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段玉裁的文字学与经学

2013-04-11 09:31王健
绥化学院学报 2013年9期
关键词:孔颖达黄鸟段玉裁

王健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28)

清代学术以考据学见长,为人所熟知。梁启超总结道:“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从考证学衍生而来”[1](P2)。乾嘉时期正是清代学术之巅峰时期,涌现了众多知名学者,如戴震、惠栋等,梁启超称其为“全盛运动”,并“名之曰正统派”。他分析正统派的特点之一,就是“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1](P4)。而段玉裁正是这一高峰时期的代表人物。他学识渊博,著述甚丰,治学严谨,为一代学林之典范,学术成就影响深远。

段玉裁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这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他的《说文解字注》,而后人研究段玉裁学术的重点,也多在该书上。但是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段玉裁对经学也用力甚深。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简要分析段玉裁的文字学与经学的关系,希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阐发段玉裁的学术造诣。

一、段玉裁的文字学对经学的影响

段玉裁作为清代儒学大师,和众多学者一样奉六经为神明。他说道:“六经,犹日月星辰也。无日月星辰则无寒暑昏明,无六经则无人道”[2](P1)。可见他对经学的重视。在经学上,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有《古文尚书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经韵楼集》等著作,但这与他文字学的成就《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相比,成果并不显著。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其师戴震的指导有很大关系。清代小学盛行,“在经学范围之内,顾炎武首言‘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此后经学研究大体即循此程序进展,文字、音韵之学终由附庸而蔚为大国”[3](P5)。戴震同样注重文字、训诂之学,他常常提出训诂、文字,乃是通向经学的必经之路,他说道“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4](P369),章学诚记载戴震的一段话中说道:“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壬正月”[5](P224),这些可见戴震对文字学、训诂学的重视。他给段玉裁写信时曾说道:“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4](P531)。戴震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段玉裁,为段氏日后的学术道路指引了方向。

因此,段玉裁穷尽一生成就《说文解字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经学作的解读。而他在文字学上的突出造诣,也为他解经提供了良好的帮助。

(一)通过文字学校勘经文

校勘学对儒家经典的作用重大,甚至有人提出“书非校不能读也”的观念。段玉裁极为重视校勘,清阮元编写的《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的序言,就是由段氏所写,由此可见段玉裁在校勘上的成就是得到学者认可的。他在文中说到:“抑校雠经、注之书,亦犹步算之于日月星辰也,千百年而步算有差焉,则随时修正之,干百年而经、注之伪又或滋蔓焉,亦随时整饬之。又乌知今日之不伪者,异日不且伪哉?所望步算日月星辰者,有如此日而已矣”[2](P2),他认为校勘有助于理解经文的真正含义,对精妙的校勘提出表扬。段玉裁在《跋黄荛圃蜀石经毛诗残本》中,还描述了他在四川任职时,寻求蜀中石经,希望能够用它来校勘的情况。“余少时,闻蜀石经兼有经、注,憾不得见。乾隆壬辰,至成都,暇则欲访寻文翁高朕讲堂旧址,孟蜀广政时所刻石,及宋皇祜以前所补,以为能见残碑破字于荆榛瓦砾中,未必不可以为雠校之助也。而知交无同好者,独往今府学中,光沈辔绝,为踌躇欷者久之。自此留蜀敷年,南至于泸定桥,东至于巫峡间,问诸所见士大夫,莫有藏拓本一片者。”[2](P6)段玉裁积极搜寻石经残文但无所获,从他的失望之情中可见其对校勘的重视。

段玉裁在校勘中又往往能够利用文字学解释他人所不能解释者,使自己的校勘更加的有说服力。

比如,《诗经·国风·邶风·匏有苦叶》中“济盈不濡轨”一句中,轨字按照校勘的比照,有两种写法,一种做轨,一种做。《诗经》传本都是用轨的,唐孔颖达《诗经正义》认为轨字原本乃是字,后人抄经错写成了轨,于是改为字,后来唐刻石经也采用了孔颖达的说法。至朱熹、江永、戴震等人仍然按照古本来解释,但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

段玉裁对这一改法及训诂产生了一定的疑问,并试图找出正确的解释。他首先分析了孔颖达改经的原因,孔颖达沿袭了《经典释文》,《经典释文》认为轨字,“旧龟美反”,“依传意宜音犯”。段玉裁又进一步的分析,“轨之训,车辙也之训车,轼前也。孔氏谓‘不濡轨’,断非不濡车辙。”[2](P9)轨是车辙之义,肯定不会有水过而不沾湿车辙这样的事情,只能说水没过了车的哪个部位,而軓的意思是车的轼前,正是车部位的意思。再加上《经典释文》中轨字是可以读作犯,正是的读音。于是段玉裁寻求其源流,追溯毛传,“以所据毛传‘由以上’之文求之,上于轴,舆上于,于舆最前,故定为‘由以上曰’,此陆氏所谓‘依传意宜音’也。”[2](P9)这样,孔颖达在两者之间找到了联系,改正了经文。

但段玉裁并未轻易信服,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然与‘牡’为韵,音既不谐;虽下于,然云‘由以上曰’,亦未安。”[2](P9《)诗经》“: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6](P302)段玉裁从音入手,认为如果读作字,与下文的牡字在音韵上不和谐,这样陆德明与孔颖达的解释就不能令人信服。

