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装饰的美学特征

刘训立

西安美术学院 西安 710065

铜川地区有丰富的煤炭、黏土、石灰石等矿物资源，矿物质中具备生产陶瓷的氧化物含量参数，为发展陶瓷产业提供了优越的矿物资源；耀州窑以生产青瓷而著称，制瓷所需的原料名为大黏土，又称“矸子土”。《同官县志》记载：“制瓷之陶土（俗名矸子，矸音干），为石炭二叠纪之一种鸽青色及红黄色页岩，由岩内掘出风化后始用之；外涂之釉药，为与陶纪石灰岩中所夹之页岩，产于富平之明月山，耐火土及业碱，则产于窑场之附近。以上原料，除白色釉药取自富平外，其余则分布于黄堡镇、立地坡、上店、陈炉镇、及县城附近。其它如石膏、颜料等原料，则由外省购入。” 制瓷的瓷土，就地取材，胎质细腻、色青、烧成后成灰白色。此外，铜川地区产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为烧制优质的瓷器提供了便利的自然资源。

泥料的特性促使先民进行对装饰手法的推敲，并寻找出最为合适与成熟的工艺操作和装饰手段；所有的文化概念不是凭空而生的，耀州青瓷的装饰手段随着人们对泥料泥性的把握而日趋成熟。可想而知，坯体的强度限制了青瓷装饰的方法和形式，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坯体的造型成为参照之一，并且找到了与坯体协调、生动的装饰布局。去过耀州窑或了解耀州青瓷艺术的人大都能够发现，传统的青瓷多以对称性、大篇幅、满装饰为主。在这种构图的驱使下，会让你想到它的完美之处和独到之处，不觉中会使人联想到这种装饰由来的地域文化、社会背景和时代因素。

宋代耀州窑青瓷装饰的艺术特点

宋代耀州窑青瓷的刻花装饰艺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形成的最成熟、最完善的审美意识的具体形态体现之一，并且具有浓厚的当地民间文化的表现特色和独到的艺术魅力。我们可以看到，在我国历史上，陕西地区几乎就是一本浓缩的中国发展简史，虽然宋代一度南迁，但还是在很多的文化艺术领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审美格调和生活情趣。当时耀州窑的青瓷艺术，已在我国形成相当分量的比重，在其生产工艺的影响下，以耀州青瓷艺术为特色的制瓷工艺得到传播，陕西、甘肃、山西、河北、河南、广东、广西等地区相继出现大小不一的生产窑场，如河南的临汝窑、广东西村窑和广西永福窑田岭窑等逐步发展成为以耀州窑为中心的耀州窑系。因此可以了解，人们对耀州瓷的喜爱和接受程度空前高涨。宋代耀州青瓷的装饰艺术风格，结合宋人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以及对生活的那种主观感受、洒脱而又精致、浪漫而又不脱离现实的总体文化特征。由此，对于宋代耀州青瓷装饰艺术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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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来源于生活，写实中见奇。

我国传统陶瓷业在宋代进入繁荣时期，宋代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对审美的要求也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在耀州青瓷的装饰纹样中不难发现，有较多的题材均来自于生活当中常见的事物，不仅有花卉、人物、动物、虫鱼等，还有一些喜闻乐见的民间故事等等。写实的一面亦有突出的表现图样，如“五婴戏犬图”，画面上五个戏耍的孩童，一个躲藏在树丛中探头张望，两个在协力追逐一只幼犬。其中一个伸出双手想要拦住奔跑的幼犬，另外一个拿着绳索，扑倒在地。另外一组也有两个孩童，其中一个坐在山石上，似乎要向同伴索要幼犬，而另一孩童则紧紧地抱着它，面部和形体都呈现出极不情愿的神态。此外还有很多具有写实特征的图例，如：婴戏莲、母子蹴鞠图等等；先民们深入观察、捕捉、和凝练生活中得来的素材，进行精心的加工和组合，以对造型经过归纳和取舍的方法，运用智慧和对美的审评规则，创造出一系列的适合纹样和优美图案，赋予了青瓷装饰语言的生存价值。

第二、取材广泛，内容丰富

耀州窑青瓷纹饰的取材均来源于生活，它的范围之广，变化之丰富，实属传统陶瓷装饰艺术当中的典范。装饰纹样的丰富多彩，也是从唐代以来就具有的特点，到五代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北宋时期，耀州窑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仅仅北宋的装饰纹样就多达二百余种。其中装饰纹样的题材以植物类的各种花卉居多；其次为动物类的瑞兽、珍禽、昆虫等等；水族类亦大量出现；同时还有人物故事、佛道造像类、山水和文字款类；这时的几何纹样也已常常出现在装饰图案的边饰布局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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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寓意性强，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富有生动的文化内涵。

我国传统艺术文化中最普遍的共性之一，为借物寓意、通过象征的手法表现心中情操。像在诗、词、歌、赋、国画、工艺美术品中以“梅、兰、竹、菊”的形象，象征人格完美的“君子”气节；“牡丹”形容雍容华贵；“龙”为封建帝王之尊贵地位；“鱼”喻连年有余等等。很多的事物在人们的文化艺术活动中，或褒或贬的赋予了一种人格或品质的寓意，形成了传统艺术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使得人们有了对信念的坚定、对信仰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理想的界定。耀州青瓷的刻花装饰，此类形式居多。文人墨客的文化情怀和艺人工匠的审美格调，使得耀州青瓷的装饰艺术得到了较高水准的发挥，富有生动的文化内涵。在审美意识方面，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也是形成大众心理、审美定势和思维倾向的特定条件，具有中华民族特有的气质象征，符合了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第四、装饰性强，详略得当，形式统一

