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变迁

■ 崔世广／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思潮是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内形成的有广泛影响力的思想潮流，根源于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反映一定人群的利益和要求，并对国家的内外政策和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深刻影响。当然,由于社会是由不同阶级、阶层或集团构成的，各自利益未必相同，再加上人们的思想、信念、追求也会有种种差别，这就为一个社会形成一种以上的思潮提供了可能。但即便是这样，各种思潮也并不总是势均力敌、平行发展的，而往往会形成某种思潮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思潮居于非主导地位的局面。

综观战后以来的日本历史，可以说在日本主要形成了三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一种是和平民主主义思潮，有着明显的左翼进步色彩；一种是保守主义思潮，具有中间偏右的性质；另一种是民族主义思潮，属于右翼性质的思潮。这左中右三种思潮从战后至今存在于每个阶段，并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力量消长，但如果以主导社会思潮为基准来衡量的话，可以说战后日本社会思潮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从1945年到1960年为第一个阶段，是和平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与左右两极思潮对立的阶段；从1960年到1989年为第二个阶段，是保守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阶段；从1989年到现在为第三个阶段，是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与蔓延的阶段。

一、和平民主主义思潮的高涨与左右两极思潮的对立

战后初期至1960年代，为战后日本社会思潮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初期，政治上是美军占领下推行“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时期，思想上则是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形成的时期。但从1950到1960年的这一期间，则是日本在美苏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中，将自身置于日美安保体制下，经济上恢复自立和实现高速增长、政治上出现反战后民主改革路线、思想上形成严重的左右两极分化与对立的时期。

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出于消灭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使日本不再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和不再形成对美国威胁的目的，在该国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领域推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革，为新思想的涌入和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刚刚接受战败投降的大多数日本国民，在感情上是复杂的，在思想上是混乱和迷惑的。但是，他们不久就通过对各自战时体验的反省，开始摸索生存于新时代的原理和方向。另外，从法西斯主义天皇制国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起开始了积极的言论活动，想由发动民众形成新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从底层支持民主化的主体。

就在这种来自外部和内部的、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下，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形成了一股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想潮流中，既包含着对战前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反省，有着否定过去日本的决心；也包含着对欧美国家的仰慕，有着以欧美为榜样建设现代新日本的理想。可以说，正是这种有着复杂的历史感情背景，又闪耀着理想主义光芒的思潮，从根本上规定着战后初期日本的方向，支持着各种民主化改革的政策。1946年10月诞生的战后新宪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与军备，而这两个特点便是与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思潮的两个特征，即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相对应的。

2013年4月23日，168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

战后初期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其基本思想主张是反省侵略战争、批判日本的封建落后性、反对日美安保体制、反对日本的再军备、拥护战后和平宪法，而其主要思想基础则是马克思主义和近代主义。随着美军占领政策的变化和国际冷战结构的成立，和平民主主义势力同民族主义势力展开了激烈斗争，并逐渐扩大在日本民众和青年中的影响，在运动形式上则表现为反对片面媾和、反对美军基地、反对修改宪法等斗争，到1960年的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斗争，终于达到了顶点。

1948年，随着世界形势向东西冷战的发展，美国转变了对日占领政策。之后，为了将日本纳入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使日本成为东亚的“反共防波堤”，美国开始推进对日媾和谈判。在日本，围绕片面媾和还是全面媾和问题展开了大讨论。1949年12月，社会党提出了全面媾和、中立、反对基地的“和平三原则”（后追加了反对再军备），与工会、文化团体、青年妇女团体结成了超党派的“期待实现和平独立国民同盟”。1950年1月，以安倍能成、中野好夫等为中心，结成了学者、文化人的“和平问题谈话会”，呼吁全面媾和、经济自立、中立不可侵犯、反对军事基地。日本国民的大多数，也要求与所有交战国实现媾和。进入1951年，全面媾和派进一步展开了运动，共产党、劳农党等结成了“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社会党、劳农党、日本工会总评议会、宗教团体等组成了“日本推进和平国民会议”，进行街头演说、集会和宣传等。这场关于媾和与和平的大讨论震动了日本社会，形成了一次有力的和平民主主义教育运动。

