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三题：技术、社会与历史

王 静

（天津大学 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一、作为新闻传播的物质载体

新闻传播无法独立于物质载体，而且通常受制于物质载体的技术形式和传播能力。作为思想认识、精神现象的新闻必须获得某种物质外壳和表现形式，才能成为一种现实存在。马克思也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1］（P35）早期新闻传播的主要物质载体就是语言，只有经过语言表达，对新近发生事实的认识才能从一种个人认识转化为一种社会存在。

语言就是新闻传播的第一媒介。共同体成员对新近发生事实的认识必然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进行表达，需要一定的传播媒介进行传播。一部新闻发展史同时是一部媒介发展史，语言、文字、印刷媒介、乃至电子媒介、数字媒介，构成了新闻传播媒介历史演进的主要脉络。传播媒介随着社会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每一种传播媒介都具有不同的传播能力和传播特性。特定的媒介形式传递着某些比新闻内容更多的、甚至新闻内容以外的信息，所谓“媒介即讯息”。

伊尼斯认为，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会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时间偏向的媒介导致宗教权威的出现，强调过去和传统；空间偏向的媒介则促成了现代大型帝国的出现，以及来自世俗政治权威的管制。［2］（P27）伊尼斯所谓的媒介，其自身的逻辑传递着更为深邃的历史文化信息，完全超越了媒介所承载的新闻内容本身。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媒介信息传播力的足够延展，那么就不会有大规模社会的出现，缺乏强有力的媒介的支持，大规模社会或者大帝国即使出现了也难以维系。在一定的信息传播力条件下，大众媒体的新闻活动实质上就是对意义的确定，对价值、地位的赋予，以及对社会秩序的维系。如果无法掌握媒介，也就无法掌握社会统治权。

《诗大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者，在心为志，发言为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心为志的“志”是最本意、最自由、最真实的思想情感，但是未经表达的“志”并不具备社会意义。无论是嗟叹咏歌、手舞足蹈或者以诗言志，“志”以不同形式得到抒发和表达，并能够为他人所知晓和感受，否则只是作为一种个人内心想法而存在。但是，“志”在得到抒发和表达，成为社会存在、获得社会意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一方面，在技术意义上，存在词不达意，即表现、再现和表达是否准确、完全以及与原始事实的一致性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意义上，存在隐恶扬善，存在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即表达总是遵循既定的社会规范，总是服从服务于某种意图和目的，包含了表达者、报道者的立场、倾向以及各个环节上的取舍和把关。照镜子式的真实，无涉利益、超越立场的中立客观并不存在。

二、作为新闻传播的社会手段

新闻媒体经常被称为“航船上的瞭望者”、“社会雷达”、“社会听诊器”等等，新闻媒体也担当着这样的社会责任。李普曼非常形象地描绘报刊的社会作用：“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落在光束之外就意味着落在了社会意识之外，不经过媒体报道的事件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该事件的社会意义也自然被忽略、被淹没，无法为社会公众共享。

大众媒体类似于社会意识的一个开关，但是大众媒体不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社会公众“想什么”，甚至还能决定他们“怎么想”，尤其在那些非在场、非接近性的事务上以及缺少其他信息来源的情况下。社会公众同时生活在客观存在的“这一个社会”和由媒体建构的“另一种现实”之中，其社会认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众媒体所传达的事实和意见，其媒体接触行为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象征性仪式。以大众媒体为中介，从血缘的共同体、地缘的共同体再到想象的共同体，共同体成员的信息视野及其精神交往的范围得到了极大地扩展，当然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大众媒体延伸了公众信息视野和精神交往的同时也是一种框定和限制，现代社会可能在得益于此的同时也受制于此。“报与不报”决定了一个事件对于社会意识的缺席或在场，“怎么报道”决定了一个事件被赋予哪些特定的价值和意义，同时排除哪些与之形成竞争的其他的价值和意义。人们往往对新闻报道的“事实真实”比较敏感，即单一报道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其所反映的原始事实，但是经常忽略了更为重要的“结构真实”，即新闻报道涉及的事实与其事实环境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经媒体报道的事实和未经媒体报道的事实之间的有无关系，还有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报道的异同关系。其实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报与不报”以及“怎么报道”是先于“报道是否真实”，同时是比较隐蔽的一个问题。

基于强大的信息传播力和信息影响力，以及强大的事实选择权和意义解释权，大众媒体成为社会意义、社会价值生产和再生产的场所，因而也是各种观念、各种群体进行角力和斗争的场所。新闻传播活动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社会活动，大众媒体就是新闻传播的一种社会手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P629）也就是说，谁掌握着社会统治权，谁就能够掌握和控制新闻传播。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必然由物质生产决定，必然受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

在新闻传播的简单媒介时期，共同体成员均等地拥有语言这种传播媒介，同时语言也就是最基本的精神生产资料。可是即便如此，使用语言这种精神生产资料的产出效率不是均等的。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且共同体成员对新近发生事实的讨论和交流必然受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制约。真理的自动浮现基本上只是一个理论设想，嗓门大的人或者巧言令色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听众，如果出现拳头大的人，那么掌握真理的人可能随时会被打倒在地而说不出话来。当新闻传播发展到复杂媒介时期，共同体成员更加无法均等地拥有新闻传播媒介，比如印刷小册子的费用不是每个想表达自己观点的人都能支付得了。除开经济方面的制约，在政治方面，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不得不受到种种限制。1644年弥尔顿出版了《论出版自由》，以争取“无需许可而印刷的自由”。1649年，处死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之后，英国进入了1660年君主制复辟之前的短暂的共和国时期，但是克伦威尔政权只允许政府的喉舌发出声音。《论出版自由》的作者弥尔顿转而成为了克伦威尔政权的首席新闻检察官，负责检查《政治信使报》、《完整日记》，以及后来的《公共报信者》。除了这几种报刊以外，未经官方批准的任何出版物一律视为非法。［3］（P105）

