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总目词曲批评方法考述

王玫

（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将我国近代的始点定在宋代。近代文学的标志便是词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出现和繁兴。传统文人历来对词曲、小说等通俗文学评价甚低，对其文学批评更不甚重视。以纪昀为代表的四库馆臣一方面承袭了保守的正统文学观念，轻视词曲；一方面又致力于词曲学术研究，拓展了词曲批评的方法和视野，在词曲批评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主要运用了源流批评、比较批评、纪事批评等批评方法进行词曲批评，以下一一论述之。

一、源流批评

源流批评即采用寻源溯流的方法，从历时性的角度作出的文学批评。它是《总目》运用的基本批评方法之一，同比较批评、纪事批评等一起构成《总目》文学批评的多维空间。《总目》主要从词体和风格两个方面来寻源流、考正变，揭示词曲的起源和演变规律。

1、论词曲起源

《总目》运用源流批评的方法，从时代、文体、音乐属性等不同角度对词体的起源达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总目》首先从时代和文体的角度来探究词曲的起源。如《词曲类小叙》云：“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其于文苑，同属附庸，亦未可全斥为俳优也”[1]1807。《总目》对词体起源的看法可以归纳为：

三百篇←-古诗←-近体←-词←-曲

《总目》认为：词曲由唐代近体诗演变而来，近体诗又由古诗和《诗经》演变而来。这种认为词起源于近体的看法和南宋胡仔的观点近似。同时，《总目》又将词曲之起源上溯到古体诗和《诗经》，将《诗经》作为词曲的远祖，古、近体诗作为词曲的近亲。这种看法又综合了前人关于词起源于诗三百或古乐府的观点。

《总目》又从音乐的角度探析词曲的起源，如《啸余谱提要》云：“考古诗皆可以入乐，唐代教坊伶人所歌，即当时文士之词。五代以后，诗流为词。金元以后，词又流为曲。故曲者，词之变；词者，诗之余。源流虽远，本末相生”[1]1835。据此，词曲的起源可以概括如下：

入乐之古诗←-入乐之近体←-五代之词←-金元之曲

词和曲都是音乐文学，其体制的确立和音乐密切相关。如《顾曲杂言》所云：“词曲虽歌伎艺之流，然亦乐中之末派”，[1]1828《钦定词谱》亦云：“其音节亦乐之支流”[1]1827。《总目》从音乐的角度探析词曲的起源，认为词曲起源于入乐之近体诗，入乐之近体诗又从入乐之古体诗演变而来，以词曲的音乐属性推导其源流，可谓见地之言。

2.论词曲演变

词体在隋唐时期被称为“曲子词”，其特点是因曲填词，先有曲调、再按曲拍调谱来填制歌词。“词”这一名称到宋代才出现，宋以后词之歌法失传，“词”经历了词乐分离的演变，变为金元院本和明文章（“曲”）。《总目》运用源流批评的方法，对词曲的这一演变过程作出了揭示。

如《碧鸡漫志提要》云：“词盖三百篇之余音。至汉而变为乐府，至唐而变为歌诗……至宋而歌诗之法渐绝，词乃大盛。其时，士大夫多娴音律，往往自制新声，渐增旧谱。……迨金元院本既出，并歌词之法亦亡，文士所讲仅能按旧曲平仄，循声填字。自明以来，遂变为文章之事，非复律吕之事”[1]1825。《宋名家词提要》亦云:“词萌于唐而盛于宋。当时伎乐惟以是为歌曲，而士大夫亦多知音律，如今日之用南北曲也。金元以后，院本、杂剧盛，而歌词之法失传。然音节婉转，较诗易于言情，故好之者终不绝也。于是，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词遂变为文章之一种”[1]1833。我们据此可看出词曲演变的过程：

可见，宋及以前之词是“曲子词”，是词乐结合的艺术；宋以后歌法失传，词乐分离，词遂由“音律之事”变为“吟咏之事，变成“文章之一种”。四库馆臣将词之演变上溯到唐歌诗、汉乐府和《诗经》，又下探到金元院本和明代文章，通过寻源溯流的方法，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词曲的演变过程。