宋代的耀州青瓷不仅是物质产品，又是具有较高审美属性的艺术品，它是一定历史时期社会文明和生活水平的物质载体的反映。

装饰是一种设计艺术的表现形式，它不再是自然形象的模拟和翻版，而是通过对视觉形象的归纳和总结之后，加以更加典型化的，超脱自然的、升华的结果。耀州窑的青瓷装饰，具备了这些装饰艺术的形成特征，符合装饰艺术形成规律，并随着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不断发展，具有较强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先民们通过对装饰题材的条理化、理想化和程式化的梳理后，不仅使整体的装饰效果主次分明、层次丰富、详略得当、形式统一，且在用刀上十分讲究线条流畅，刀法犀利。使得外在装饰与造型浑然一体，取得了非常生动的装饰艺术效果，具有较高的装饰艺术性。这种装饰性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耀州窑的青瓷装饰艺术本身的刻花装饰之美；其二是耀州青瓷的个体存在对环境的装饰性。当然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它的刻花装饰本身的艺术特点。

第五、审美与实用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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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耀州青瓷刻花的装饰纹样，与青瓷产品的实用价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上釉色如玉，质地纯厚，使造型增添了强烈的艺术美感。比如：在碗的口部处理上，以刻花装饰图案的轮廓线为基础，对口部进行弧线的处理，形如花瓣，不仅增加了审美价值，并且使口缘具备了一定的口感；在青瓷刻花盘的内部，进行纹样的装饰，会使使用者在进餐的同时获得了视觉的享受……。诸如此类，在宋代耀州青瓷刻花艺术中，精美的工艺、装饰的题材、优美的刻花图案等，充分地与所装饰的器皿造型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增强了耀州青瓷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使其具备了较高的审美标准。这是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艺术，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的有机结合。

第六、雅俗皆宜，有广泛的消费基础

宋代耀州青瓷的生产工艺取得了民众的喜爱，产品以生活实用品为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满足了人们普遍的使用意义，还极大的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这样一来，使得耀州青瓷具有了较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具有强大的消费基础。

第七、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的综合载体

通过宋代耀州青瓷的刻花装饰纹样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装饰纹样中出现的诸如：一种生长在西方国家的西番莲纹、印度神话中的摩羯纹以及佛教图案的维摩诘纹等等，足可以说明当时中外贸易之发达，是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例证。

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的美学特征

通过系统的对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的装饰纹样，进行的逐类分析和研究，以及对它的艺术特点的归纳和审美判断，可以得出：

第一，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装饰，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现象之一，通过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装饰的审美现象，挖掘宋代陶瓷艺术的整体审美时尚和追求；价值观念和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关系；在装饰中出现的众多种类，诸如动物、植物、人物、山石等，几乎都有一面积极的内容因素，或是借物寓意、或是搭配谐音等，借助不同的形式表达不同的追求和期盼，这是凌驾于形式之上的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对世界观、价值观的判断标准的外在表现。

第二，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艺术中，对各类装饰纹样精心的构图和高超的工艺水准，里面寄托了强烈的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说明了当时人类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的关注，与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把自然界中的万物引入到日常用品的装饰设计中来，同时也带有另一层面的含义：就是在人们的艺术领域中，对自然的审美、把玩、以及对自然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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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解读宋代陶瓷装饰艺术的整体审美格调和审美标准。通过对宋代耀州青瓷刻花装饰的研究，建立对宋代陶瓷装饰艺术审美价值观形成规律的探索体系，是当代陶瓷艺术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所以研究耀州窑青瓷刻花艺术的美学形成规律和艺术精神，才是解读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装饰研究的最本质的问题，也是解读和研究美学的方法论问题。

探讨宋代耀州窑青瓷刻花的装饰艺术，使用历史的观点，不是说历史的翻版，这里需要科学的继承，有创造性的吸收。传统的东西是我们进行艺术创造的依据，需要它来点亮我们艺术智慧的火化，而它又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范畴，不能用狭隘的计算方式武断地将其意义上进行划分。对于现代装饰艺术的推动和发展，我们应该立足于当下的社会时代背景和客观的生存状态，符合“民族”这个特定的历史含义与责任，建立多种艺术表现介质的载体语言；在艺术实践中掌握时代文化艺术的精神取向，掌握传统文化内在的特定属性。这些文化载体的优势和意义，会对艺术家的创作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也是今天谈论传统耀州窑青瓷刻花装饰艺术最朴素的意义。

[1] 冯先铭：《耀州窑》，文物，1959年第8期。

[2] 耀州窑博物馆：《耀州窑研究资料汇编》，1993年。

[3] 王芬：《耀州窑陶瓷》，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5月。

[4]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2004年。

[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2004年5月

[6] 工商志：《同官县志》第二册，民国27年版

[7] 禚振西、杜文，《耀州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1年。

[8] 鲁建国：《耀瓷装饰艺术》，《考古与文物》，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