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渔夫（外二篇）

陈义芝

海滨渔夫不再捕鱼，类风湿关节炎破坏了他的膝盖组织，强忍着疼痛，他只能在港边瞭望船只，听潮水拍打着堤防，看被抛弃的塑料瓶罐在港湾内飘流。

他原本已走出这一座渔村，走出这一小小的海湾，去到台北，假日在一个文艺营队，穿起花条纹衬衫，梳着分头，眼梢有海风的粗犷、岬角的镇定。

“将来写诗要像老师一样好！”他看着我，开门见山地表达，透露不识艰难的热切、纯真。我交还他的诗稿，提醒语言何妨更自然，诗意则宜双关，如流云有倒影。他很珍惜找到一家小杂志社担任编辑，终于可以不要打鱼，不必害怕晕船呕吐而不敢吃早餐了。

“我最瘦时只有四十五公斤，”他说：“一上船就吐，吃多少就吐多少。所以我早上出海前就不吃东西，空着肚子。每天都这样，等下午船回港才敢吃饭。”

编辑是他下船后在台北的第一份职业。一个禁不起颠簸会晕船的青年渔夫到了陆地，从渔会到农会一路找工作，从金山乡前进到台北，慢慢发展出文学喜好。我就是在耕莘写作班遇到他的。

“老师，什么时候您有空，我带您出海。”他常说。他父亲是一艘大型渔船的船长，要调动其它小型海钓船，不难。不在浪头上讨生活，他的心反而有了海的明亮辽阔。读他的诗，知道他有一个哑巴小弟，襁褓中发高烧失去语言能力，一辈子待在渔村帮人整理渔网，不时发出“啊！啊──”的尖叫或喉音，愤怒与郁闷都发同一的单音。他那首《魔术师──给哑巴小弟》的诗，起头两句：

听你的话如解一首晦涩诗

听我的话你总用手指折迭

兄弟情切，因声障无从表达，弟弟只能屈指比画，做哥哥的他并无从会意。但在诗的结尾，他仍然对弟弟发出赞叹：“宇宙大得如你手掌那么小！”意思是弟弟的手语可变化出一个宇宙。

在耕莘写作班，他认识了一位叫小萍的女孩，同样对文学怀有梦想，两个人在亲友祝福下成了家。妻子仍在工厂做工，先生换到一家经济研究社当雇员，都属受薪底层，寄居于物价昂贵的大都会，心理压力愈来愈大。

“我很喜欢坐办公桌，可是薪水低，小萍希望我去卖鱼。卖鱼的利润比较大。”

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终于丢下笔杆，开一部小发财车改行卖鱼了。为了抢到鱼货批发市场的停车位，凌晨两点得从家里出发。灯光与人声喧哗的鱼市四点开卖，新捞上岸的鱼分装成一箱箱五六十斤重。他说车子停近一点就少走一段路。如果来晚了，不是怕标不到鱼，而是怕抢不到停车位。

夫妻俩连手主持的“金山渔家”店号，在永和市场，从早上六点一直卖到下午三点，风雨无休。他从初中就上船捕鱼，吃过海上的苦，懂得各种鱼性，随口讲两句都令人觉得新奇，鱼货又新鲜，很受主妇欢迎，一天要卖两百多斤。拼死命干活，不到三年就买下一栋自己的住屋，不必再花钱租别人的房子。小孩交给远方的岳母带，一个礼拜探望一次，夫妻每周日下午收摊，开一百公里路去看孩子，靠罐装浓茶驱赶睡虫。

“日子很寂寞，因为远离了写作的朋友。”他说，在发病之前，不知无止尽的疲倦是会伤害免疫系统的。不喝咖啡，他一向喝乌龙茶提神，从一天一罐、两罐增至三罐。终年没有放松的一刻，更要命的伤害是睡眠不足。

“船员还有嘻嘻哈哈打闹的娱乐，我卖鱼，没有时间休息，所以愈来愈不爱说话。”