《总目》关于词曲起源和演变的观点表明了其文体观的矛盾性。一方面，《总目》继承了刘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2]的“通变”文学观，从时代和文体的角度寻源溯流，进行历时性探析，启发了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3]的文学进化论观点，具有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受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又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谓之为“倚声末技”，本无足轻重”[1]1267，尊崇诗文，卑视词曲，影响了对词曲尤其是曲这一新兴文体的体性特征及其艺术价值的准确把握。在词曲二体“厥品颇卑”观念的引导下，四库馆臣错误地将诗、词、曲的文体嬗变规律归结为“文体代降”，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原因“莫知其然”，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

3、论词体正变

《总目》在论词曲起源演变的过程中，又涉及到词体的正变。如其在《东坡词提要》所云：“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1]1808。据此，《总目》对词体正变的看法可以归纳如下：

唐五代“花间派”-→柳永“俚俗”词派-→苏辛“豪放”词派

（正体、正宗）-→（变体、别格）

在这里，《总目》运用“寻源溯流”的方法，结合词风、词派的演变来探讨词体的正变。“清切婉丽者”，当指唐五代“花间派”词人和后世婉约词人的词风。传统词学家大都奉花间词为词体之“正体”，婉约词派为词体之“正宗”，而以苏辛开创的豪放词为词体之“变体”和“别格”。如明代张綖《诗馀图谱·凡例》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4]。四库馆臣基本继承了上述“正变”观点，以花间一派创建的婉约词为“正体”和“正宗”，而以柳永一派开创的“俚俗”词和苏辛一派开创的“豪放”词为“变体”和“别格”。在四库馆臣眼中，柳永一派词是一种“俗化”之词，如白居易变唐诗之雅正而为通俗一样，意味着词体由雅正而变通俗，因而被《总目》视之为变体。而苏辛一派开创的“豪放词”是一种与韩愈诗歌一般尚奇尚变、风格豪健的“诗化”之词，意味着词体由“本色”而变“非本色”，故而被《总目》视之为变体和别格。

《总目》对词体虽分“正”、“变”，但其“正变”态度是宽容而通达的，对柳永一派和苏辛一派也作出了较客观的评价。如肯定了柳词的成就，并将其由雅变俗的原因归结为“不禁狭斜之游”的士风和社会习俗，颇为中肯。评价苏辛一派词具有其不可低估的价值，“谓之不工则不可”，“异军特起，能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1]1817。这些观点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词学家的偏见，冲破了“崇正抑变”的藩篱，肯定词体的革新，具有进步意义。

二、比较批评

源流批评之外，比较批评亦是《总目》常用的批评方法之一。《总目》正是通过文体的比较、作者和作品的比较来探讨词曲的文体特性和具体作品的美学特征。

1、文体之比较

诗、词、曲都属韵体文学，讲究格律声韵，有着近亲关系，其间的对比，更有困难。四库馆臣以其扎实的韵文功底和洞烛幽微的辨析力，对诗、词、曲的体性之别作出了较为精当的论述。

1）诗词之比较

《总目》认为诗与词，功能不同，审美风格不同。前者重社会功能，风格雅正；后者重个体价值和娱情功能，“以清切婉丽为宗”。如《乐章集提要》认为词“本管弦冶荡之音”[1]1807，是配乐歌唱的娱乐性文体，多抒发超越“礼仪”规范的个体情感，应追求“旖旎近情”、“使人易入”的审美快感，强调娱乐功能。《放翁词提要》则云“要之，诗人之言，终为近雅，与词人之冶荡有殊”[1]1817。认为诗歌应有关事关风雅，辅翼教化，强调其社会功能。《总目》对苏辛一派创作的“诗人之词”，虽视为“变体”，却肯定其与诗歌相同的社会教化功能和雅正豪健的词风。如《稼轩词提要》云辛弃疾词“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仅把歌词当作“陶写之具”[1]1817；《简斋词提要》称赞陈与义词“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突过古人”，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1813。可见，《总目》编者既肯定词的社会政治功能；亦重视词的抒情特性和审美价值，与传统的道学家相比，其对诗词功能、特性的评价是全面和客观的。

