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对民族传统的现代观照——再读《小鲍庄》

王银龙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小鲍庄》中人物形象众多，他们的真实、深刻和迥异个性交织成的人物组图，是小说成功的关键。王安忆正是借助这些复杂的群像构筑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存状态。群像间的复杂关系和同类群像所表现的复杂性从不同侧面烘托了作者对以小鲍庄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心理的审视与思考，这体现出寻根作家对文化意识的一种自觉追求。依着这种自觉意识，王安忆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对照中，探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支柱。

本文意欲从小说中突出的人物关系出发，在深刻把握各人物形象的具体内涵后，对鲍秉德、拾来、小翠子所属的三组“三角关系”进行横向、纵向间比较并作整体思考，试图揭示下面几个问题：（1）小鲍庄人深受仁义道德的迫害，禁锢和麻痹了思想观念，成为文化传统中假仁义的牺牲品；（2）外乡人拾来和小翠子分别代表不同程度的现代文明，他们的个性和勇气打破了小鲍庄的规范，引起人们对古老民族沉重的思考；（3）小翠子受新时期社会观念的冲击，完全对立于守旧、愚昧的假仁义，具有独立的女性话语权，通过努力完成个性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她也是作者的一种心理暗示，与传统鲍庄人形成强烈对比，以否定他们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模式。

一、鲍秉德与疯妻、麻脸媳妇

鲍秉德属于小鲍庄现有鲍姓人口中辈分最大的成员，他灵魂深处严守着祖先的遗训：一定不能不仁不义。现实生活中，秉字辈的他也这样践行着仁义道德，像圣旨一样。如有人劝他把疯妻离了，再娶一个，他一口回绝：“我不能这么不仁不义。一日夫妻百日恩，到这份儿上了，我不能不仁不义。”他说不出太多的道理，只是口口声声的“不能不仁不义”。但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淤积着无言的痛苦。妻子生了五胎，胎胎都是死的，这种伤痛和打击他无处哭诉，所以他只能选择郁郁寡欢、默默哭泣。现实生活把他压抑了太久太久，但他不选择主动做出改变，而是默默承受着一切煎熬，有着鲍庄人特有的麻木、愚昧。他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上天，他相信苍天有眼，但他又害怕命运。作为老一辈的鲍庄人，鲍秉德感到自身境遇的尴尬，在选择对疯妻仁义的同时，他却无法延续自己的后代，这一现状真正让他痛不欲生。《孟子·离娄上》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古老民族的传统心理逼迫着鲍秉德对疯妻大打出手，这是出于他对断子绝孙的恐惧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2］在根深蒂固的传统文明的淹没下，鲍秉德代表了小鲍庄人的麻木和人性压抑，无一例外地成了仁义道德的牺牲品。他的妻子因不能生育觉得愧对于他，认为自己的存在阻挡了鲍秉德香火的继承。于是，在洪水来临之时，她毅然选择离他而去，自沉山洪。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受害于传统的宗法制思想，但她真诚地相信自己的离世会给鲍秉德带来幸福。疯妻的行为使人震撼，但震撼之余，我们能更清醒地认识到，生命和命运要用双手把握，对于幸福，要有追求的胆量和勇气。作者由此嘲讽了小鲍庄陈腐、保守一代的麻木不仁和安于现状。

疯妻死后，庄里有人给鲍秉德做媒——十里铺的麻脸大闺女，说娶就娶了过来，虽然疯妻才死了不过三个月，但大伙儿都谅解。麻脸新媳妇的到来让鲍秉德感觉到了真正的希望，幸福也随之而来了。而且是在仁义的伦理规范下，因为他的结婚得到了“大伙儿的谅解”，所以他心安理得，之前“仁义”的标准也随着鲍庄人看法、态度的改变而改变了。结婚后，对着体贴的麻脸媳妇，鲍秉德有说不完的话，连自己都觉着烦人了。崭新的生活和新媳妇使得鲍秉德重新“活”了过来，连觉都睡得踏实。这一前一后的强烈对比，我们能从中感受到鲍庄农民的自我压抑有多深，而一旦解脱出来又获得怎样的新生！［3］自此，鲍秉德从传统文明中获得了解放，他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至少敢于向往幸福生活了。

