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的突围——读刘震云新作《一句顶一万句》

李光辉

（广西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沉潜三年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自问世以来，就好评不断，去年又斩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且被认为是其中最实至名归的一部。相对于其价值的普遍认同，其主题的争论就纷纭的多。著名评论家、《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李敬泽先生称《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立心”之作。笔者窃以为一语中的，但笔者的疑虑在于不知道这种评价是出于一种褒扬，还是像鲁迅式的“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呼吁。从文中的实际情况来看，后者似乎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人心在文中的处境并不好，它要应付的“敌人”很多，既有话语的缠绕，又有历史文化的裹挟，还有主体性的遮蔽。如同一个被围困在重重迷宫中的人，怎么努力都出不来，也逃不掉。本文试图挖开阻挠人心突围的话语之绕、历史文化之裹和主体性之蔽，给心一个出口，放它到宽阔、自由的地方去。

一、话语之绕

为人心去蔽，最先遇到的阻扰怕是话语。言为心声。话语是人心的载体，但也是它的牢笼。这种荒诞的两位一体的设置似乎是人心难以摆脱的悖论。人与人的交流难免要借助语言，利用话语来传递信息，表达心声。但话语的传递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是常常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发生意义的转折或逃逸，从而引发不必要的误解和纠纷，进而造成人心的隔阂与孤独。人依赖于话语，但话语又反过来绑架人、控制人和背离人。人的命运渐次沦为话语的囚徒。因此，人唯有找到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语所在，才可能剥离缠绕在身上的一万句废话，直抵人心，走出话语的牢笼。文中主人公杨百顺、牛爱国之所以辗转奔波，不停的出走、回归和逃离，甚至不惜父子反目、兄弟失和、师徒破裂、夫妻背叛也无法停止寻找的脚步，以及老汪、老裴、老曾、老鲁、老史们的精神困扰与纠结，全因找不到那句能“过心的话”所致。在他们眼中，那句“过心的话”是缓解精神孤独的灵丹妙药，也是衡量人际关系亲疏的重要尺标。为了彰显话语的作用，作者似乎在有意回避相关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文化生态，人的主体性也隐匿不见。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砍去了所有的枝叶，只留下一根突兀的主干，让我们直接体验话语的强悍与脆弱。这就是话语在文中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

作者以一种家长里短、转折滑动的独特方式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完全由语言编织的世界。在这里，人心遭遇的所有问题，似乎全拜话语所赐。父子、兄弟、夫妻、师徒、朋友，所有的社群和谐，乃至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说得上话”密切相关。人与人的一切被置换成语言的是否及物、及事或及心。这里，话主导和控制了人的一切，人成了话语的木偶。而我们的困惑则是不停地在人与语言、语言与世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反复打转，思索人心的困境与出路，苦苦追寻那“一句顶一万句”的话语所在。这也似乎是书中人物共通的命运。作者穿过鸡毛蒜皮、如团乱麻般的庸常生活，直接审视语言表达和人心传递的悖论，让我们直面问题的实质，审视自身的处境，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这里，我们仿佛遭遇了类似近代索绪尔、罗兰·巴特、詹姆逊等人阐释的语言学命题。从这一点上讲，人心的困境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我们唯一的办法也许是更应该注意日常生活中自身话语的措辞、语境、对象和回馈，增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扩大彼此的宽容与尊重。

