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元璋的教育思想

吴 潇

朱元璋在取得政权后，非常重视教育工作。他认为，满足民众的衣食在于加强农业生产，丰富精神生活懂得做人道理在于兴办教育。[1]他把衣食和教化作为治理国家两项最为紧迫的任务，可见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他的教育思想内涵丰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尊崇儒学

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占主导地位，明代也是如此。朱元璋曾规定：国家招考官员，应以儒学为宗。

(一)倡导儒学

朱元璋为了树立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在立国之初就重用一批儒家学者，如宋濂、刘基、王祎、许存仁等，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或参与礼乐制度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朱元璋曾问宋濂，作为帝王应以什么为要？宋濂答道，应以《大学衍义》为要。朱元璋对此极为重视，命宋濂向文武大臣解读此书。朱元璋把儒家伦理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思想基础，始终坚持以三纲五常治理天下。他认为，敬重君主要忠心耿耿，治国要先治家，子女要孝敬父母。他尤为重视忠孝之道，把敬天、忠君、孝亲作为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并命大学士吴沉等人以此为基础，编印了《精诚录》，作为官员和民众学习的教材。朱元璋规定必须以《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这为普通民众谋求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尊重儒士

朱元璋在得天下之前格外尊重和礼遇儒生。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攻滁州，经定远，闻冯国用和冯国胜弟兄有才且精通兵法，便任用为幕府参谋，委以重用。朱元璋对儒士提出的意见也非常看重，在攻下徽州后，当地儒士朱升提出口号“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2]288，不仅指明了朱元璋遭张士诚、陈有谅夹击生存的条件，也明示了巩固后方、储备粮食、争取时间的战略步骤。正因如此，儒士秦从龙被聘来，朱元璋亲自出城迎接，并同他共商时政，向他请教治国之策。

(三)探究儒学

布衣出身的朱元璋，还注重儒家学说的研究。他留心儒经，命刘基等人对儒学经典加以解释，使之为大众所接受。他在读《孟子》时遇到问题，便向许存仁求教，“孟子何说为要？”存仁答曰：孟子提倡行王道、施仁政、薄赋税，此乃治国之要也。元璋闻之而叹道：孟子所说极有道理，如果君主遵循孟子所提倡的治国思想，天下岂不太平。[3]如此注重学习儒家思想，对朱元璋的政治思想及其治国之策显然起着重要作用。

(四)格守儒学

朱元璋要求人们格守儒学，以儒学作为做人做事的准则，不允许离经叛道、标新立异。他告诫生徒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学习研究儒家经典上，放到研讨八股文章上，不准对政治提出批评意见。朱元璋的这些规定，其目的就是要以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来规范人们的言行，维护其政治统治。

(五)实践儒学

朱元璋不仅重视儒家思想理论，而且将儒家所倡导的“安民”“恤民”思想应用到实践中。他深知民心向背与国家政权的关系，要求恢复农业生产，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他要求官员要关心民众利益，做到清正廉洁。并且，他将“恤民”与“事天”相提并论，他说：“天以子民之任于君，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2]272作为封建统治者，朱元璋有这样的爱民思想和境界实为可贵。

二、重教兴学

朱元璋深知教育对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他把兴学校与恢复经济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他认为，学校是培养人才之地，所以，要传授礼乐、教人遵从儒学，这样才能培养大批贤人君子。

(一)兴办学校

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各地要选拔优秀学生进入国子学学习，以此造就大批人才。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下诏各地要兴办学校。他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4]他大力倡导各地办学，要讲授儒学，使人明教化、懂事理，以教育推动经济的发展。据统计，洪武四年(1371年)，学校在校学生有2728人。洪武十四年(1381年)，又进一步扩大国子学的规模，在京都鸡鸣山南改建国子学，后改为国子监。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各地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二)实施科举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即下诏：自今年八月开始，特设立科举考试，凡是天下有识之士均可报考。[5]256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为增加考试的科学性、规范性，朱元璋要求科举考试要定期举行，每三年举行一次。在考试程序上，自下而上由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组成。这些规定，比以往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都更趋规范。明代科举考试录取的标准主要是看考生阐述经义的八股文章。《成化二十年会试录》彭华序云：“至于三年一大比，自乡举升于礼部，礼部举而进于大廷，惟经术焉。”[5]145八股文的好处是使科举考试规范化、标准化，其弊端是束缚人们的思想，扼杀人们的聪明才智，使许多读书人只顾读经书，钻研八股，不讲实际学问。考中做官后，他们大都成为皇帝的忠实奴仆。