鲍秉德这一鲍庄的典型人物，背后隐藏着王安忆太多的情感，同情、怜悯、嘲讽无处不在。诸如鲍秉德之类的鲍氏宗族，受制于小鲍庄地域的狭仄、文化的封闭、经济的落后，特别是观念的陈旧，正常的人性被吞噬，心理变得异常扭曲。事实上，正是他们筑成的小鲍庄在戕害着他们自己。众所周知，鲍庄恪守的“仁义”是儒家文化的经典，这一观念渗透在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如政治、文化、伦理纲常等，几千年来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而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鲍庄人仍坚持祖先的那套“仁义道德”，结果却以牺牲尊严和幸福为代价，委屈地活在一种扭曲的世界里。这一深刻而可悲的现象实际是对传统“仁义”的一种嘲讽，我们是要提倡仁义，但要提倡真仁义，而不是假仁义。［1］

二、拾来与大姑、二婶

拾来来自冯庄，对于鲍庄人而言，他是一个外乡人。作者对于这样一个外乡人，着墨很多。小说开始，拾来只与大姑接近。再后来，生理和心理都成年的他反倒与大姑疏远得厉害，一切都变得微妙。大姑的呵护与关爱让他觉得尴尬，心里莫名其妙地烦。其实是拾来隐秘的性心理在起作用。［3］他对性的初识和无意体验以及对大姑的防范和无理取闹，都反映出他骨子里有种亲母的性意识。出于伦理道德规范的制约，拾来选择离开冯庄，离开大姑。这一隐秘性心理为拾来离开家乡来到鲍庄提供了条件，从此拾来与鲍庄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亲母的性意识也跟着一起带到了鲍庄，这在与二婶的关系中体现地更为明显。

拾来从小没爹没娘没人疼爱，只大姑一人带着，小时候心里就渴望亲情的呵护。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便渴望一份近似于母爱般呵护的爱情，用这份爱情来弥补幼年时所缺失的亲情，所以他选择了年龄大他很多的二婶。但鲍庄人不能容忍他的这种打破规范的行为，特别是二婶已死去的男人——鲍彦川的那些本家兄弟。鲍庄人一直讲究个仁义，而寡妇二婶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无法原谅，因为“仁义”之下的寡妇要洁身自爱，所以鲍彦山无须动员，就能呼啦啦拉来一伙子人围攻拾来。拾来被毒打之后，对爱情追求变得犹豫了，他觉得自身力量太单薄，无法抵抗鲍庄人的“仁义”规范。但他也没有完全放弃，试图找村长求助，结果无济于事。最终，乡里的法律条文让拾来有了底气。婚姻法规定：寡妇再嫁是合法的，男方到女方入赘也是合法的。一方面可以看出，新时期的现代文明战胜了鲍庄人的野蛮与陈旧观念，作者从侧面对鲍彦山这一彦字辈的鲍庄人进行了极大讽刺，正是他们这一辈人在全面践行着小鲍庄的“假仁义”，虚伪地活着。另一方面，取得合法身份的拾来难免叫鲍庄人瞧不起，因为是倒插门，连三岁小孩都敢在他头上动土。这表明，新社会的新思想、新观念不可能很快改变鲍庄人深厚的愚昧观念，他们用无数人的生命和个性压抑筑起的“仁义道德”很难被推翻，只有等人用宝贵的生命赎罪，他们才可能从愚钝中惊醒。而在他们惊醒之前，拾来只能在鲍庄与外界社会形成的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中挣扎，不时遭受着“仁义”的迫害。