但是，全面媾和运动并没有达到目的。1952年，《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生效。其后，和平民主主义思潮主要表现为轰轰烈烈的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1952年，反对美军征用石川县内滩村的沙丘地修建射击场的“内滩斗争”，拉开了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基地斗争的序幕。面对美军的征用计划，该村村民开展了顽强斗争。这场斗争不仅得到了石川县工会、在野党等的支持，还得到了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日本教职员工会等全国组织的声援，成为日本全国反对基地、致力于和平与独立斗争的开端。其后，在妙义山、浅间山、富士山麓和伊良湖滨等，也燃起了反对美国军事基地的烽火，并进而扩大到新潟、木更津、横田、小牧和立川等地。这标志着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推动群众性和平运动发展的动力。

不过，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也开始出现民族主义思潮滋生和泛起的动向。这股民族主义思潮主要以鼓吹修改宪法和反共为主要特征。自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上台后，开始谋求修改战后和平宪法。面对当时国内的改宪动向，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广大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1953年11月，片山哲等发起组织了“维护和平宪法之会”。1954年1月，以此会为中心组成了有135个团体参加的、代表日本广大人民意愿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它将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立场的团体和人们集结在一起，成为全国性护宪斗争的中坚力量。“拥护宪法国民联合”提出了制造拥护宪法的国民舆论、在议会中确保阻止提出修改宪法动议的势力和在国民投票时否决宪法修改案等活动方针，广泛开展了护宪活动，形成了护宪高潮。由于社会党等进步势力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以及鉴于改宪势力在众参两院均未能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改宪势力不得不放弃了强行改宪的努力。

1960年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可以说是战后和平民主主义所达到的顶峰。针对岸信介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活动，民主进步人士充满了危机感。他们认为，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活动，是在美国新的亚洲战略之下加强日美军事同盟，这不仅会使宪法第9条成为一纸空文，还有使日本重新卷入战争的危险。虽然，这一斗争最后因岸信介政权的镇压而失败，但岸信介也迫于群众斗争的压力而宣告下台。

由上可见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具有明显的左翼和进步色彩。其在抵制日本政治保守右倾化、使日本走一条和平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二、从保守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从1960年左右到1989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是战后日本社会思潮变化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从经济上看是日本经济被正式纳入世界经济之中，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时期，从政治上看则是保守政治家连续执政、日本政治统治稳定的时期，从思想上看则是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的时期。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基本特征是古巴危机解决后，美苏逐渐实现了核均势，两国关系开始趋于稳定化；而中苏分歧却日渐加剧，并升级为严重对立；在第三世界以及和平运动内部，也产生了种种矛盾和分裂，和平共处精神也显示出了破绽。这些都对日本政治及社会思潮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1960年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围绕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问题，革新、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于冲突双方都倾注了极大的能量，其结果双方都不同程度地遭受到了打击和挫伤。在革新、进步势力方面，虽然安保斗争给统治阶级和保守势力以很大打击，促使其不得不转换路线，但其后革新势力却陷入了激烈的内部斗争，在整体上呈现出停滞、混乱、分裂的状态。因此，在此后直到冷战结束的一段时期内，日本国内虽然也存在拥护和平宪法、反对日本重新军备的思想和各种群众运动，但从总体上来讲，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已经开始衰退。

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社会思潮主流的是保守主义思潮。日本的政治保守主义也发源于战后初期。当时，吉田茂作为战败国日本的政治代表，在美国占领期间三次出任首相，长期占据政权宝座。吉田茂把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作为头等大事，反对在当时的条件下重整军备。在吉田看来，在当时经济上还没有复兴，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为非生产性的军备花费巨额资金，将会严重地推迟日本的经济复兴”。另外，由于战败，重整军备不仅没有国民基础，也许会刺激亚洲的邻国。因此，吉田在50年代初进行媾和谈判时，顶住美国要求日本重整军备的压力，以把安全防卫交给美国，在外交政策上追随美国的形式实现了“独立”。

