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欧”文价值认识比较论

刘美玉

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是中国古代散文代表唐宋八大家中的领袖人物，“韩欧”是唐宋散文、正统散文、文以明道、古代成熟散文的标志。历史上对“韩欧”文价值的比较认识存在差异，值得注意，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归纳探讨。

一、韩高欧低

(一)韩文更为醇正

韩愈自认为是儒家道统传人，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他以文章传六经古道的意识很坚决。正如清人韩菼《有怀堂诗文稿卷三·明八家文选序》所言：“道之传，备于六经，文章莫大乎是……董子……韩子……曾子……他若柳、欧、苏、王诸家，文辞非不烂焉，可观而衷之于道未可以为然也。夫三子者之于道勤矣，而文亦至矣。”[1]173董仲舒、韩愈、曾巩三子被认为是弘扬六经最勤最正，文达极至的典范。韩愈的醇正在唐宋八家文比较中更见鲜明，如宋人李塗所说：“退之虽时有讥讽，然大体醇正，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慨，子瞻兼愤激感慨而发之以谐谑。读柳、欧、苏文，方知韩文不可及。”“……惟退之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尝造妖捏怪，此其所以不可及。”[2]子厚愤激、永叔感慨、子瞻谐谑中包裹着的仍是愤激感慨，退之最是醇正，他是当时社会正能量的代言人，以文传道最为中正不二，这一点欧阳修公也有所不及，清人孙星衍《洪筠轩文钞序》分析道：“八家中韩退之学识最高，无背圣哲之论……欧阳永叔不惑二氏之学，持论甚正，然濮议不合于经……”[3]，欧文兼容杂家，醇正自然不及韩文。

(二)韩文个性更为鲜明

文学艺术根源于独创，以个性突出为佳。宋人谢枋得《上范司谏书》说得精彩：“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沈声，不如韩文公之怪怪奇奇，可喜可愕，学韩不成，亦不庸腐，学欧不成，必无精彩。”[4]韩愈个性单纯，喜忧分明，学者以之为榜样，可发掘自身个性，容易学成；欧阳修兼容并包，韬光养晦，他集各家之长，圆融不显，学者如果不具有相应胸怀、学识，只能学些零碎皮毛，最终只是四不像，没有个性，自然毫无精彩。

(三)韩文思想更为犀利深刻

清人李光地这样说：“欧、苏之文，何尝不好。然见解不甚透，自是本领差，说事说理皆不透。韩、柳便透，……韩就理论之，更明而尽。”[5]个性鲜明的韩愈，更长于没有太多顾忌地表达思想，这种思想的犀利深刻特点，也是唐朝的时代特征，因为这个时代富于昂扬自信，文人表达思想没有太多顾忌，韩、柳说理透彻，便是自然；相比之下，宋朝则柔弱，文人较圆融，不敢也不好说得太露太深，自然说事说理不甚透，所以这并非完全是文人自身本领决定的事。

(四)韩文更富气势和变化

韩文的影响力，历史上有很高的评价，如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所记：“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6]苏轼将杜甫诗、韩愈文、颜真卿书法相提并论，称赞为各领域集大成、领军者，皆以力度著称。韩文的力度气势，清人刘熙载《艺概》赞叹道：“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掩蔽，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7]61在柔弱虚肿的六朝文风下，韩愈以内在的雄壮气势和外在变化多端的文风，与时代合力，领起一代文章，这种精彩是宋朝欧文远不及的地方，它根源于唐朝的大时代、也根源于韩愈醇正的个性，根源深厚，大气不拘，无心之变，神理气味，自然流露，根深而叶茂，所以难超越。对此各时代贤达有不同角度的分析，如宋朱熹说“韩千变万化无心变，欧有心变。”[8]明人顾大韶《复友人书》言：“窃谓文至于秦汉止矣，韩、柳之于秦汉，精粗兼举者也，欧、苏、曾、王。得其精而遗其粗者也。然其粗既遗，则其精者亦不全矣。何者？辞太清而气渐薄也……”[9]清人郑燮《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言：“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左》、《史》、《庄》、《骚》、杜诗、韩文是也。……欧公正当处，然亦有浅易之病。……欧公简炼处，然《五代史》亦有太简之病。”[10]无心有心、精者粗者、沉着浅易，优劣可见。综上所述，韩文更加以内容取胜，更醇正、有个性、有思想、有气势、富于变化，其语言形式表现则更朴素简要。