拾来这一形象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独特的身份和特殊的经历让他对母爱产生了一种渴望，但这是他作为正常人的心理需求，也是由于他有着健全的心智和对自我需要的追求，所以他选择了二婶，他满足于这份爱情。但鲍庄的传统观念几乎导致了拾来的悲剧，毕竟个体单薄的生命力量无法抵抗封建宗法制农村的野蛮与陈腐。这时，拾来矛盾了，他对爱情和幸福失去了勇气和信心；不知所措之时，他求助于同样受制于“仁义道德”规范的村长，显示出他对封建强大势力的示弱和恐惧。他既是勇敢的，又是怯懦的，是明智的，又是愚钝的。从拾来的种种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从古老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过渡。她双脚始终站立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大地上，而眼睛却仔细地关注着古老的中华文明。［4］处于新社会时期的小鲍庄坚固地维系着传统，自满自足，生活在以仁义为核心的群体意识的制约下，他们有着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结构。这一心理结构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形成于儒道并存的封建社会。如此鲍庄就被一种扭曲而又偏狭的传统文化气息而笼罩。［5］而拾来的出现，冲击了鲍庄的古老文明和文化心理状态，虽然单薄的力量无法替代野蛮和陈旧，但现代文明强迫着小鲍庄被动开明，突变在远离都市文明的小鲍庄似乎不可能，但会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一闭塞状态。小鲍庄人的传统心理和观念必定会在长时间内向现代文明妥协。

三、小翠子与文化子、建设子

如果说，拾来让鲍庄人被动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社会些许规范的话，那么，小翠子则是现代文明对小鲍庄闭塞、愚昧、落后状态的巨大冲击。作为童养媳被收养的小翠子，按照鲍庄“仁义”的规范，结果必定成为这一民族传统的牺牲品，何谈对自由和自我的追求？鉴于鲍彦山妻子对自己的收养之情，小翠子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尽全力帮着鲍家人，受了委屈也只是咽在自己的肚子里。感恩归感恩，她认识到自己应该为鲍彦山家多做事情，但精神层面上她有个性和自由，这一想法在鲍彦山妻子要给她和建设子准备圆房的时候起了挽救作用。小翠子听到圆房的消息后，抱着树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嚷：“我才十六岁，我才十六岁！”这句简单的哭喊，喊出了她内心向往的自由和对封建仁义道德的反抗。她对个性自由的坚决终于让鲍彦山的妻子做出了让步，小翠子取得了首次胜利。随着日子的消逝，小翠子发现自己喜欢的是鲍家的老二——文化子。为了能追求到自己的幸福，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鲍庄，不是逃避和割舍同文化子的恋情，而是等待时机以便更好地实现自我。

小翠子是一个使人心生敬畏的典型。她是一个外乡人，完全不受小鲍庄“仁义道德”、宗族法制的支配，内心深处闪着人性的光辉。同时，作为宗法制农村社会的童养媳，她仍然表现出对不合法婚姻抗拒的巨大勇气。也许，每个童养媳都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念头，但终于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胆量跨出旧道德、旧制度的规范，这一点从小鲍庄的小媳妇们满脸的泪痕上可以看出。小翠子的伟大就在于能当着鲍庄村民的面抗拒这不合法的婚姻，以至不惜离家出走在外打短工，也不愿放弃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一层面，小翠子战胜了整个鲍庄对人性的吞噬和扭曲，她是第一人。［4］小翠子对童养媳身份的反抗，表现作者对小鲍庄旧有观念的讽刺和蔑视，小说着力刻画的“仁义”在小翠身上没有起到任何丝毫的负面影响。看似“仁义”叛逆者的小翠子其实和捞渣一样仁义，因为她知恩图报，更明白仁义之举并不是要牺牲自我去接受一辈子的不幸。小翠子表面上看上去自私而不仁义，但她的逃离解救了三个人的不幸，她自己、建设子、文化子，最终使三个人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她才是真正仁义的人。

