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故事新编》的“牺牲”主题

范阳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在现代作家中，鲁迅对“牺牲”的话题有着高度敏感和深切体认。本文所指的“牺牲”不仅指先觉者为大众、为爱人做出的物质上、肉体的牺牲，同时也涵盖其精神上的牺牲与付出。鲁迅对“牺牲”的思考并非隔岸观火式的冷眼旁观，而是包含了其切身体验，因此经常指涉其本人。他多次在书信、杂文中表达过“自我牺牲”的意愿，如“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1］、“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2］等，展露出他将自身定位为“牺牲者”的意味，因而可以说“牺牲”意识是鲁迅思想中一个较为重要的方面。他认为“牺牲”这一行为模式，是处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先觉者所特有的、蕴含其本体特征的选择。先觉者作为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群体，他们与大众在知识背景、思想指向上的错位使他们的启蒙、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有牺牲的意味与因素，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他对于先觉者这一特殊群体的角色、义务和命运的深刻思考与体认。

同时，他还把对“牺牲”的思考带入小说创作中，塑造了许多牺牲者的形象，如《呐喊》中为大众而牺牲的夏瑜，《彷徨》中为亲人、爱人而付出精神牺牲的吕纬甫、魏连殳等等。因而，对其小说中“牺牲者”形象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把握鲁迅对这一主题的思考。与《呐喊》《彷徨》以现实题材为作品背景不同，《故事新编》选取的是神话传说、历史上的人物，却有明显的现实指涉意味。其中《补天》《奔月》《理水》《非攻》在表现牺牲者的境遇上显示出递进、延续的关系。

由于《故事新编》中的小说写作时间相隔较长，且《补天》一文原本是作为《呐喊》中的一篇，后因特殊的原因而最终收入《故事新编》，这就使《故事新编》在创作主题内蕴的前后连续性上较弱，成为一个特殊的文本。有论者曾将其中的小说分为三个时期、主题分为四类［3］。但透过各个文本创作基点上的差距及其所折射的作者创作心态的变化，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其中具有延续性的主题，即作者通过对古代神话、历史人物的重新塑造与“加工”来表达他对于牺牲者命运的思考、体认:即牺牲者的被背弃、被包围。

在《故事新编》中，作者着力塑造了理想中的“民族的脊梁”式的甘于奉献、牺牲的神话人物、英雄形象，他们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与牺牲精神，是作者试图从古代思想资源中找到“真的人”的努力与尝试，有论者指出:“鲁迅在赋予女娲以具有充沛生命力的‘爱的女神’性格之后，接着又在‘女娲补天’的神话基础上，赋予女娲以‘奋斗者’和‘孤立战斗的战士’的性格。……这里被描写的，是一种不追求全面，不拘泥于原理和教条，更不去高谈阔论，而首先从现实需要出发，从牺牲自己开始的态度;是一种即使不被别人理解，甚至遭受迫害也不馁不怒，竭尽全力去完成使命的奋斗者和战士的形象”，女娲有如下特征:“本源的生命力及由此而生发的创造性、天真无邪的豁达、现实的行动力、不畏艰苦的强烈意志力、劳动精神和牺牲精神”［4］，而这些也恰可用来概括羿、墨子与禹。他们身上有着精神上的相似性与延续性，且表现得更为明显与完整，“女娲形象中的两个最基本的原型要素——强盛与慈爱，在禹墨形象中得到切实而淋漓的展开”，作者塑造这类形象的目的“不是专为一个学派做思想宣传的，而是在追忆和梳理中国文化中被沉埋压抑的一个精神谱系，是重新界定民族‘固有之血脉’”［5］。但《故事新编》的复杂和丰富之处在于，它并非一味刻画英雄的光辉与伟大，恰恰相反——作品褪去了神话人物、英雄身上所披挂的光环、荣耀，将他们的行为、举止放在一个完全世俗化的真实社会场景中，让这些为大众做出牺牲的牺牲者与大众同在一个舞台上演出，从而把他们在处于大众包围之下所遭遇的境况描画出来。有论者注意到:《故事新编》在人物形象、场景设定上都表现出越来越为浓重的现实化倾向:“从所写的主人公来说，经历了由神话到传说中浪漫英雄，再到历史中有非凡能力的人的演变过程。《补天》中，女娲有神的身体、神的超凡能力;到《奔月》和《铸剑》，主人公变为传说中的浪漫英雄;而《非攻》和《理水》，主人公更具有现实中的人的特点，但仍然具有某些英雄素质，即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但已不是超常的本领，而是其性格和行为的某些非凡之处”，而且“从《故事新编》的描写情景来看，又经历了由神的世界到传说中的世界，再到人的世界的演进过程”［6］41。鲁迅在作品中加入了大量现代词汇及现代场景、人物，他自称为“油滑”，并认为这“是创作的大敌”，但《故事新编》中的小说并没有脱掉“油滑”的影响，反而或多或少都含有“油滑”之处。历来的研究者关于《故事新编》是否可称为历史小说、“油滑”的创作风格是否有积极意义争议颇多，却似乎忽视了一点:即鲁迅恰恰是通过加入各种“油滑”的成分来实现对历史、神话的“袪魅”，并因其中所包含的现代场景使文本的隐喻性、讽刺性增强，从而形成了丰厚的内蕴及独特的美学风格。并且，正是由于这一喜剧因素的加入，使原本庄严、神圣的创世、牺牲行为的意义被消解。