那一天，是星期天，探望孩子的日子。鱼摊收市他就觉得眼皮不听使唤，全身燥热，冰过的乌龙茶连喝五罐，情况仍未改善，勉强开了车上路，去岳母家，心头急慌慌的。晚饭后折返，躺倒客厅沙发就起不来了，肩颈僵硬，头痛欲裂，两眼睁不开……。初步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年他三十六岁，“金山渔家”的店招不得不卸下。在不明疼痛底细的情况下，只能不停寻医或把自己关在家里，行动一天比一天困难，并发躁郁症。

距发病五年，协议离婚，放弃小孩抚养权，沉默地回到出生地：金山。他清楚记住了那一个使他变成社会边缘人的日子，一个让他毕生痛楚的临界点。

无望的日子，他拿头撞墙，撞成脑震荡送医，护士问为什么要撞？他回答：“懊恼。”雷雨的晚上他也曾拿着菜刀冲出家门，家人在海堤上将他拖回来。不久，他就进了宜兰一家精神疗养院。

“医院离海边很近，但看不到海，海被山岭遮住了。”他告诉我，每月领七千救济金，住疗养院花六千元，剩一千零用。

“医院的人很凶，不听话会被绑在铁栏杆上。”每隔一两个月，他总是突然打来一通电话。“电话也受监控，”他低声在那头说：“我骗他们要打给家人。如果说打给老师，会不准。”

我不知实情如何，但他担惊受怕的心可想而知。接到他电话的时候往往是他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他舍不得一下子就挂掉，满腔的怨悔，刚化去一些，旋即又因寂寞而滋生起来。他很可能会在那里待上一辈子，但妹妹不忍心，前年接他回老家。他也极力想摆脱精神病的控制，求医生换处方，试着减少某些令他昏沉的药。

回到金山，他有了自己的电话，但折腾这么多年，能打的电话寥寥无几。“只有老师最疼我……”每次听他这么说，我都黯然。他住在紧邻渔港的一个小坡上，低矮的水泥瓦房，潦草地涂布着防漏的黑色柏油，一尺半见方的小窗用塑料板盖住。窗子面东北方，冬天吹东北季风。这里原是渔人宰杀鱼的鱼寮。

我造访过两次，第一次先约好他在家等。刻意腾空的沙发是他每晚辗转权充的小床。我问：“你没有床吗？”他打开另一间一坪的小屋说有。那是没有窗的里屋，和沙发一样局促的床板上堆满了杂物，顶上吊一盏四十烛光灯泡。太封闭了，难怪他宁愿睡在外屋沙发上。角隅有两座书架，大多是新潮文库的书和一些诗集、诗选集。《白鲸记》《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自我影像》《草叶集》《坎特伯雷故事集》……几乎全都是倒放的，像他的人生，颠倒而且闲置了。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我提醒他要开窗。他说好。我说睡沙发不是办法，你要把里屋的床整理出来，睡床上，不关门，把门当窗用，使空气流通。他也说好。他搬出两叠手写的诗稿，我挑着看，指出某些地方须删节。我告诉他庞德的《在地铁站》，原长三十行，删成十五行，最后定稿只剩两行；艾略特的《荒原》原长八百余行，定稿也不过一半。我和他一起删他写的《纪念碑之花》，从三十几行改成二十行，节奏从疏渐密，意涵从不明渐觉饱满。我为他的诗能改造而快慰，他则为自己作品的新貌而兴奋。

临去，他陪我往左边的沙滩走。攀爬右边的防波堤对他而言太辛苦。许是心情变好，我觉得那一天的海浪特别好看，秋天的夕暮，天气还不冷，海水一波波涌向沙滩，金黄的沙粒吸满了水，倒映出天光，几疑是一面水镜。海浪哗哗刷刷，先是低伏紧跟着高起，卷动冲前，后面又一浪压下，碎浪滚进白沫里。

