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颓的废墟——论东北沦陷区废园文学的人物群像

孙 娜

（绥化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61）

一、时代的觉醒者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传统，迎纳西方思潮，促进了青年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家族制度和伦理对人的独立意识的压抑和制约，于是现代知识分子对家族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东北沦陷区“废园文学”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纷纷追随时代前进的潮流，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逃离如废墟一般的家园，他们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别样人生，但他们想获得个人解放的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却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在废园文学的一些作品中，家族继承人如果是独子或独女，那么往往这些人的身上会兼有“逆子”的基因，这里所说的“逆子”是指那些从陈旧的文化体制中走出来、对家族权威施以解构力量的叛逆者，寻求独立自由和精神救赎的时代新人，即觉醒的一代。爵青的小说《欧阳家的人们》的欧阳守箴与叔叔欧阳解“结盟”，以抵抗奢靡腐朽的家族生活。她也是经过了犹疑、挫败和归来后又离去的过程，最终才得出了“救自己的是自己”的人生结论，完成了叛逆者的身份。欧阳守箴最终逃出了沉寂窒息如坟墓的家庭。《绿色的谷》中的林小彪一面为自己的“少主”出身心怀优越感，自豪感，一面又惜重农民的勤劳坚韧，为他们承受的剥削抱不平。《麦》中的陈穆被叔父陈欲身收养，并成为有着显赫家世陈家的唯一继承人，他一面体谅、遵从与怜悯着他唯一的亲族，一面又无法让自己认同“家”的生活状态。《河流的底层》中身为举人之后的林梦吉一面对省府高官的舅父家纸醉金迷、悠哉享乐的生活嗤之以鼻，一面又为着自身的清贫寒酸无以自处，难于拨正追求的方向等等，这些矛盾都说明了根深蒂固的家族情结、族系观念为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叛逆行为渗入了犹疑、妥协的成分。对殖民地生存环境中的知识分子而言，寻求拯救之路和理想家园，或者凭一己之力谋求社会改良，实在是太过艰巨而难以担负的重任。废园文学中的形象多是具有主体意识、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敢于向陈旧的道德律条挑战，但最终却被家族抛弃，成为“离经叛道之士”。

在东北沦陷区的“废园文学”中，“叛逆与救赎之间的文化新人类”形象的成功，关键得益于作家们对他们思想的复杂性的展示。正是在文化转型的特殊时代，代表现代文明和进步价值的年轻一辈，不仅能够依据新兴思想立场，去向家庭、社会的腐朽观念挑战，而且借助他们与传统礼教决裂而掀起的波澜也相应引发了家庭成员内部善与恶，美与丑的人性冲突。

二、旧家族制度的牺牲者形象

东北沦陷区的小说家所创作的 “废园文学”的主人公的祖辈多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或受皇恩荫庇发家，或世代经商留下基业，或者巧取豪夺占地为王。正是因为这样，家族的子辈们便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只图一味地享受，他们从精神到肉体上都是一具没有生命的空壳，成了旧家族制度的牺牲者。

“大家族制度下的结婚，完全就是女性的人身买卖。男方成‘娶’，女方称‘嫁’，这像是把商品从甲方转给乙方，不过是一种买卖的嫁娶而已”。《蚌》中的梅丽是官僚大家庭“庶出”的小姐，父母把她当作挽救白家败落局面的“摇钱树”，许配给所谓门当户对的朱家少爷，一个养着情妇染脏病的纨绔子弟。《北归》中的杨小蝶也是父与夫经济斗争中的殉葬品。男女婚配已经忽略了情爱和性爱的前提，变成联结两个家族利益的手段，而“家”的这种制度文化里又必然联结着女性的悲剧，她们无一不是旧家族制度的牺牲者。相对于以婚姻关系进入家庭，并在血缘关系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妻妾而言，身系于主子，等同于财务，在家庭中没有血缘关系亦无从取得合法地位的仆人，是更加边缘和底层的。他们是只由一纸文契就为主人家终生效劳，被剥削受奴役而甘为牛马。“废园文学”中较为完整和较有深度的奴仆形象当以吴瑛的《墟园》中的双合为代表，作为这个旗藉家族的三代忠仆，他一生劳作，阅尽沧桑，晚年为主人守护祖坟，悲哀的注视着少主人的破落境遇，还在为其家族如何兴旺做打算。而像梅娘《蟹》中的小翠，关沫南《落雾时节》中的春兰，秋萤《河流的底层》中的小香，这些青年女仆的身上，体现着传统女性的贤淑美德，但生而为奴的命运注定了他们的“身为下贱”，在屈从、顺服中做了大家族的殉葬品。对于这些忠实、温顺的“义仆”，作者对他们的善和真还是给予肯定的。但在另一类体现人性之恶的“刁奴”身上，作家则毫不留情的用批判的锋芒戳穿了其丑恶面目。小松《北归》中的老唐在杨氏家族斗争中如同一条栓了绳索，在主人掌控下捕食的恶狗，干得出强奸、勒索的勾当。在梅娘的《蟹》里，管事的王福在孙家各房之间挑动是非，从中牟利，甚至把主人玩弄于鼓掌之中，与日商勾结掠取孙家财富，可恶可憎。