在他执政时期，保守主义势力得到迅速发展。1948年7月，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等25位高级官员加入民主自由党。吉田茂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和他们一起开学习会，灌输保守主义思想，并对这些人委以重任。这个被称为“吉田学校”的集团后来成为日本政界的中坚力量，对坚持和发展吉田的保守主义路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在鸠山一郎和岸信介上台之后，曾一时出现了右翼民族主义发展的动向，但由于左翼和平主义势力及保守主义势力的反对，终于遭受了挫折。以后上台的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大平正芳等人，基本都继承了吉田茂开创的保守主义路线。保守主义实质上是主张以部分放弃日本的独立自主来换取国家的安全与经济的繁荣。在此意义上，保守主义是一种繁荣第一，自立第二的思想和主张。

1960年7月，池田勇人继岸信介之后成为总理大臣。由于慑于群众斗争的威力，为了避免产生将国家一分为二的状态，池田转而采取了“宽容”、“忍让”的政策以缓和对立，同时将施政的重心放在经济上，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从此进入了“经济的季节”。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1968年，在明治维新一百周年时，日本经济总量超过了当时的西德，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就是到70年代以后，日本也成功渡过了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恢复和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

但是，到80年代以后，在日本兴起了一股新保守主义思潮，保守主义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与美国的相对衰落相比，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却保持了继续增长，综合国力也得以不断增强。日本经济在闯过了两次“石油冲击”以后，仍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198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万多亿美元，约占全世界的10%。另外，其对外贸易总额也跃居世界第三位，尖端技术也成为可与美国平分秋色的对手，为世界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一切都说明，日本经济已经具备了相当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国际竞争能力，已经成为世界三大经济中心之一，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经济上的成功，使得明治维新以来追赶欧美的国家目标得以实现。原来的国家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必须重新制定新的国家目标，对过去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转换，日本已经到了一个历史转折期。1982年11月，中曾根康弘就任首相。之后，日本统治阶级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推动“战后政治总决算”，以实现日本的历史性转折。所谓“战后政治总决算”，实质上是对战后以来的历史进行反省和清算，由此确立新的日本国家的方向。这个方向实际上就是“政治大国”。

在上述背景下，新保守主义思潮应运而生。新保守主义思潮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第一，积极颂扬日本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灌输国家观念，强化对国家的忠诚意识；第二，试图触动战后以来的禁区，改变战后以来重经济轻军事的发展路线；第三，借助日本经济的实力，以国际贡献为旗号，借助经济援助等显示日本的存在，增强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和发言权。不可否认，新保守主义与以前的保守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有着历史继承性，如坚持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等，但是也应该看到，其已经不同于以前的保守主义，而是要通过战后政治总决算，修正战后和平主义发展道路，确立日本新的国家发展方向，使日本走向“政治大国”。

虽然，由于受到当时国内外环境的种种制约，新保守主义思潮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仍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过，应该看到，这一思潮具有不少民族主义的东西，已经不同于前期的保守主义，这也为冷战后日本社会思潮向民族主义的转变埋下伏笔。

三、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与蔓延

从1989年到现在，是战后日本社会思潮变化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从经济上看是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时期，从政治上看则是日本政治长期动荡的时期，从思想上看则是国民意识总体保守化、民族主义思潮抬头与蔓延的时期。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动荡和变化。冷战的结束，给日本社会以很大冲击，使社会党、共产党等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在国民中的支持率与影响迅速下降。可以说，冷战时代革新政党与保守政党对立的图式已经崩溃，日本政治进入了总体保守化、右倾化的时代。

与各政党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相辅相成，日本国民中也出现了总体保守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现象。其最鲜明的标志，是庞大无党派层的出现。据统计，日本选民中有固定支持政党的比例仅为50%左右，而无党派层则占到了选民的一半左右。这说明，日本国民开始渐渐远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党等左翼力量急剧衰落，以及庞大无党派层的出现，导致了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在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以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修改宪法和改变战后发展路线、亲美排华为表征的民族主义思潮迅速膨胀起来。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歪曲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从1996年开始，歪曲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民族主义思潮日益泛滥，把承认侵略战争、向亚洲各国谢罪当做软弱外交加以批判，否定日本在近代以来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事实，在历史问题上大刮翻案风的活动也在不断升级。在政界、财界、知识文化界等各种民族主义势力的推动下，掀起了一股否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的逆流。仅以政界人物为例，1999年4月，石原慎太郎在竞选东京都知事的过程中更妄称：日本发动战争的结果，“从白人的殖民统治中拯救了亚洲各国”； 2007年3月，安倍晋三首相也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发言，在“随军慰安妇”问题上否认存在“强制性”；2013年5月，日本维新会代理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公开发言表示当年战争中的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等等。