“海浪是舞动的梯田！”他脱口而出。我看着浪，无语，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就这样潮水日夜般推移着，徒然无助。

上个月，气温骤降至十度，我途经北海岸，不期然想起那小海湾，方向盘一转就进了渔村。环抱村子的青山沐浴在湿泠的云雾里，瓦舍密集处有几团蓝色炊烟。我四下张顾，在老旧的屋群中矗起了一座突兀的新楼，细看其他房屋，原来也贴有杂花色小磁砖，这村子的外貌与山海并不相融。他住的黑灰色鱼寮最不起眼，反倒最自然，像岩石、海风、土地一样近乎原生。门上挂了把锁，想必又就医去了。

我一个人往灯塔方向走。海堤下方布满塑料袋、槟榔汁、纸屑、鱼骸，还有沉沉一股尿臊味。爬上高堤，整个村落与蔚蓝无边的海景都出现眼底，渔港被石岩圈住，岩顶是青苍的小山，渔村错落在岩脚上。

白浪激溅于岬角两侧。只一堤之隔，蓝海就无法洗刷陆地肆意的污染。我很讶异，不是假日竟有那么多人四散在各处钓鱼。有一种黄翅扁身手掌大的鱼，钓客说叫“赤翅仔”。

“明明是黄色，为什么叫它赤翅仔？”我问。

哪知啊──

另一种圆球型如刺猬，产自于大海，竟说是“河豚”。看来也无从究理。

他们抽着烟，在风里大声说：“失业了，来这里上班。”冰桶里有最新鲜的沙西米；尿急了解开拉链就地挥洒。

渔村的妇人多半忙着做箱笼绳钓的前置作业，把墨鱼肉密实地钩在一个个四方型的箱子边。面海的小餐馆不见任何人，收音机仍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台语歌，飘出门外，断续在风里。偶尔听到渔船引擎声，缓缓越过灯塔，进入航道。回航的渔船在晃动的波光里，跟午后渔港一样疲惫。

我遥望海堤，想到我写诗的小兄弟仍在与精神病和日渐恶化的类风湿关节炎搏斗，他能够靠意志击败命运加诸于身的挫折吗？这海湾若在荷兰或日本，将是多么美丽的渔湾啊。然而，在这里，那些被抛弃的垃圾，什么时候才会被注意到？而我的小兄弟，也只能日日看着港湾内飘流的瓶罐，听潮浪汹涌地拍打。

我称她雨树

我仰看雨树，近在咫尺，如一丰姿的静女，看不真切，只觉青蒙蒙一片。

那是1995年去新加坡“国际作家周”的经验，王润华、淡莹夫妇带我游植物园。“这叫雨树，”他们说，“叶子闭合会包住雨水，等天晴再一滴滴下个不停。”

但当天，树下干爽并无雨水滴痕，我好奇而无所获。

时隔十一年，朋友策划一本《雨豆树》的书，邀作家写散文。起初我并不知“雨豆树”即雨树，直到看了照片，查知英文名Rain tree，始确知所谓的雨豆树就是雨树。

有一天碰到刘克襄，我问他雨树何以又称雨豆树？他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称雨豆也。我又问，这树传说不停滴雨，是真的吗？克襄斩钉截铁地说那是错误的传说。“树叶与枝桠间会分泌出一种汁液……”我记得他这么说。“那汁液是透明无色无味的吗？”我再问。他未及回答，谈话就被其他人打断了。

植物图鉴上说，雨树干粗，树皮黯黑有龟裂，荚果呈圆条柱形，花淡红色，仍无助于我对它的认识。倒是分类在含羞草科，成了线索。一位住阳明山的朋友说像合欢。合欢一词的意象突然使我联想起薛柏谷1980年代翻译的大江健三郎的小说《听雨树的女人们》。当时大江健三郎还未获诺贝尔文学奖，国人对他十分陌生。《听雨树的女人们》题目特别，情节也还好看，但不知是我不够用心，还是小说家的现代象征有点隐晦，一时没读懂题旨，只对小说中的女主角潘妮洛普 (Penelope Shao-Ling Lee)，一个华裔美国人，留下印象。大江健三郎对潘妮的描写是这样的：