在《补天》中，女娲造人本是一种源自于无聊的非自觉行为，但造出的第一个人带给她的快乐使她自觉地继续做下去，“以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继续着伊的事业，呼吸吹嘘着，汗混和着……”。从这种创世行为中，女娲得到了一种创造的快乐，而补天行为也是她付出巨大辛苦的牺牲行为。作者在描写这一场景时，着力表现的是其意境的宏伟与场面的壮观，“庄严神圣的环境，伟丽的身影，创造的激情及悲壮的牺牲，构成了一曲崇高的颂歌。……风格上，作品犹如它的主人公女娲，给人的总印象:精力弥满，色彩鲜明，气韵盎然”［7］。

但她的牺牲及创造的快乐却完全被消解掉了。女娲的创造活动本是一个宏伟、壮阔的图景，但她创造出的却是异化的小人，场景、过程的神圣与创造物的委琐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本身即是对其牺牲的一种解构，也是对女娲的一种背弃。有论者指出:“鲁迅把小说题目定为‘补天’，说明这篇作品的中心意象并不在‘人的创造’，也不在‘末人’的异化，而在创世者的创世行为本身不可避免的异化。”她造出的小人“渐渐的走得远，说得多了，伊也渐渐的懂不得，只觉得耳朵边满是嘈杂的嚷，嚷得颇有些头昏”;及至后来，小人们的“怪模怪样”更是令她感到“诧异而且害怕”。小人们的行为举止将女娲所创造的世界完全异化，不仅背离了她的初衷，而且消解了她由创造所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女娲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的异化仿佛就是作为创造者的英雄的不可逃避的宿命。女娲的悲剧传达出英雄的普遍命运，即英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此外，作品还表达了牺牲者的孤独感。女娲创造小人本是为了消除无聊、孤独，然而这些小人却做些求仙、打仗等事情，满嘴文言话语，包围在女娲的身边，这无疑增加了她的无聊感、孤独感。创造者的牺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反而使其遭遇到不被理解的尴尬。女娲与小人在形象和生命力上的巨大差距使得她的创造行为的意义落空。

在结尾处，在女娲身体上扎寨的行为更是对牺牲者的牺牲意义的反讽，并将牺牲者死后无可逃脱的命运揭示出来。女娲未能逃出“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的命运［8］。“创造者的生命终于牺牲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之中，连其死尸也被不肖子孙彻底践踏，宏伟、庄严的生命创造，却创造出一个异化的世界。”［9］107有论者进一步指出:“富于牺牲精神的创世者的创造，似乎本身就是一种荒谬。”［10］