在多次考证下,他提出自己的解释。“轨之意则训为车辙,车辙之训,出于说文,本无不是,而俗谨以上两轮之迹释之,两轮之迹出于车辙而非辙,犹迹出于履而非履也。……轨之本义,谓舆之下、两轮之间也。舆之下、两轮之间成扁方形,是日轨。轴之上为之上为舆,由而轴,而下至地”[2](P10)。至此,段玉裁通过文字学,找到了“轨”为经文正字的合理解释,为经文的校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这样,段玉裁从文字学入手,究其本义,求二者不同,又寻本溯源,找出孔颖达改字之由,进而详论“轨”字之改,最终找到了经文的最佳解释。这是段玉裁利用文字学校勘经文的一个范例。由此而看,文字学是段玉裁校勘经学、寻求正本的利器。

(二)利用文字学解经

段玉裁受到老师戴震的影响,极为注意通过文字来解释经典。他说道“凡字有本义焉,有引申、假借之余义焉。守其本义而弃其余义者,其失也固;习其余义而忘其本义者,其失也蔽。蔽与固,皆不可以治经”[2](P10)。“经之不明,由失其义理。义理所由失者,或失其句度,或失其故训,或失其音读,三者失而义理能得,未之有也”[2](P59)。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他在解经中非常重视对文字学的应用。

比如他在解释儒家经典《大学》一文的“在明明德在亲民”中,就充分应用了文字学知识。他对孔颖达正义的解释进行了批评,谓孔颖达解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析为‘明其明德’,与郑注绝不合,为后儒读经错缪之始。”[2](P59)段玉裁指出“明明”早见于《尔雅·释训》,训为“明明、斤斤,察也”。接下来他又找出郑玄的解释,与孔颖达的解释形成了对比,郑玄在释“明明”时说道:“明明德者,谓显明其至德也。凡言显明者,皆谓明之至”,“重言明者,其德自小至于大,自内至于外,自微至于著,自近至于远,自尔室屋漏至于家国天下。下文云‘明明德于天下’,谓大明极于天下”[2](P59)段玉裁指出了郑、孔之不同,进而通过自己的分析,认为孔颖达妄自解释,没有根据,是对经文的歪曲。

然段氏不是盲目地尊郑贬孔,他解释了批评孔颖达的原因。段玉裁分析“古经籍言明明,皆煌煌赫赫之类”[2](P59),指出了明明之义。为了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又广引其他的经文,如《诗经》中的“在公明明”,与此同。而至孔颖达妄自增加文字解经,是因为没有明白“明明”之义,所以错解了经文。段玉裁通过文字学的分析,证明了郑玄的观点,解释了经文。

此外,他还通过音韵学的知识,分析了亲民与新民的读法。二程在解释《大学》的时候,读“亲民”为“新民”,段玉裁以此说为误。“人与人患隔而不亲,亲民之事,必兼富之教之,未有不使民菽粟如水火而责以仁者”[2](P60)。段玉裁认为,亲爱人民,要更符合治国之次序,所以不应当读为“新民”,而当做“亲民”。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段玉裁通过文字学对经学进行解释,往往能够分析出经文的起源、变革原因等情况,而不是盲目的遵循旧说。从文字训诂入手,段玉裁为经文找出了最佳的解释。

二、经学对段玉裁文字学的影响

段玉裁师承戴震,极为重视训诂明经的理论,但其学术影响最大,用功最勤的仍是《说文解字注》。在此书中,儒家经典同样成为段玉裁阐发语言学思想的重要工具。

比如,他解释“离黄,仓庚也”,为了正确解释仓庚的意思,他引用了经学内容进行解释。他说“《豳风》毛传曰‘仓庚,离黄也。’《月令》注云‘仓庚,骊黄也。’《释鸟》曰‘仓庚黄也’又曰‘,黄,楚雀。’又曰‘仓庚,商庚’,然则离黄一物四名,按说文离、不类厕,则不谓一物,又按,毛传:‘黄鸟,搏黍也。’不云‘即仓庚’,仓庚下亦不云‘即黄鸟’,然则黄鸟非仓庚。焦氏循云‘郑笺称黄鸟宜食粟’又云‘蛮小鸟儿’,显非仓庚。玉裁谓‘:盖今之黄雀也’,《方言》云:‘黄,或谓之黄鸟’此方俗语言之偶同耳。陆机乃误以仓庚释黄鸟。”[7](P142)这就是用经学的例子来证明离黄与仓庚异类。

在《说文解字注》中,段玉裁大量引用经学著作来进行解释文字,经学为文字学提供了充实材料,使文字论证更加紧密合理,这种例子还有很多。

值得说明的是,段玉裁的文字学成就卓越,经学的引导可能是其重要的内在动因。他受老师戴震的影响,注重考证训诂,而其最终目的则是解经。他在文字学所下工夫之深,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能够更准确的解经。

三、小结

陈焕在《说文解字注》后序中,回忆段玉裁的话:“闻诸先生曰:‘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余之注说文解字也,盖窃取此二语而已’”[7](P789)。段玉裁的同门师友王念孙在给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序文时强调:“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7](P2),这些都对段玉裁的文字学与经学的关系有了一定的阐述。

由上,清代学者注意考证,也注意考证之学与经学之影响。但是能够有段玉裁之功力者,则极为少数。段玉裁的文字学与经学相互影响,交相辉映,成就了他的学术地位。虽然段玉裁更多的时间放在了文字学上,成就了《说文解字注》这样经典的传世之作,但是他的经学思想,仍不能被忽视,这同样也是段玉裁用力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在研究段玉裁文字学成果的时候,同时也要注意他对经学的理解,这样才能更全面的分析段玉裁的学术思想。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段玉裁.经韵楼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M].北京:三联书店,2005.

[4]戴震.戴震全书[M].合肥:黄山书社,2010.

[5]章学诚.章氏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6]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7]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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