现代社会中，办报、兴办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需要巨额投资，公众均等地拥有传播媒介根本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平等地接近传播媒介也都是不可能的。创办、运营大众媒体不仅在经济上存在天然的限制，在政治上也存在若干政策法规的限制。传播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反映，并由传播相关方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所决定。新闻集团的鲁伯特·默多克在1985年放弃澳大利亚国籍而加入美国国籍，他改变国籍的个中原因是，只有成为美国公民之后，他才能合法地在美国建立全国电视网。为了建立福克斯电视网，默多克还不得不宣布放弃《纽约邮报》，同样是因为美国的有关规定禁止一个人在同一座城市里交叉拥有电视台和报纸。［4］（P160）

三、作为新闻传播的现代形态

历史地看，作为新闻事业，专门社会机构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新闻传播的现代形态。在此之前，新闻传播活动以人际间的口耳相传为主，姑且称之为新闻传播的前媒体时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新闻传播方式重归人际传播成为可能，新闻传播的后媒体时代或将来临。展江认为新闻事业诞生于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业和新闻通讯社出现之后。以19世纪30年代为分水岭，展江将1450年古登堡发明金属印刷术至今的五百余年划分为前新闻事业时期和新闻事业时期。［5］杨保军则认为人类新闻传播革命性的变化始于15世纪50年代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近代报刊的诞生，印刷新闻使新闻传播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信息传播类别，以此为界，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历史过程可分为“前新闻传播业时代”、“新闻传播业时代”和“后新闻传播业时代”。［6］（P344）笔者认为19世纪30年代大众化报纸兴起，标志着新闻传播的媒体时代的开始，之前原始形态的新闻活动处于新闻的前媒体时代，新闻的后媒体时代在数字环境下已经初露端倪。

在传统社会也就是一个小规模社会中，人与共同体中的其他人基本面识，与共同体中的公共事务保持着直接接触和基本在场的关系，因而在新闻的前媒体时代，共同体成员之间可以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直接的交谈、交流以及讨论、辩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公共事务的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平等主体间的信息交换、意见交换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社会需要，相对成熟的印刷术可以快速、大量印制报纸从而降低报价，开办报纸成为了有利可图的事业。于是，现代报业代应运而生，新闻传播的媒体时代也拉开了大幕。新闻活动中从此发展出媒体的因素，也发展出不同于新闻逻辑的媒体的逻辑，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意义上的媒体与技术意义上的媒介大不相同。媒体作为专门从事新闻传播的社会部门具有十分特殊的社会功能，在新闻的媒体时代，社会价值、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经由媒体建构起来。从现代报业开始，社会共同体成员一方面可以知悉更大范围内的公共事务，与更多的社会成员保持着一种精神交往，而另一方面失去了在场性、失去了与公共事务的直接联系。共同体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在新闻活动中越来越依赖与媒体的信息联系，媒体对于公共事务的处理越来越重要，对社会共同价值的形成与维系也越来越重要。

数字媒体的出现使报纸、广播和电视一起成为了传统媒体。数字技术消弭了传统媒体的介质边界，数字技术改写了传统媒体的传播特性，大众媒体版面空间、播出时间的传播限制不存在了，在理论上实现了不分时段也不间断，不分地域也不分国家的全天候的全球新闻传播。［7］最为重要的是传统媒体职业传播者对传播权的垄断被打破了，其绝对优势地位被消解，新闻传播活动中各方的传播关系面临重构。如图所示。

图1 新闻传播的三种类型

在传统社会即新闻的前媒体时代，共同体成员ABC就新近发生的公共事务进行直接的交谈，交换彼此的认识和意见，不需要也没有什么技术媒介。如Ⅰ所示，共同体成员ABC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者，形成传播关系上的传统交流型。

在现代社会即新闻的媒体时代，社会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直接联系和交流因此而渐渐弱化，如Ⅱ中虚线所示。他们之间的信息联系渐渐强化，这种信息联系主要由专门从事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体（大写的M）作为桥梁和纽带，社会公众借此保持与公共事务的信息联系，保持与共同体其他成员的精神交往。传者和受众分化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是专门的传播者，受众是固定的接受者，形成传播关系上的现代传受型。

借助更加方便快捷的数字媒介技术（小写的m），共同体成员ABC就新近发生的重要事实进行信息交流和意见交换，同时具有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两重角色，形成传播关系上的未来交流型，如Ⅲ所示。

新闻的后媒体时代并不是一个后媒介时代。精神交往和公共事务的处理仍然需要作为中间体的媒介，仍然存在着信息沟通的社会需要，但是这种社会需求有可能不再由专门的社会机构、特定的社会部门来满足。社会共同体成员也许可以直接从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获得相关消息，可以通过某种媒介自由地表达对于新近发生事实的意见和看法，自由地传播自己持有的或认同的意见和看法，新闻活动还原为富有公共精神和公民意识的公众之间的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到了那个时候，报纸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化石陈列在新闻博物馆里，广播电视则可能成为纯粹供人消遣的娱乐形式。

［1］〔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加〕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马凌.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英〕威廉·肖克罗斯.默多克传［M］.樊新志，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5］展江.新闻事业成因论［J］.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8，（2）.

［6］杨保军.新闻活动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郑保卫.论数字化对传媒生态的影响［J］.兰州大学学报，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