她那躯体毋宁算是丰满的，走起路来悠然而自在。脸庞是东方人的那种，背脊却是直挺的，丰臀而下的部份显然并不是属于惯坐榻榻米叠席的那一种。

她的颈项也好，胳臂也好，甚至于是她的乳房，从侧面看着，我总觉得无不具有纺锤形曲线的味道……因适才那一阵子激烈的运动而造成血里的热的激荡，在她那如今看起来是那样子娴静的四肢里似乎依然起伏不已……

我不觉得认识现实中的雨树有多重要了，我的雨树早已种在新加坡国家植物园，在一个小说故事像一个暗喻看不真切的那棵。我相信雨树是会一直滴着雨滴的，双肩丰腴而圆滑，光着身子，悄无声息溜进我梦里的女人就是。

为了下一次的重逢

清明时候，又一次来到圣山寺。在蒙蒙的小雨里，我特意先弯到双溪国小，将车停在溪畔，独自走进空无一人的操场。沿着围墙，穿越教室走廊，在那株森然的茄苳树下，仿佛又看到穿着红白花格衬衣的邦儿。

那年邦儿就读小二，星期天我带他和小学五年级的康儿坐火车郊游，在车上随兴决定要在哪一站下。父子三人的火车之旅，第一次下的车站就是双溪。

当年操场上太阳白花花的，小跑着嬉闹一阵，邦儿就站到茄苳树荫下去了。小时候，他憨憨的、胖胖的，听由妈妈打扮，有时穿白衬衫打上红领结，煞是好看。那天穿花格衬衫，卷袖，许是天热，流了一身汗，又没零嘴吃，双溪这处所因而并不称他的心。我们没走到街上逛，天黑前就意兴阑珊搭火车回家了。

一晃眼十几年过去。一样是周末假日，此刻，我独自一人，萧索对望雨洗过的苍翠山峦与牛奶般柔细的烟岚，四顾茫茫，树下哪里还有花格子衣的人影？茄苳印象不过是瞬间的神识剪贴罢了。

那时，两兄弟是健康无忧的孩子，经常走在我的身边，而今邦儿已在离双溪不远的圣山寺长眠，住进“生命纪念馆”三楼，遥望着太平洋；康儿经历一场死别的煎熬选择留在加拿大。我和红媛回返台北，仍顶着小户人家亟欲度脱的暴风雨，三年来，经常穿行石碇、平溪的山路，看到福隆的海就知道，快到邦邦的家了。

邦儿过世，汉宝德先生寄来一张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大士的卡片，中有绿度母像，我一直保存着，因安厝邦儿骨坛的门即为绿度母所守护。绿度母乃观世音悲怜众生所掉眼泪的化身；邦儿是我们家人眼泪的化身。林怀民寄了一枚菩提迦耶（Bodhgaya）的菩提叶，左下缺角如被虫啮过，右上方有一条叶脉裂开。我静静地看这枚来自佛陀悟道之地的叶子，传说中永远翠绿不凋的枝叶，一旦入世也已残损，何况无明流转的人生。青春之色果真一无凭依！

还记得三年前我怀抱邦儿的骨坛到圣山寺，与红媛一道上无生道场，心道师父开示“生命的重生与传续”。师父说，人的缘就像叶子一样，叶子黄的时候就落下，落到哪里去了呢？没到哪里去，又去滋养那棵树了。树是大生命，叶子是小生命，小生命不断地死、不断地生，大生命是不死的。人的意识就像网络一样交叉，分分合合，不断变化，要珍惜每一段缘。