(五)韩文更为辞达简要

明人杨慎《辞尚体要》言：“《书》曰：辞尚体要。子曰：辞达而已矣。……吾观在昔文弊于宋，奏疏至万余言，同列书生，尚厌观之。……予语古今文章，宋之欧、苏、曾、王，皆有此病，视韩、柳远不及矣；韩、柳视班、马，又不及；班、马比三《传》，又不及；三《传》比《春秋》，又不及。”[11]清人姚范亦言：“汉体自是高似唐体，唐体自是高似宋体，昌黎无论，……欧公情韵或过之，而文体高古莫及。”[12]文体的高古，文辞的简要，自汉之后逐渐递减，唐高于宋，韩文高于欧文。

二、欧高韩低

欧文有一种特别的情韵，即“六一风神”，是韩文所没有的。明人茅坤《欧阳文忠公文钞引》言：“西京以来，独称太史公，……累数百年而得韩昌黎，然彼固别开门户也。又三百年而得欧阳子，……序记书论，虽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态横生，别为韵折，令人读之一唱三叹，余音不绝。予所以独爱其文，妄谓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其《八大家文钞论例》这样描绘欧文的风采：“遒丽逸宕，若携美人宴游东山，而风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欧阳子之文也。”[13]韩文美在雄壮有力，欧文则柔美飘逸，其中蕴含丰富情感，以情感人，含蓄有味。欧阳修作为宋代文人的代表和领袖，其文章风格和当时的时代风格是合拍的。

(一)欧文备众体，开创四六文

在韩柳第一次古文运动基础上，欧阳修发起了第二次古文运动，一方面在内容上继承文以明道的精神，另一方面在文体、文辞等艺术形式上更为成熟，超过前代。宋人吴充《欧阳文忠公文集附录卷一·欧阳公行状》云：“盖公之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未能过。”[1]14确是如此，在欧阳文忠公笔下，各种文体皆已具备，且运用自如，臻于完善。文章写作技艺达于纯熟之极，出现了一种以四六句式为主，极讲究形式美的特殊骈体文，欧阳修开始以这种形式进行创作，之后发展壮大，所以宋人陈善《以文体为诗四六》云：“以文体为四六，自欧阳公始。”[14]当时代人即承认并推崇欧阳修开创四六文的独特地位。

(二)欧文平易,更注重文句锤炼

宋人罗大经曰：“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此又韩、柳所无也。”[15]清人王应奎《与次山书》亦曰：“弇州谓欧、苏之文其流也畏难而好易，此语诚然。盖二公以清圆转折为工，而古人炼字炼句之法至此尽矣。”[16]在继承韩柳文朴素文风的基础上，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文人更是把文章写得平易自然，艺术技巧上精益求精，注重文句锤炼，文风更加趋于成熟，超过前代。