二、历史文化之裹

作者对文本世界有意的简化和抽象处理意在突出人心被话语的缠绕之深，虽有人类意义上的普遍性和共通性，但却难以概括和反映国人生活和精神的真实性、独特性和复杂性。中国的普通百姓少有人对形而上的精神问题感兴趣，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与己相关的现实生活。这也是意大利牧师老詹在中国传教四十年，只发展八个信徒的真正原因。世俗，一直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最深刻的烙印。世俗的文化与逻辑是维持这个社会运行的内在引擎，语言则充当工具和扮演表象。人由文化所养育，也被文化所驱使。人心淹没在历史和文化的大幕中，只有幕落，才会心出。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博大精深，但相应的历史和文化的积习也异常强大。它沉淀在我们每一个国人心中，而杨百顺、牛爱国这样的底层民众身上势必会存留的更多。这种积习会酝酿出一种强有力的逻辑，埋藏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心中，无形中牵引或驱使着我们的话语和行为方式。文中多次提到“话不拿人，理拿人”、“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件件藏着委屈”，这里的“理”、“原委”、“弯”、“委屈”即是这种逻辑力量的彰显。老裴的怕老婆，杨百顺、牛爱国的两次“假找”均是受此逻辑的驱使。这种逻辑强大而驳杂，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什么词来概括，我们常说的传统、习俗、道德、伦理、人情、世故等都是试图对这种逻辑的命名。不过，这些命名都只是在它的外围打转，并没有真正触及到它的内核——实用主义、利己主义和现世主义。就像封建王朝“外儒内法”的统治术一样，维持社会运转的并不仅是表面的儒家礼义廉耻的教谕，还有内在的法家严刑峻法的威慑。我们这种生活逻辑也有内外之别，外在是一种虚的冠冕的说辞，而内在则是一种实的赤裸裸的趋利避害。这种分裂造就了国人矛盾虚伪的精神现实。人们纷纷戴上面具，隐藏自己，把瞒和骗当成美德，把空话套话当成礼貌；而内在里却是相互算计、你嘶我咬的利益争夺。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真诚、理解、宽容、尊重和友爱。在这样的生活逻辑和生存哲学下，人心的孤独便滋生暗长了。文中主人公杨百顺一生坎坷。他三易其名，数次更换工作，颠沛流离，奔波劳碌，最后却落得个自绝祖宗背井离乡的凄惨下场。这里面固然有许多偶然和荒诞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杨百顺自身的盘算与选择。他虽然有“喊丧”的理想，有寻找精神上“说得着的人”的诉求，也并非对社会伦理、血缘族系毫不在乎，但在严峻的生存现实面前，这些理想和追求就成了虚的规约或可望不可即的想往。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倒向了实在的。文中老詹动员老曾、老鲁信主时，老曾的不屑一顾和“主能帮我做甚哩”的诘问，以及老鲁的“你要能让主帮我破竹子，我就信他”的回答。这些都是这种生存逻辑活生生的实例。然而问题在于，世俗伦理的道德规约和自身内在的心理召唤并没有因此而退却，反而更加清晰。这样，多种明显背道而驰的倾向被强行地捆绑在一个人身上，如同几个互怀敌意的人成了家，日子就成了撕扯和打架的战场。杨百顺就是长期在这样一种状态中左右为难，却又找不到排泄的出口，所以只能不停地逃离。然而，即便是逃离也消解不了精神的痛苦和灵魂的孤独。文中杨百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快乐时刻（听喊丧、舞社火），竟然是通过暂时跳脱这种生活的逻辑、沉浸在虚的扮演中实现的，亦可以从反面证明其孤独痛苦的根源。

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的底层民众被淹没在历史和文化的滚滚洪流中，如浮萍一般被其内蕴的逻辑所驱赶所牵引所摆弄，既承受着传统道德伦理习俗的重窠，又要为其与自我利益和理想的撕扯与冲突埋单。人心的突围困难重重。

三、主体性之蔽

面对话语的缠绕和历史文化的裹挟，人心沦为了话语和文化的双重囚徒，似已寸步难移。但好在人还有“主体性”，这是人的可贵之处，也是“心”的希望所在。“人的主体性”，这一在现当代文学中经常被提及到的词汇，它主要探讨的是人作为一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地位，以及与其他存在物的关系。这里面既有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也有人的受动性和局限性。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在与其他存在物相处的时候，人总是渴望或竭力想拥有主体性的地位，以期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建构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主体意识，或食、衣、性、寝的生理或生存需要，或沟通、交流、自由、尊重、理解、友爱、安全、归属的精神诉求，只是表现的隐显有别罢了。这是人精神和情感的渊蔽，也是人行为的原动力。