“我们会再碰面吗？”伤心的母亲泣问。

“没有人碰面的！”师父说：“我们只是身体、想法在区隔，如果你的想法跟身体都区隔它，我们都是在一起的。”师父更以众生永是同体，勉励伤心的母亲要爱护自己。

命运不是人安排的，人只能身受命运的引领。如果不是朋友劝说，我们不会申办移民；如果不是我有长久的写作资历，无法以作家身份办理自雇移民；如果不是移民，孩子不会远赴加拿大念书，也许就没有这场惨痛的意外。然而，一切意外看起来是巧合，又都是有意义的。蜂房的蜜全由苦痛所酿造，蜂房的奥秘就是命运的奥秘。

邦儿走后，我清理他的衣物，发现一本台湾带去的书《肯定自己》，是他国中时念的一本励志书，“以意外事件来说，交通事故是死亡率最高的事件。生活周遭也时时刻刻藏着许多一发不可收拾的危险……”这是他写的一段眉批。他写这话时何尝预知十年后的发生，但十年后我惊见此页却如谶语一般电击，益加相信不幸的机率只能以命运去解释。这三年我常想到法国导演克劳德·勒鲁什拍的电影《偶然与巧合》，亚历桑德拉·马提尼斯饰演的芭蕾舞者，在爱子与情人一起意外身亡时，孤身完成一段寻觅挚爱的旅程。红衣迷情的芭蕾丽人骤然变成黑衣包裹的沉哀女子。果真如剧中人所云“越大的不幸越值得去经历”吗？不久前我找来这部片子重看，杂糅了自己这三年的颠踬回忆，总算体会了：人生没有巧合只有注定，意外的伤痛也会给人预留前景。

红媛和我在无生道场皈依，师父说：“佛法要去见证。”我们就从“佛法是悲苦的”开始见证起，赶在七七四十九天内，合念了一百部《地藏经》，化给邦邦。

我于是知道地藏菩萨成道之前，以名叫光目的女子之身，至地狱寻找母亲，啼泪号泣，发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誓愿。佛法如乌云边上的亮光，当乌云罩顶，一般人未必能实时参透，但透过微微的亮光，多少能化解情苦。

“我们还会再碰面吗？”无助的母亲不只一次锥心地问。

“没有人碰面的，”师父不只一次回答：“我们只有一个空间，都在一个意识网里，现在只是一时错开，轮回碰到的时候就又结合了。”他安慰我们，未了的缘还会再续，多结善缘，下一次见面时生命就能够衔接得更好。

我恍惚中知道，人的大脑很像星空，若得精密仪器扫描，当可看到漂浮于虚空的神识碎片。三年前，如果邦儿只是脑部受伤，我想，他的神识碎片会慢慢联结，会慢慢愈合的，可惜意外发生时他的心肺搏动停止太久才获急救，终致器官败血而无力可挽。在医院加护病房那七天，他看似没有知觉、没有反应，但我相信天文学家的分析，黑洞有一种全宇宙最低的声波，比钢琴键中央C音低五十七个八度音，那是黑洞周围爆炸引起的，已低吟了三十亿年，邦儿经历死亡挣扎，无法用声口传语，必代之以极低频率的声波响应我们在他耳边的说话。三年来，这声波仍不断地在虚空中回荡，在我们生命的共鸣箱里隐约叫唤。若非如此，我们怎么一直无法忘去，由他出现在梦里？若非如此，做母亲的怎会痛入骨髓，甚至肩颈韧带断裂。

做完七七佛事那天，亲人齐集无生道场，黄昏将尽，邦儿的婶婶在山门暮色中蓦然看见邦儿，还听到他说：“我不喜欢妈妈那样，不想她太伤心！”这是最后的辞别，母子连心的割舍。

邦儿走了三年，我才敢重看当年的遗物，他的书本、笔记、打工薪资单和遗下的两幅油画。从紫色陶壶里伸出一条条绢带那幅他高中时画的油画，意象奇诡，像是古老的“瓶中书”，又像现代的传真打印纸；有时看着看着又联想到是某一古老染坊的器物。