另外，2001年以后，日本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连续几次审定通过了篡改历史、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右翼历史教科书。1996年7月9日，桥本龙太郎曾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小泉首相更不顾周边国家和国内舆论的强烈抗议，连续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4月23日，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168名员成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以上这些，都反映了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

第二，修改宪法、海外派兵，谋求改变战后发展路线。1997年5月，自民党、民主党等超党派议员290人，以修改国会法、在众参两院新设讨论宪法问题的常设委员会为目的，组成了“推进设置宪法调查委员会议员联盟”。1999年7月26日，在自民党、民主党、公明党、自由党等支持下，以设置宪法调查会为前提的国会修改法案在参议院通过。2000年1月，国会宪法调查会成立并开始工作。2005年4月15日和20日，众议院和参议院宪法调查委员会分别提交了《最终报告书》，这表明关乎日本未来发展道路的修宪运动，已经由“论宪”阶段进入了实质性修宪阶段。2012年12月，一直志在修改宪法的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2013年7月，自民党又取得了参议院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看来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已经为时不远了。

另外， 2003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等“有事相关三法案”。2004年，国会又通过了《自卫队修改法案》、《支援美军行动措施法案》等七项“紧急事态基本法案”。2006年12月，又通过了“防卫省法”，不仅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而且在一直限定于“防卫日本”的自卫队任务中，第一次加入了“在海外对美军支援”，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发生很大转换。这些表明，战后以来的一些禁区正在被打破，规定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石也在动摇。而这些动向与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与蔓延，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第三，加强日美同盟，依靠美国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冷战结束后，日本曾一度想增强自身对美国政治、外交及军事的独立性。但随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确立，再加上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民族主义的主流从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开始转向承认美国的单极支配和支持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以换取美国对其在亚太地区大国地位的支持。1996年日美对军事同盟进行重新定义，1997年出台“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以日美安保“再定义”为契机，日本出现了强化日美同盟的动向。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周边事态法”等三个“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日美同盟得到强化。

进入21世纪以来，日美同盟在各个层次不断深化。在全球层次，日本积极参加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合作，包括阿富汗的反恐合作、伊拉克重建合作以及参加“防扩散安全倡议”等；在地区层次，加紧准备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发生战事时的联合行动；在双边层次，调整驻日美军，以“确保日本的安全，加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持应对影响日本和美国的紧急事态的能力”。近年来，日本又抓住美国重返亚洲进行“亚太再平衡”的机会，极力拉拢美国，企图与美国“共同对付崛起中的中国”。

第四，宣扬“中国威胁论”，防范和限制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为了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得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在历史问题上需要得到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的谅解，而且大多数日本人还没有意识到以后中国的迅速发展，对中国的崛起还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和战略对应。因此，尽管受到一些右翼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攻击和阻挠，日本不仅首先解除了政治风波后对中国的制裁，还实现了天皇访华，在非自民党或自民党不占主导地位的几届联合政权下，对过去侵略历史的表态也有所改善，民族主义思潮对中日关系的不利影响还控制在一定范围。

但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的与日俱增，与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的日本形成鲜明对照，使一些日本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充满了压力和危机感，甚至增强了与中国竞争和对抗的意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出于阻滞中国的发展，转移国民对生活现状的不满等目的，开始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一些媒体也推波助澜，煽动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中国在日本国民中的好感度不断下降。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政策日趋强硬，企图构筑针对中国的包围圈，这种防范限制中国的强硬民族主义策略，势必对中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当然，冷战结束后，主张“护宪”、“反核”、“反战”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也依然有着影响，共产党、社民党等护宪政党以及“九条会”等护宪群众团体也在积极地开展活动。就是在保守势力中，也存在着反对极端民族主义，主张走“民生大国”道路的声音。但是，和平民主主义思潮日渐凋落，保守主义思潮则为民族主义思潮所取代，民族主义思潮占据支配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的民族主义志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改变战后发展道路，坚持美化侵略历史立场，煽动针对中国（以及韩国）的排外主义，必将对日本的未来和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给以特别的关注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