《总目》文体比较的方法还典型地体现在“以诗喻词”上，其比较中又兼含比喻。如《东坡词提要》谓柳永词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苏轼词如“诗家之有韩愈”；《梦窗词提要》谓吴文英词如“诗家之有李商隐”[1]1819，就是“以诗喻词”的典型手法。分别将柳白、苏韩、吴李六大家的诗词进行对比，找出其共性，以诗喻词，得出柳词通俗、苏词豪放、吴词深美的特性。《于湖词》称张孝祥词“诗人句法，继轨东坡”[1]1815，《小山集》谓晏几道“乐府可谓狭邪恶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1]1809。同样是运用“以诗喻词”的批评方法，将张孝祥与晏几道的诗与词作比，求得其间共性。

2）诗词与曲之比较

《总目》认为诗词与曲文体特性不同，前者多抒情，后者多叙事，前者多重写意，后者重写实，并简要勾勒了曲词与叙事、表演逐渐结合的过程。如《钦定曲谱提要》云：“考三百篇以至诗余，大都抒写性灵，缘情绮靡。惟南北曲则依附故实，描摹情状，连篇累牍，其体例稍殊。王明清《挥麈录》载曾布所作《冯燕歌》，已渐成套数，与词律殊途。沿及金元，此风渐盛。其初披以弦索，其后遂象以衣冠。其初不过四折，其后乃动至数十出。大旨亦主于叙述善恶，指陈法戒，使妇人孺子皆足以观感而奋兴，于世教实多所裨益”[1]1828。

《总目》对诗词与曲文体特性的辨析，是对元明以来相关认识的总结和深化。宋末元初的张炎在其《词源》中提及之“曲”，实即指可以入乐歌唱的词；罗宗信《<中原音韵>序》所称“大元乐府”也以通常代称诗词的“乐府”来指称戏曲。到明代，诗词与曲界线始明，王骥德《曲律·杂论第三十九下》从创作角度将诗词作者与曲家判为两途：“曲与诗原是两肠，故近时才士辈出，而一搦管作曲，便非当家”，认为诗词有严格的格律要求，曲体则相对自由，故“诗不如词，词不如曲，故是渐进人情”[5],从传情达意上判定了曲的优越性。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序》对二者分野的看法更为深入，认为戏曲能“极古今、好丑、贵贱、离合、死生，因事以造形，随物而赋象”[6]，其创作任务是叙事写人、塑造直观的舞台艺术形象，通过再现事件和人物为他人描形写心；而诗词只需表现自身即可。《总目》进一步指明诗词与曲“体例稍殊”：南北曲“依附故实，描摹情状”，以“叙述”为主，侧重于叙事写人；诗词则“抒写性灵，缘情绮靡”，侧重于抒情写意，其间的转变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由抒情文学向叙事文学的嬗变。综上，《总目》在诗词与曲的文体比较中，正确揭示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嬗变规律；但又强调南北曲“叙述善恶，指陈法戒”，“裨益世教”，落入儒家教化文学观的旧套，具有保守的一面。

2、作者、作品之比较

作者、作品的比较亦是《总目》比较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又包括同一作者的作品之比较和不同作者的作品之比较。

1）同一作者的作品之比较

一是同一作者不同文体的比较。如《安陆集》云：“平心而论，要为词胜于诗，当时以张三影得名，殆非无故”。将张先词与其诗歌进行比较，认为其“词胜于诗”[1]1808。

二是同一作者不同创作风格的比较。如评张元幹“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然其他作，则多清丽婉转，与秦观、周邦彦可以肩随。毛晋跋曰：“人称其长於悲愤，及读《花庵》、《草堂》所选，又极妩秀之致[1]1820。认为张元幹词风在“慷慨悲凉”之外，又别具“妩秀之致”。同样《放翁词提要》引杨慎《词品》评价陆游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1]1817。亦是对陆词“纤丽”和“雄快”两种风格的比较。