三、“韩欧”各具特色

(一)韩文雄，欧文逸

对此文坛多有共识。如宋人李如篪《欧文》曰：“欧阳永叔之文，纯雅婉熟，使人读之舋舋不倦。然比之韩柳所作，深雄遒劲不及也。虽各自有体，然亦伤助语太多。”[17]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曰：“文贵品藻，无品藻便不成文字。……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欧阳子逸而未雄，昌黎雄处多，逸处少。”[18]韩文雄壮富阳刚美，欧文秀逸富优雅美，各有千秋，不可替代。清人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目录叙说》分析其中原因：“韩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入，故其言峻而能达，……欧阳永叔自儒家、杂家、词赋家入，故其言详雅有度。”[19]这是从思想根源角度的挖掘，韩愈思想醇正入世，多儒、法、名家思想，养得一股浩然正气，文章写来雄壮有力；欧阳修同样入世，但已圆融得多，兼容儒、杂、词赋家思想，少了几分冲撞，多的是一份优雅，文章写来优雅飘逸。清人刘熙载《文概》进一步指出其渊源及效果：“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7]39古人长于继承，韩文的雄、欧文的逸，追寻文章源头，则在太史公，由于自身性情和时代机缘，各有所得。两种文章风格美表现各异，清人魏禧《八大家文钞选序》指出两人文章开头即表现出来的不同：“韩文入手多特起，故雄奇有力，欧文入手多配说，故委迤不穷。”[20]明人王文禄说来更形象和全面：“欧阳肉多而骨少。”[21]欧文肉多丰满，韩文骨感有力，各具特色。

(二)韩欧擅长文体各不相同

清人刘大櫆总结道：“欧之所长者三：曰序、曰记、曰志铭。韩则皆在所长，而鹿门必欲其似史迁，何其执耶？此韩之所以作毛颖传也。”[22]清人范泰恒《书苏东坡文选本》曰：“八家之文，叙事议论兼长者，昌黎也，欧公则叙事长议论短，韩昌黎约六经之旨而成文，高处尤在诸碑志，出入典诰，庄古无伦，欧公学其议论，不学其序事，实不能学也。”[23]韩愈长于议论，欧阳修擅长叙事，各有文体佳作。

四、“韩欧”否定论

历史上对唐宋八家、对“韩欧”，在共识外，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有表示疑问的，如清人魏禧《八大家文钞选序》云：“韩、欧阳诸名文，亦往往有所疵议……吾闻《史记》太史公未成之书，使太史公而在，当必更有改定，安见韩、苏诸公于其文，遂谓一成不可易也。”[24]有肯定韩欧文章技法，但指出其繁杂弊端的，如清人王夫之言：“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八大家文钞》而后无文。立此法者，自谓善诱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荆棘，正在于此。”[25]有肯定韩欧文章技法成熟，而否定其内容的，如明人焦竑《与友人论文》云：“唐、宋以来，如韩、欧、曾之于法至矣，而中靡独见，是非议论，或依傍前人。”[26]有完全否定者，典型如明代屠隆、祝允明。屠隆《由拳集卷二十三》言：“文至于昌黎氏大坏”，对韩文从形式到内容进行了全面否定，“今读其文，仅能催骈俪为散文耳”，“其气弱，其格卑，其情缓，其法疏”，“卑者单弱而不振，高者诘屈而聱牙，多者装缀而繁芜，寡者率略而简易”，“尚焉取风骨格力于其间哉”，“厥后欧、苏、曾、王之文，大都出于韩子，读之可一气尽也，而玩之则使人意消”，屠隆全盘否定八家古文，说他们是“徒傍人藩篱，拾人咳唾”，告戒“诸君子其无为韩、欧寝处哉”[1]137。祝允明《罪知录》则视韩欧八家“步步皆就绳检，心病其拘，而莫之屑”。[27]

世事变迁发展，文章必然也无停止的道理，从这种事理上说，“韩欧”文必非完美无缺。由于“韩欧”文长期作为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模范读本，其不足必然逐渐显露出来，清人邓绎《乐记篇》深刻认识到这一点：“韩欧之学可以为勤，识可以为倬，文章可以为伟丽，而不能当命世之目。盖犹累于科举习俗，而好为无用之文章，不惟去子思、孟子其远而已，以视荀、扬雄之博观湛思，而力取其大者远者，皆若有所不及。”[28]“韩欧”源于六经，源正而流长，过程中只有不断接纳各种水流，才能成其广大，若一旦艺术技巧脱离现实内容，纯粹成为学习对象时，就会有形式主义的趋向，这是应当避免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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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清)魏 禧．魏叔子文集·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5] (清)王夫之．薑斋诗话笺注·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6] (明)焦 竑．澹园集·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7] (清)林 纾．畏庐三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28] (清)邓 绎．云山读书记[M]．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