作为一个外乡人，小翠子表现出比拾来更深的寓意，其中还带有作者内心的一些暗示。从对待鲍庄“仁义道德”这一点来看，同为外乡人，小翠子的表现就远比拾来坚决地多，而且显示出巨大的勇气，毫无恐惧与犹豫。她为自己的幸福敢于抛开一切，甚至生命，不屈从于痛苦和不幸。在身为鲍家童养媳期间，她主动请求文化子给她讲学校里学的知识，渴求对科学文化的了解，更渴望自己也能像文化子一样坐在教室里学习，但现实只能让这一切成为她脑海里的幻想。在离家出走期间，她打短工挣钱养活自己，知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完全是有着现代社会新观念的人。从性别上看，我们从小翠子身上可以洞察王安忆内心的某种暗示。作为一位处于封建传统思想包围下的女性，小翠子依然追求个性，向往恋爱自由，希望生活在现代文明里，其实，她自己就代表着现代文明。更为严肃的是，王安忆把小翠子刻画成了一个能够通过劳动以养活自己的女性，这一动机超越了那个时代，女性在取得金钱上的独立之后，就完全取得了话语权，因为物质基础决定着精神追求。小翠子这一形象在当今社会里，依然有着深刻的感召力和震撼力。她使得人们在思考小鲍庄这个古老的宗法制农村社会的同时，也时刻审视着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这是王安忆的成功之处。小翠子喊出了中国女性内心的个性解放、恋爱自由、话语独立，她们与男性们平起平坐，有着同样的权利。

如果抛开一切，只从《小鲍庄》里刻画的众多人物来看，小翠子可与鲍庄里仁字辈的人物划分为一类，例如鲍仁文、鲍仁平（捞渣）、文化子等。他们都是在新时期出生或成长起来的鲍庄人，多少会受到社会新思想的影响，骨子里自然而然不会像祖辈、父辈们那样顽固保守。他们或在新时代的感召下，或在学校教育的启蒙中，形成了崭新的世界观，特别是与传统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新的价值观念。他们注重个性自由、自我解放，更懂得通过努力去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现实生活中，小鲍庄传统、迂腐的思想充其量制约着他们那些在父辈们看来过于“激进”的行为，但他们的新思想绝不妥协于封建宗族制度。正是生活在鲍庄里的这样一群新生代，最终必定催使小鲍庄坚固“仁义”体系的瓦解和古老民族共同心理结构的崩溃。那时的小鲍庄就不是王安忆笔下的小鲍庄了，这其中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更要对古老的中华民族作沉重的思考。［6］

总 结

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是《小鲍庄》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完全受古老民族“仁义”规范压抑的鲍秉德，挣扎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倒插门女婿拾来以及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新女性小翠子，这些形象的塑造凸显了王安忆内心的复杂情感和对新旧文明的思考。作者对笔下的人物并非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有同情、有讽刺、有冷漠、有关怀……对于鲍秉德这样一个鲍庄的秉字辈成员，作者讽刺他固守“仁义”的准则，过着麻木、健忘、个性泯灭的生活。更深刻的是，作者洞察到鲍庄彦字辈和秉字辈的其他成员同样像鲍秉德这样扭曲地活着，他们是一群被贫瘠的土地束缚住视野、被艰辛的耕作压弯了腰的麻木的农民。在坚韧的后面是愚昧，在默默劳动的背后是无所欲、无所求。正是彦字辈、秉字辈及之前无数的祖辈、父辈，固守着愚昧的土地和自认为很高明的“仁义道德”，使小鲍庄沉浸在扭曲而又偏狭的传统文化中几千年之久，几乎被这个世界所抛弃。但讽刺、鞭笞之余，作者也流露出对中国这些落后、苦难农民的同情和怜悯，通过刻画农民的忍耐力、寡欲、个性压抑、麻木等，表现出藏而不露的深厚的人道精神［3］，这就是小说最后，鲍秉德过上了幸福生活，小鲍庄发生巨大改变的原因所在。［7］

整部小说中，拾来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幸福和母爱般的爱情，身为外乡人，他敬重鲍庄人的仁义，但实际上，他身上就有着与鲍庄假仁义相对的真正仁义。最后，拾来正是因为自己的仁义之举（打捞捞渣的尸体）而真正获得了鲍庄人的尊重，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作者侧重于赞美拾来对自我价值和幸福生活的追求及表现出来的仁义，但也揭示了他在追求过程中面对毒打、挫折后所表现出的怯懦和犹豫，甚至想要放弃的念头。他惧怕鲍庄强大的集体观念所形成的内聚力，所以向宗法制农村社会的“仁义”规范示弱，以致自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在个性压抑、没有尊严和话语权的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缝隙中。通过拾来，王安忆试图证明：鲍庄一直坚守的仁义传统竟给外乡人带来了沉重的迫害，这一反面案例极大讽刺了古老传统文明的虚伪及对人身体和精神的伤害，给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们带来无限思索。