在《奔月》中，曾经射杀猛兽、为民众做出牺牲的英雄羿陷入了非英雄的现实生活世界。他仍有着如以前一样的强盛生命力，但他所面对的猎物早已不是如封豕、长蛇之类的巨兽，而只是麻雀、乌鸦一类的小动物，“满眼是胡蜂，粉蝶，蚂蚁，蚱蜢，那里有一点禽兽的踪迹”。巨兽的消失意味着羿已经失去了对手，失去了赖以确证自己英雄、牺牲者身份的对象。他屋里“墙上挂着的彤弓，彤矢，卢弓，卢矢，弩机，长剑，短剑”意味着它们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他生活在一个不需要英雄的时代，一个英雄无法发挥作用的时代。他每天所能做的、所关心的只是基本的吃饭、生存问题。为了围绕在他周围的妻子嫦娥等家人，他不得不使用射术来获取食物，这本身就是对英雄、牺牲者陷入庸常世界的一个反讽。但即使如此，羿仍然收获甚微，嫦娥已经厌倦于“乌鸦的炸酱面”，这意味着平常世俗生活也无法得到满足与保障。羿只有在回忆中才能找到自我的确证，牺牲与付出已经成为与现实完全隔膜、脱节的过往。

同时，羿也遭遇到了被背弃的困境，其牺牲成为别人用来获得名利的工具。他的弟子逢蒙背叛了他，并将射杀巨兽的功劳占为己有，以至于老太婆反而认为羿是个骗子。在这里，牺牲者的牺牲不但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和理解，反而被否定，落入了尴尬与滑稽的境地，这正是牺牲者的悲剧之所在。逢蒙不仅背叛了他，还要来加害于他，这更不能不引起牺牲者的愤怒。以往的论者都注意到鲁迅在写这篇作品时与高长虹发生矛盾，而将这一情节的设定归之于对现实的影射，但其实鲁迅通过它也表达了对牺牲者命运的思考。有论者指出:“如果将这个关系结构仅仅读解为鲁迅对高长虹的讽刺，那么，也就犯了读小说的大忌。……这也显然是一个蕴涵着鲁迅生存哲学的文本，羿与逢蒙的关系结构是英雄生存的另一种境遇”，“问题不在于逢蒙是否射死了羿，而主要在于学生逢蒙射杀羿这件事本身，让羿感到了做师傅的无奈，也感到了学生的无聊。……羿在对付逢蒙时的潇洒，也透露出他的绝望，那是一种看透人生和人的本质后的绝望，也是心灵的无奈”［11］。而最让羿心寒的则是嫦娥最终也背弃了他，这使他彻底陷入孤立的境地。亲、友的种种背弃行为最终引起了他的复仇，但他的射月也以失败告终。有论者认为:“《奔月》的中心意象是‘后羿射箭’，作者通过这一中心意象写出英雄的困境，……‘射箭’这一意象既是对英雄末路的反讽，又是象征着英雄的精神力量。”［12］总之，《奔月》表现的是牺牲者在一个不需要英雄的平庸时代的境遇，现实生活世界与他所能发挥作用的世界是完全隔绝的。牺牲与英雄的荣耀都已成为往昔的回忆，亲、友的背叛使他的牺牲行为无法被认同，他陷入了无法找回英雄、牺牲者身份无法确证的困境。