他有一篇英语一○一的报告，谈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叙事者寻找失踪的父亲及她的内在自我，角色疏离与文化对抗的主题融会了邦儿的体验，读之令人失神。

我同时检视三年前朋友针对这一伤痛意外写来的信。发觉能安慰人的，不是“请节哀”、“请保重”、“请尽快走出阴霾”的话，而是同声一哭的无助，像李黎说的“有一种痛是澈骨的，有一种伤是永难愈合的”，像隐地说的“人在最难过的时候，别人是无法安慰的，所有的语言均变成多余”，像董桥说的“人生路上布满地雷，人人难免，我于是越老越宿命”，也像张晓风说的：

极大的悲伤和剧痛，把我们陷入惊竦和耗弱，这种经验因为极难告人，我们因而又陷入孤单，甚至发现自己变成另一国另一族的，跟这忙碌的、热衷的、欢娱的、嬉笑的世界完全格格不入……但，无论如何，偶然，也让自己从哀伤的囚牢中被带出来放风一下吧！

她告诉我的是“死”而“再生”的道理，当我摇晃地走出囚牢才约略有一点懂了。

事情发生当时，友人帮我询问台大脑神经外科医生，隔洋验证医方；传书叮嘱诚心诵念“南无药师如来佛琉璃光”百遍千遍回向给孩子。待我办完邦儿后事回台，很多朋友不惜袒露自己亲历之痛，希望能减轻我们的痛楚。齐邦媛老师讲了一段被时代牺牲的情感，她二十岁痛哭长夜的故事。陈映真以低沉的嗓音重说幼年失去小哥，他父亲几乎疯狂的情景。

兰凋桂折，各自找寻出路……这就是人生。我很庆幸在大伤痛时，冥冥中开启了佛法之门。从《心经》《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到《法华经》，红媛与我或疾或徐地翻看，一遍、十遍、百遍诵读。

“就当作这孩子是哪咤分身，来世间野游、历险一趟，还是得回天庭尽本分。”老友简媜的话，像一面无可闪躲的镜子：“生儿育女看似寻常，其实，我们做父母的都被瞒着，被宿命，被一个神秘的故事，被轮回的谜或诸神的探险。我们曾瞒过我们的父母却也被孩子瞒了。”

王文兴老师来信说：“东坡居士尝慰友人曰：儿女原泡影也。乐天亦尝云落地偶为父子，前世后世本无关涉。”我据以写下《一筏过渡》那首诗，以“忍听爱欲沉沉的经忏／断桥断水断炉烟”收束，当作自己的碑铭。

归有光四十三岁丧子，哀痛至极，先作《亡儿圹志》，再建思子亭，留下《思子亭记》一文。他至为钟爱的儿子十六岁时与他同赴外家奔丧，突染重病而亡，归有光常常想着出发那天，孩子明明跟着出门，怎料到足迹一步步就消失在人间。此后，不论在山池、台阶或门庭、枕席之间，他总是看到儿子的踪迹，“长天辽阔，极目于云烟杳霭之间”，做父亲的徘徊于思子亭，祈求孩子赶快从天上回来。这是邦儿走后，我读之最痛的文章。

美国诗人爱默森追悼五岁儿子的长诗《悲歌》，我也断续读过两遍。孩子是使世界更美的主体，早晨天亮，春天开花，可能都是为了他，然而他失踪了：

大自然失去了他，无法再复制；

命运失手跌碎他，无法再拾起；

大自然，命运，人们，寻找他都是徒然。

谁说“所有的花朵终归萎谢，但被转化为艺术的却永远开放”？谁说“诗文可以补恨于永恒”？

邦儿已如射向远方的箭，没入土里，岁岁年年，我这把人间眼泪锈染的弓，只怕再难以拉开，又如何能够补恨于今生！

活着的，只是心里一个不愿醒的梦罢了。芸芸众生，谁不是为了爱而活着，为了下一次的重逢，在经历不是偶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