、自天子之子至庶民之子，均需入学，实现在全国城乡人人都能受教育，人人都能尽其才的理想。虽然他的思想只局限于个人办学，但是其对我国教育公平制度发展进行了思想启蒙。

（二）近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在帝国主义炮火的轰炸下开始被迫向世界敞开，外国的入侵，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中国历史进入近代发展时期。中国近代文化随着西学渐入，冲击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体系，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资本主义入侵、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改革、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变革最频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我们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来了解我国近代教育公平制度的变迁。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大量涌入，西方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进行侵略，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一些传教士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教育学校，虽然这些学校是用基督教和西方自然科学来进行教育，以达到从思想上同化中国人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女子教育，在办学之初就开办了女学，为我国的男女教育平等开了先河。

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高峰，不但对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进行了批判和摧毁，也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太平天国运动领导人洪秀全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平均思想和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并将其体现在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妇女等政策的各个方面。在教育方面，太平天国就实行了一种政治、宗教、教育三者合而为一的平等社会教育制度：重视儿童教育，主张男女平等，废除了科举考试对门第、出身的限制，开创了不分贫富、贵贱、男女平等的普遍的教育。虽然太平天国运动的最终失败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制度和封建文化，但是其教育改革和实践为我国开创公平的教育起了先驱实践的作用，引发人们思想和文化上的变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等对外战争的失败，使统治阶级开始反思，于是洋务运动应时产生，向西方学习技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潮产生，求强求富的改良意识开始明显，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下，一些代表人物一致强调教育的作用和地位，在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的学校制度的同时，发展女子教育，提出普及教育的主张。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构建了一个“无邦国，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极富创造性地设想了大同社会的教育，儿童的教育完全由社会承担；他还对男女不平等受教育权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其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倡导男女教育平等。另一位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也倡导男女受教育权的平等，并创办了国人自办的正规女子学校。在西方近代教育观念的引入下，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并依照西方近代三级教育模式建立了规范全国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设置了与近代教育相匹配的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使得新式学堂的数量迅速增加，使普及教育的思想开始了初步实施。

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的思想迅速传播，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新的文化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传统的封建君主制已经被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代替。中华民国成立，奠定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政治基础，为与民主共和相适应，在文化教育政策上进行相应的改革。孙中山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建议普设教育，使国人不分贵贱皆能受教育，使人能尽其才。在1912年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在《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的致辞中，孙中山指出：“凡在自治区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权利。”另在《民主主义与社会革命》的演讲中指出：“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至二十岁为之，视为中国国民之一种权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期，将教育权利平等的民间主张写进了官方的法律条文，如1912年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将“初等小学四年定为义务教育”，“也可以男女同校，另专为女子设女子中学校”。孙中山先生一生坚持“平人类不平等”的革命信念，从教育平等的观念出发，竭力主张效法西欧，实施普及性的、平等的学校教育。1917年，第三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请促进义务教育案》，次年10月提出《推行义务教育案》，要求政府实施义务教育，各地中小学迅速发展。中华民国时期，教育公平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出现，初具制度模型，如《中华民国教育宗旨》（1929年）及《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年）明确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男女教育机会一律平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5年）、《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则更全面地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受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3]。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恢复封建君主制，中国出现了历史倒退、文化倒退，但是时代潮流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批积极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开始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五四”时期新旧文化激烈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反传统的运动，它给中国带来了民主和科学。与文化变革相适应，中国的教育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开始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的多元文化，教育权利平等的思想主张在这一时期成为人们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教育平民化、个性化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的主要特征。平民教育的代表人物陶行知提出了“学校即社会”的主张，旨在扩大教育的范围、对象和学习的内容，让人民大众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陶行知后期将他的平民教育由乡村教育发展到了普及教育，定位于为大众服务，把教育平等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成为我国教育公平制度探求路上的一大进步。同时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的1922年“新学制”的七项标准就包括“发扬平民教育精神”和“使教育易于普及”，并在“新学制”中规定“初级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

中国共产党在成长时期，也对教育公平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1922年党的“二大”的《大会宣言》提出了两条教育纲领：“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在党领导下的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根据这个《决议案》开展了一些特殊的教育运动，如普及义务教育运动、免除学费运动、在教会学校内平等待遇运动、男女平等运动等一系列为劳动群众争取平等受教育机会的运动。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宣告：“工农劳苦群众，不论男子和女子，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教育上完全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党的教育政策是要使工农劳动人民子弟受到免费教育，学校大门向劳动人民敞开。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政策更加旗帜鲜明地要求贯彻“在抗日和团结的条件下，主张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性别，都有受教育机会平等的权利和义务。”[4]当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文化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后，文化不再为少数统治阶级所垄断，而是成为人民所享有的精神财富。在这些教育政策和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人教育和农民教育等。

（三）现代文化时期的教育公平制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解放，同时亦带来了文化教育上的翻身和解放。文化事业从为统治阶级服务转向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国家在帮助广大翻身工农获得受教育权利和机会方面做了巨大的努力，把实现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增加劳动人民子弟入学机会作为主要任务，并以各种形式确保全体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为保证公民教育权利平等和入学机会均等的贯彻落实，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如教育向“工农开门”、实行普及义务教育、免收学费等。1951年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新学制，标志着我国学校教育制度的基本确立。教育公平制度被明确，如新学制实行单轨制，保证了劳动人民及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重视工农教育，同时为成人接受再教育而设立的训练班、实习班。

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条件和自身经验的限制，新中国的文化也出现了一些错误和不足，如在“大跃进”时期降低了教育的质量。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我国的文化处在一种专制之下，政治对教育的干预过大，随着政治动荡，出现了文化观念上错乱，全面否定中国的儒家文化，拒绝接受一切西方现代文化。过分以政治出身来限制教育权利和机会，一大批人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处在低谷时期，各项教育公平制度均处于停滞或倒退状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除了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之外，在文化领域也逐步消解“文化大革命”的极端走向，提倡解放思想，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涌入中国，在教育上接受了西方的民主、科学及开放的文化模式。基本的教育公平制度开始建立，如恢复高考制度、颁布义务教育法及实施细则，我国政府也在教育公平制度方面进行不懈的实践：把每一位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写入宪法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中；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从教育公平的观念出发，拓宽办学思路，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如取消重点中学的初中部，免试就近入学，保证我国人民享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除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外，还为实现高等教育机会的均等提供了多种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进入多元的文化历史时期，虽然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但是多元选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人文精神对教育公平制度的影响日益增强，教育公平制度体现了社会对人权、人性的尊重与关怀，受教育权利平等已经被视为最基本的人权。教育公平制度除了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西方文明的影响，我国教育公平制度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考试制度依旧是我国教育公平制度的主导制度；受西方人权和个性教育的影响，我们在考试过程中又有许多相应的非考试政策；而在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官本位导致教育腐败现象的出现，使教育公平制度执行不力，如义务教育的“就近入学”原则，受到权利和金钱的破坏，不能有效执行；虽然国家已经明文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但实际上却是名无实存，在以分数择校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权择校、以钱择校，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高等教育收费制的实施，与其相配套的资助体系和政策还不完备，导致社会底层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受到冲击。这就要求教育应做到尽可能的公平，改革旧有的教育公平制度或构建新的教育公平制度必须考虑根植于社会的文化因素，否则教育公平制度将难以执行或有效运行。

[1]鲁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26.

[2]吴向东.制度与人的全面发展[J].哲学研究.2004（8）：78-83.

[3]宋恩荣，张威.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46-47，64，69.

[4]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讲座提纲（草案）[M]／／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册.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