小翠子是小说中最能代表现代文明的人物，她与鲍秉德、拾来这两个人物有着巨大差别。横向上看，在爱情方面，鲍秉德完全承受着畸形爱情所带来的痛苦和压抑，他没有追求幸福的勇气，从没想过为了自身幸福而冲破传统束缚，人生完全处于一种愚昧状态。拾来敢于追求爱情，也努力为之奋斗，但还是会感到礼教和仁义的压力和威慑，其行为值得肯定但不够彻底。小翠子则完全不受古老文化传统的制约和束缚，［2］她鼓动文化子冲破礼教的束缚，敢于同阻碍自己追求爱情的力量进行反抗，毫不畏惧，她的人生观、爱情观属于现代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小翠子有着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望，能够理性认识到自身不足，试图通过学习得以弥补，这种精神也体现出她是现代文明的代表。纵向上看，鲍秉德是鲍庄老一辈恪守虚伪“仁义”规范的代表，生活扭曲、麻木。拾来属于小说中中年人的行列，敢于追求真实的人生和母爱般的爱情，懂得为之奋斗，比老一辈鲍庄人开明很多，但对顽固的封建礼教和民族传统感到恐慌和畏惧，以致生活在缝隙之中。小翠子代表着现代文明社会的新生代，她不顾礼教和规范的制约，并做好了与之斗争的准备，为了个性和自由，敢于牺牲一切。透过三组人物关系，我们清晰地看到由鲍秉德所属的传统文明到拾来所挣扎的传统与现代文明，再到小翠子所体现的现代文明之间的过渡，作者的这些有意安排正体现了她对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沉思。而小翠子所代表的现代新观念必定会取代鲍秉德所属的陈旧、愚昧文化，小鲍庄的假仁义规范会随着社会新思想的冲击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像小翠子、文化子、鲍仁文这样受现代文明熏陶的年轻一代，必定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王安忆对一个古老村庄古老家族进行的这番现代文明或现代意识的观照和透视［8］，是《小鲍庄》一直能引起读者无尽思索的魅力所在。

为什么《小鲍庄》能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进行如此深入的剖析以致在当时的文坛取得巨大反响，这要归结于王安忆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及她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分析。《小鲍庄》的写作时间是在作者赴美访问之后。首次美国之旅给王安忆带来了极大感触，为善于思考和捕捉事物的她提供了一幅全新的眼光，“美国的一切都与中国人不一样，再回头看看中国，我们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9］这一崭新眼光，由中西文化撞击而产生，西方文化中对自由的崇尚、欲望的肯定以及个人价值的尊敬，刺激和鞭策了王安忆的心灵。在感受到崇高的同时，一种沉重的历史沧桑感也缠绕着她。她站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审视世界，觉得务必要探究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和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正如她所愿，《小鲍庄》使她有幸步入80年代中期涌现出的“寻根小说家”之列，并开掘了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民族文化积淀和共同心理特征。这正是她超越同时代其他寻根文学家的独特之处，体现出她更为深刻的民族思考和深入的社会洞察力以及作为文学家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

［1］宋菊梅.《小鲍庄》与寻根文学［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1）.

［2］刘小平.仁义·现代性·欲望——重读王安忆《小鲍庄》［J］.江淮论坛，2003（2）.

［3］吴亮.《小鲍庄》的形式与涵义——答友人问［J］.文艺研究，1985（6）.

［4］晓华，汪政.《小鲍庄》的艺术世界［J］.当代文坛，1985（12）.

［5］畅广元.《小鲍庄》心理谈［J］.当代作家评论，1986（1）.

［6］许莉.死亡哲学：重返《小鲍庄》［J］.小说评论，1996（4）.

［7］陈思和.对古老民族的严肃思考——谈《小鲍庄》［J］.文学自由谈，1986（2）.

［8］李劼.是临摹，也是开拓——《你别无选择》和《小鲍庄》之我见［J］.当代作家评论，1986（1）.

［9］王安忆.《小鲍庄》·文学虚构·都市风格［J］.语文导报，198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