如果说《补天》《奔月》主要表现的是牺牲者陷入被背弃、被包围的困境中无法自拔的话，那么在《非攻》《理水》中，鲁迅则塑造了两个力图从中挣脱出来的形象。我们注意到:墨子已不再纠缠于弟子的不理解和背弃行为，对公孙高的言论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怒，对弟子曹公子鼓吹“民气说”的言论采取了不理睬的态度，他始终处于“走”的状态中。禹面对学者、官员等人的流言、诽谤也表现出坚定、果决的态度，他的手下也“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这都说明了牺牲者已经从与友、与敌的对立及情感牵绊中得到解脱，不再计较周围人对自己是否理解，只是用不断的前进(“走”)与“做”来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业。有论者指出:“同鲁迅的其他小说相比，《理水》《非攻》无意展示主人公的个人生活悲欢，着意刻画他们对社会的贡献。”［13］鲁迅曾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9］589从他描写墨子、禹的笔调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两个人身上所表现出的埋头苦干精神深表认同，这也是他找到的摆脱女娲、羿所处困境的办法、方式。遗弃了一切情感纠葛意味着可以从苦闷的心境中得以解脱，全心为自己的事业而努力前行，尽管冒着自己的牺牲被曲解、被“戏剧化”的可能性，也矢志不移。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不仅有女娲的奉献精神、创造精神，也有羿身上所体现出的强大精神力量以及坚强的意志、决心，这些都推动着他们从困境中突围，但这种突围最后仍是以失败而告终。墨子、禹始终处于孤立的状态，墨子的弟子也无法理解他，因而在劝楚国放弃攻打宋国的路上只有墨子孤独的身影。在他为宋国做出贡献、牺牲后仍然没有任何的荣耀与光环，还是一个人在走，在宋国又被“募去了破包袱”，避雨也被巡兵赶走。英雄的牺牲在这里遭遇到的仍是庸常世界的不理解和隔膜。“在这里，构成文本荒诞情绪的是，人与其生活的割裂，行动者与环境的分离。……没有什么比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却沦落为陌生人更让人感到孤独、痛苦和荒诞了。”［12］40－41鲁迅如此安排情节的心理动因在于:“在敌手那里，猛人墨子对答如流，应付自如，但一返回宋国，陷入宋国庸人的重重围困之中也只能一筹莫展了。从这里，鲁迅有意无意地在心灵深处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是猛人又怎么样，是中国的脊梁又怎么样，是不是都难逃被无聊庸人们围困的悲剧。”［14］似乎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在《理水》中，鲁迅并没有让禹一开始就登场，而是让学者的“考据”、各种流言充斥着作品。禹成为一个被叙说、“被描写”的对象，人们可以凭借各种各样的流言、传闻乃至自己的想象对他进行“妖魔化”、夸张化的形象扭曲与嘲讽，甚至可以将他“非人化”:说他是一条虫。对于禹理水的过程，作者同样也进行了“虚化”的描写，被置于作品“前台”的始终是各色人物的各种“表演”。也正是在这一篇小说中，“聪明人”这一形象以群体的形式出现，不断发表关于禹的各种言说。在结尾处，禹治水的事迹也终于难逃被“戏剧化”的境地，“正是在‘万人传颂’中，夏禹治水的真实奋斗，被故事化了，成为供人观赏的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而在‘万头攒动’之间，夏禹本人也被‘俳优’化，以高明的(或拙劣的)‘表演’供众人观赏”［15］，牺牲者至此也没有摆脱悲剧命运。

［1］ 鲁迅．鲁迅全集(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35．

［2］ 鲁迅．鲁迅全集(1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3．

［3］ (日)伊藤虎丸．《〈故事新编〉之哲学》序［J］．庄玮，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5):42－49．

［4］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M］．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1，146．

［5］ 廖诗忠．回归经典:鲁迅与先秦文化的深层关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29．

［6］ 陈改玲．《故事新编》的总体构思和多层面阅读——北京大学现代文学研究生讨论课摘要［J］．鲁迅研究月刊，1991(9):40－47．

［7］ 皇甫积庆．历史创作中的变异与持恒——《故事新编》创作心理解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5(2):33－41．

［8］ 鲁迅．鲁迅全集(6)［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8．

［9］ 余志平，吕浩．《补天》新论［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105－108．

［10］ 陈方竞．论《故事新编》的深层意蕴［J］．文艺研究，1993(1):65－73．

［11］ 周海波．英雄的无奈与无奈的英雄——关于《奔月》与《铸剑》的重新阅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8(12):34－39．

［12］ 郑家建．历史向自由的诗意敞开:《故事新编》诗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57．

［13］ 李怡．不堪重负的脊梁——鲁迅小说《理水》、《非攻》重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1(8):34 －36．

［14］ 李怡．鲁迅人生体验中的《故事新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3):235 －252．

［15］ 钱理群．走进当代的鲁迅［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