三是同一作者不同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比较。如《石林词提要》云“宋叶梦得撰味其词，婉丽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於简淡时出雄杰。合处不减靖节、东坡云云”[1]1812。认为叶词经历了早晚期创作风格的转变，早期“婉丽”而晚期“雄杰”。

2）不同作者的作品之比较

一是不同作者不同文体成就的比较。如《淮海词》云秦观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1]1809。认为秦诗不及苏黄、秦词则胜于苏黄。

二是不同作者相同文体成就的比较。如《竹屋词》提要云：“观国与达祖叠相酬唱，旗鼓俱足”[1]1820。认为南宋词人高观国与史达祖的酬唱之词旗鼓相当，差可比肩。

三是不同作者不同创作特点的比较。《梦窗词提要》引沈泰嘉《乐府指迷》称吴文英词“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语太晦处，人不易知。……盖其天分不及周邦彦，而研炼之功则过之”[1]1819。将吴文英词和周邦彦词作比，认为吴天分不及周，锻炼之功却在周之上。

四是不同作者不同创作门径的比较。如《蜕岩词提要》则对不同词人不同的创作门径进行了比较，认为“白璞所宗者多东坡、稼轩之变调；翥所宗者犹白石、梦窗之馀音。门径不同，故其言如是也”[1]1822。

《总目》通过运用比较的批评方法，对诗词曲的不同文体体性进行了辨析，深化了人们对词曲体性的认识。同时其对作者、作品的比较多能综合各种因素，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其结论大多中肯公允。

三、纪事批评

古代文学中的“纪事”指的是对作家本事、作品本事的纪录。较著名的诗歌纪事之作有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清代厉鹗的《宋诗纪事》，清代张宗橚的《词林纪事》是最早的词类纪事之作。“纪事”批评是《总目》较常运用的一种词曲批评方法，它在充分收集前人纪事资料的基础上，对作家、作品本事进行分析和判断，来知人论世、品评作品。

1、纪事资料的丰富性和“当代性”

《总目·词曲类提要》所征引的纪事材料丰富、翔实，笔者略作梳理如下：

据上表统计，《总目》词曲类纪事资料共65种，其中史志类13种；笔记、小说类22种；诗话、词话、曲谱类15种；文集类6种；跋序类6种；图书目录类2种，其它1种。《总目》采自宋、金元、明、清的词曲纪事材料分别为44种、8种、6种和7种。可见，四库馆臣大量采撷历代的纪事材料，从史志、笔记、小说、文集到诗话、词话、曲谱、跋序、图书目录类等均有涉猎。《总目》纪事资料的丰富性保证了其批评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总目》词曲类纪事资料一览表

同时，《总目》的“纪事”又多为本朝人纪本朝事，如宋人纪宋事，明清人纪明清事等。其纪事资料多采自本朝或离本朝不远，故而其纪事多具有“当代性”，更能客观准确地反映同时代人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在上述65种纪事材料中，采自宋代的纪事材料就有44种之多，典型体现了《总目》“宋人纪宋事”的批评方法。这和《总目》所收词曲类作品多出自宋代是有关系的，据笔者统计，《总目》138部词曲类作品（含存目）中，宋人作品有80部，占了多半。同样，《总目》对其它时代作品的纪事也尽量采用其同时代（或相近时代）的资料，保证了其“纪事”批评的“当代性”。如：清代《词话》作者毛奇龄的本事资料采自清代王晫的《今世说》；《清十五家词》的编撰本事采自清代王士祯的《居易录》。又如元代散曲家张小山的本事资料就取自与其时代较为接近的明初朱有权的《太和正音谱》等。

2、以“纪事”来“知人论世”

《总目》通过“纪事”来知人论世，探析人品与文品的关系、时代与作品的关系，对我们全面、深入研究作者、作品不无价值。

1)以“纪事”来“知人”