文中主人公杨百顺，长期以来受物质压迫，生活困顿，漂泊无依。他的内心长时间大面积地被食、衣、性、寝等基本的生存需要所占据，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爱、自由、尊重、交流、认同的渴望。他“喊丧”的理想，其实是渴望拥有喊丧时支配他人、调理秩序、享受众人瞩目的主体感；他希望找到“说得着”的朋友，唯一“说得着”的巧玲丢失后，他疯狂地寻找，也足见他对亲情、友情和交流的重视。但是，这些精神诉求常常湮灭在话语的缠绕中，或是被生活的逻辑折磨的面目全非，只好强行压抑，隐藏或尘封在心灵的最深处，寂寞无言。从这一点上看，杨百顺是中国底层千千万万孤独者、苦闷者的缩影，他是老汪、老蒋、老鲁、老史们的精神代表。不过，杨百顺和他们又有所不同。一定程度上讲，杨百顺并不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忠实守护者，他敢于三易其名，并自愿入赘寡妇家；他也不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他会思考“我要到哪里去”这样形而上的精神问题。但是，这样一个敢作为又有所追求的年轻人其结果却落得个世俗和精神领域的双重失败。不但无家可归、流落他乡，而且精神上依然孤独苦闷，得不到解脱。这是作者为我们勾勒出的反抗者的命运，它在更深意义上隐含和映照着同样孤独的“沉默的大多数”。在中国的底层民众中，像杨百顺这样折腾、叛逆的人其实少之又少，大多是老汪、老蒋、老鲁、老史这样的因循者、沉默者。他们有着惊人的忍耐力，“日子过的是以后，不是从前”是他们的希望和信条。他们或沉浸于从前，或寄望于以后，唯独缺乏当下。他们对待当下的态度是选择将就、选择妥协、选择遗忘、选择出走，或寄情于 “吹糖人”、“养猴子”、“走戏”、“手谈”，或偶尔做做梦，以使心灵能得到片刻的宁静与抚慰。在这里，反抗者和因循者殊途同归，都陷入了深深的孤独和沉默。他们的情绪和心理没有排遣的通道，也缺乏指引的方向。他们的主体性沉睡、沉默，虚的伦理道德和实的利益追逐都不能化解他们心灵的孤独与寂寞，相反，却会进一步加剧。这或许是中国人、尤其是底层民众心灵孤独的源头，以及活得累的症结所在。

四、小结

作者在文中通过对反抗者和因循者命运和精神的悲剧性展示，其内含着对我们生活逻辑的质疑与否定，以及对生命“主体性”的呼吁和张扬。唤醒人的主体性意识，充分挖掘其能动性、创造性的一面，减少语言操控人的局面，清理历史文化厚重的尘埃，给心灵减压减负；放飞人的主体性渴望，扭转我们生活逻辑中背道而驰的两种倾向，调整它们的方向和步幅，把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建立在人的真实的生理需要和精神诉求的基础上，树立新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信仰观，建立稳固可靠的疏泄和引导通道，给我们的心灵营造一个通风透气、可以自由栖息的空间。或许到那时，人心的孤独才会痊愈。

读《一句顶一万句》常让人想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两者有共通的主题，也有不凡的文学价值，都触及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史诗。但是，《百年孤独》之于文学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形式和语言上的创新，而更重要的是它内里所蕴藏的南美大陆的历史、现实和民众。笔者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也应如此。作者别具一格的叙述方式、语言技巧、话语发现固然可贵，但它内里蕴藏的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人心则更为重要。这些才是我们最需要关注和审视的东西。因为，从这里我们可以读懂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并改变未来。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2]鲁迅.且介亭杂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版），2006.

[3]李敬泽.这是一部“立心”之作[OL].新浪读书，[2009-03-20].http://book.sina.com.cn.

[4]雷达.评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J].文汇报，2009.

[5]张艳红.从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看民族文化心理的审美观照[J].作家杂志，2010（8）.

[6]王玲玲.文学描述中的社会底层精神状态——以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为例[J].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