家庭虽然可以为人提供生活、情感以及安全的保障，但并不是所有个体在这里都能得到相同的待遇，例如男女的双重标准，主仆的契约关系，就使得家族中的女性与奴仆必然被驱离家庭的核心地位，而家庭地位以及社会地位必然会对个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发生影响，因而由这种制度性的失衡与倾斜便衍生出了旧家族制度文本中的牺牲者形象。而“废园文学”中家族的溃灭往往又是从自身开始的，昔日繁华锦簇的花园变成今日不堪入目的废园，家的丢失与衰亡，则更显帝国主义入侵的严重性。

三、废园里的堕落者形象

在东北沦陷区“废园文学”出现的堕落者形象，亦能见出其特有的地域文化基因，这种基因来源于大家族攫取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性，家族文化约束力量的相对薄弱和东北边地民风的粗狂剽悍，这些因素都使得堕落者身上的负面价值更为突出。他们甚至对家人表现出不尽人情、痛下杀手，缺乏起码的人性人情关怀，是作家们情感态度中唾弃的恶与丑的对象。

堕落者形象，主要是将体现非正义价值的败德无行的家族成员或者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卑劣的不肖儿孙、堕落的败家子归纳到这一类型中。正像是《红楼梦》中贾府的那些少爷们，“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面目，但共同的特点是不管事，不负责，没脑筋，没见识，荒淫无耻，作恶多端，精神堕落，道德败坏。”如《欧阳家的人们》中欧阳家表面上是宦官世家，但第二代中却有着干着谋害手足，出卖亲族的勾当，所作所为令人发指。这些败德者的破坏行为所揭示的不仅是人性中的阴暗弱点，也反映了东北地域性家族文化礼治松动，传统文化积淀的淡漠。长子欧阳新把握全家的经济命脉，“吸毒”和“赌博”的恶习让他经常入不敷出，经常和寄食在家中无所事事的舅舅勾结在一起，竟最终将祖坟松木出卖而中饱私囊。由于他的贪婪行径被暴露，被七弟欧阳解发现受到责难，为了掩盖恶行就给弟弟和自己的女儿欧阳守箴口戴上渎伦背德的帽子，打击弟弟使之一病不起，并借朝鲜医师的手将之杀害，手段何其残忍。专横，败德的家族长辈不惜残害一代新人，这个大家族里的第二代泯灭了人性，丧失做人的基本准则，在“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里堕落、沉沦。《北归》中，描述了姑侄、婶侄的乱伦背德，隔代血亲的通婚乃至仆人对主母的强暴等等，这些家族内部的违背人伦道德的淫乱行为是触目惊心的。杨家的第二代杨明为了传宗接代得到子嗣，对妻子紫珊和侄子大光的私通漠然视之。杨小蝶为了争夺父辈的财产与紫珊争夺大光，不亦乐乎，却因此导致大光的忧郁厌世自杀身亡。杨家的“独子”毁在了两个长辈手中。刘氏家族的血缘淫乱的伦理秩序销蚀了家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绿色的谷》中的林国荣最为典型。林国荣是个人性泯灭，人格卑污的“混江龙”形象。他骨子里有源于大地主之家的掠夺本性和攫取欲望，倚仗林家的威势和财富纵情享乐，投机倒把、赌博、吸鸦片、嫖女人，对家族产业的疯狂占有欲使他为了支配权、继承权，对族人先后施以残酷血腥的手段，勾结土匪绑架小彪，枪杀族妹林淑贞，给林姓家族重创。他是东北大地上“人性之恶”的典型代表。

由于东北特有的地域文化基因，家族文化的约束力量变得相对薄弱，再加上外部环境的恶化，这一群体中大家族的成员居多，他们难免自行削弱，销蚀、堕落。而当他们身上的负面价值相对凸显的时候，旧家族的毁灭也同时完结了，这预示着传统美德的不复存在，也向世人警示旧家族“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似乎已成为一种宿命。

在文丛、文选派，艺文志派以及“大北风”作家群的“废园文学”的创作中，时代的觉醒者、旧家族制度的牺牲者、废园里的堕落者是作家精心着力刻画的对象，这些形象与东北家族日渐衰落的历史命运和东北三省沦为殖民地的客观现实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中国其它沦陷区文学的整体风格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沉郁”、“悲凉”、“阴暗”是其共同风格。

[1]冯为群,李春燕.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2]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谭桂林.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