《总目》运用大量的纪事资料来考察人品与文品的关系。论证了人品对文品有影响，但其作用并不绝对，体现了实事求是和较为客观的批评态度。

人品对文品有影响。《总目》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有德者必有言”，认为人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品。如《逃禅词提要》中云宋代词人扬无咎“人品甚高。所画墨梅，历代宝重，遂以技艺掩其文章。然词格殊工，在南宋之初，不忝作者”[1]1815。认为扬无咎高尚的人品决定了其词作格调的高雅。

如其《凡例》所云：“文章、德行在孔门既已分科，两擅厥长，殆不一二”。《总目》又认为人品并不绝对影响文品。如《东堂集提要》取蔡京子蔡绦《铁围山丛谈》之说法，认为毛滂“附（蔡）京以得官。徒擅才华，本非端士”。但并不因人费文，肯定毛词“情韵特胜”[1]1810。《初寮词提要》评价词人曾觌“虽与奸臣龙大渊朋比作奸，名列《宋史·佞倖传》，为谈艺者所不齿”，亦肯定其“才华富艳，实有可观”[1]1816。又，史达祖，南宋著名词人，曾做权相韩侂胄堂吏，弄权一时，为后人诟病。《梅溪词提要》却承宋人田汝成《西湖志馀》、《玉津园事》之说，认为“达祖人不足道，而词则颇工”，谓其“清词丽句，在宋季颇属铮铮，亦未可以其人掩其文矣”[1]1821。

2)以“纪事”来“论世”

《总目》同样以翔实的纪事资料为事实依据来考察时代与作品的关系，做到了“知人”与“论世”的结合。

如《芦川词提要》云：“案绍兴八年十一月，待制胡铨谪新州，元幹作《贺新郎》词以送，坐是除名（考《宋史·胡铨传》，其上书乞斩秦桧在戊午十一月，则元幹除名自属此时，毛晋跋以为辛酉，殊为未审，谨附订於此）。又李纲《疏谏和议》，亦在是年十一月，纲斯时已提举洞霄宫，元幹又有寄词一阕。今观此集，即以此二阕压卷，盖有深意。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又张孝祥《朝野遗记》称其在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一阕，感愤淋漓，主人为之罢席。则其忠愤慷慨，有足动人者矣”[1]1814。《总目》通过《宋史》、《朝野遗记》、李纲《疏谏和议》等翔实的史实和纪事资料，对南渡词人张元幹创作《六州歌头》、《贺新郎》二词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找到了其词忠愤慷慨的原因所在。

又如《山中白云词提要》评南宋词人张炎“当宋邦沦覆，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1]1822；元代词人张翥“以一身历元之盛衰，故其诗多忧时伤乱之作。其词乃婉丽风流，有南宋旧格”[1]1822。所论均结合作品创作背景，知人论世，切中肯綮。

《总目》通过“纪事”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词曲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总目》之前的“纪事”批评一般只运用于传统的诗、文批评，像《总目》这样大量以“纪事”来“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在词曲批评中还不多见。这不仅意味着古代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也意味着明清时期文学下移的时代趋向和以词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地位的上升。

四、结语

综上所述，《总目》通过源流批评来探求词曲源流、考其正变；通过纪事批评来知人论世，品评作品；通过比较批评来探析词曲二体的文体特性，使得我们对作者、作品的认识更为全面和深刻。《总目》在词曲批评上的成就显示出四库馆臣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批评功底，体现了有清一代乾嘉朴学严谨学风的影响。其批评多能融通各种因素，从多维视角加以分析，对我们今天的词曲批评仍有借鉴意义。尽管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如卑视词曲的观念、具体分析上的疏误等，但从总体观之，“其批评的立场虽正统而不僵化，正宗而不偏狭”[7]，其批评方法大多科学且严谨，其结论基本是中肯而公允的。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中华书局,1965.

[2]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3.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

[4]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73.

[5]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四册[M].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60-162.

[6]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齐鲁书社,1989.

[7]沙先一,张晖.清词的传承与开拓[M].中华书局,196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