(三)严格学规

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加强学校的管理，是办好教育的关键所在。明代的国子监或府州县学，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学校的设置、学生的选拔和考核、教师的设置与职责、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对学生的考核，采取二次考试：一是岁试，二是科试。岁试分六等评定学生的优劣，科试主要是选拔参加乡试的生员。教学内容规定为“四书”“五经”。国子监分六堂组织学生学习。六堂即：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学习采取积分制。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保证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重视师资

师资是教育的重要保证，为了提高师资地位，朱元璋规定地方的府学教授、州学学正为九品官。选派国子生到各府州充实教师队伍，从事教学工作。此外，还从会试下第举人中选择举人担任教师，从而保证了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明初各府州县教官达4200余人[6]，学校教育呈现勃兴之势。

三、重视人才

朱元璋虽说是农民出身，但他重才、识才、爱才。他说：“贤才，国之宝也，贤才不举不足为治。”[7]朱元璋这一思想，源于他对形势的正确把握。明王朝建立之初，经济萧条，百废待举，所以，朱元璋意识到必须依靠人才，才能重振经济，发展教育和社会事业，巩固国家政权。

(一)举贤任才

事业的兴旺发达关键在人才，朱元璋对这一问题有独到的见解。他认识到事业的成功，仅仅依靠农民阶级是不够的，必须取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因为他们饱读经书，身怀治国良策，对辅佐他开创基业意义重大。因此，朱元璋一反历代统治者乱世尚武、治世修文的治国常规，十分重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向他们学习治国安邦的经验。朱元璋一再申明，凡是有助我成就事业者，不论是谁，我都加以重用，并以礼相待。他听说刘基、章溢、宋濂、叶琛四人颇具才能，多次派人登门礼请。遭拒后，仍不甘心。在朱元璋再三邀请下，四人终于答应出山，帮朱元璋辅佐天下。

为了进一步争取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建国之初，朱元璋就推行荐举制。1368年，他颁布招贤令，希望一切有识之士，参与国家事务，共同治理国家。在朱元璋荐贤政策和精神的感召下，大批贤士能人进入各级政府机构，既满足了国家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又扩大了阶级统治基础。

(二)知人善任

爱才就要用好人才，人才如果使用不当，不仅造成人才的浪费，而且也影响人才积极性的发挥。朱元璋告诫众位大臣：人才每个时代都有，我并非担心世上无才，而是担心用人不当，使得人才得不到合理使用。为此，朱元璋倡导要量才用人，唯才是举。朱元璋认为人才不是全才，有所长也有所短，关键是要用其所长，弃其所短。他说，用才就如同木工用木一样，在木工眼里，长短曲直之木，各有其用，用人也是这个道理。人之才能有大小之分，贵在使能力与职位相称，使他们都能充分发挥作用，他指出，若用人能做到量能授官，则天下没有不可用之才。人才不是全才，不可求全责备，如果求全责备，则会扼杀人才。朱元璋在用才上坚持量能授权的原则，使人才各得其宜。

(三)毋拘间疏

在封建社会，裙带关系盛行，朱元璋对此颇为不满。他指出，国家选人用人，应坚持唯才是举，不问亲疏，只要是人才，就要大胆使用，避免人才浪费。在毋拘间疏政策指导下，朱元璋任用了长期与其敌对的陈友谅、方国珍、张士诚等人的部将。对于有才能，并愿意为新朝效力者，朱元璋一律委以重用。这一做法赢得了人心，使大批贤才竭力报效国家。朱元璋在用人上，敢于不问亲疏，只问能力，这既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又为他成就事业赢得了大批贤才，这对于一个封建社会的君主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四)赏罚公平

领导者处理与下属的关系，应坚持公平原则。只有做到公平，才能充分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主动性。朱元璋对政绩突出的儒士，都给予褒奖。如对国子祭酒宋讷，因办学有功，朱元璋亲自制词褒美。对触犯法规的人，给予严惩，决不迁就。如附马欧阳伦私自贩卖茶叶出境，朱元璋不顾他人劝阻，赐其自缢。

[参 考 文 献]

[1] 钱伯城.全明文：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340.

[2] (明)廖道南. 殿阁词林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 (明)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96.

[4] 钱伯城.全明文：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37.

[5] (美)崔瑞德.剑桥中国明代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 马雪芹.大河安澜：潘季驯传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320.

[7] (清)夏 燮.明通鉴：50卷[M].南京：江苏书局，1958：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