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平的文学因缘和红楼笔法

王西平

凡事皆有因缘，这一宿命论几千年来始终贯穿于中国文人的思想体系里。

然而当真正摆脱了遥远的农耕文明和强权专制时，文人在语言上才显现出极度的狂欢来，尊严和人格被赎回，文艺创作更加倾向于人性的发掘。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继承、收获了一批先进的精神遗产，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更加追求为人为文的自由性，像鲁迅等一些具有领袖范的旗帜性人物，率先从自我标榜的内部出发，追溯、考证与文字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南腔北调集》中，鲁迅谈到“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将文字的渊源归咎于“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以致最终向国民性、人性的高度跨越。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深受“五四”文学影响，如今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镇之一。近年来，随着两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像李永平等一批马华作家的旅台文学引进大陆并广受热捧，在世界华文界显得格外耀人眼目。新一轮的华文寻根热潮再度掀起，作家们纷纷执笔追寻离散因缘的自觉意识被推至空前的高度。每一个置于边缘的海外作家，都有强烈的溯根愿望，都有大中华情结，李永平自然也不例外。

正如同鲁迅，每一个作家，小到个体人生，大到国民改良，都能找出与文字之间的丝丝缕缕来。作为第二代婆罗洲人，李永平从早期的《拉子妇》《吉陵春秋》开始，就给自己贴上了浓重的流亡标签。在《吉陵春秋》简体版序中写道：1976年，“我”以一个“南洋浪子”的身份，结束了在台湾的游学生涯，告别栖身的台湾，一路漂流，落脚美国新大陆。寥寥百十来字的开篇语，“浪”“漂”“流”“栖”“落”等离散味很浓的字眼频频闪现，我相信这绝非作家有意为之，而是试图通过一段意味十足的文字，牵引与“一本小说”有关的诸多因缘。

一场生平的第一场雪，降临异乡，从沙捞越到台湾，再到美国东北的奥伯尼市，回乡的路竟然充满了闹剧的味道，渐行渐远的离愁，以及那块永远割舍不了的大陆，不会因为乌托邦式的浪游而湮灭。李永平书写《吉陵春秋》，竟然因了一场充满幻化色彩的雪：自然恩赐的精灵，呈现出的是“宁谧、美丽、白皑皑”的图画，在这背面，却是一副“鬼魅似的，阴森森”的绚烂景象，这两种迥然不同的画面，始终在李永平的作品中交织。那个写进简体版序的“老人”，就是这部小说的因缘所在，也是全部故事的玄机所在，现实中的画面带来的刺痛，让作家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追问：“她从何处来？往哪里去？她背上那个鲜红的沉甸甸的包袱，里头装着什么东西，隐藏着什么秘密?她有没有亲人？”那个记忆中踽踽独行的老婆婆，便是整个吉陵灵异的化身，也是唯一解读婆罗洲的全部入口。

《吉陵春秋》由白衣、空门、天荒、花雨四卷组成，每卷又由三个小章节构成，每个小章节结构紧凑，收尾自如，独立成篇。小说一开始，作家呈现了一幅流年画卷，故事人物围绕棺材铺“啊咿出场”，从清纯美丽的长笙，到铺主刘老实，再到孙四房、春红、祝家妇人，期间又夹杂着算命的、收破烂的、赶骡子的、坳子佬、老道师、后生小子、胖妈妈、老爹爹、娼妇老鸨等各色人物，风月、风情、风华、风物……统统搬到万福巷这个无比鬼魅的舞台上，并逐一批算。“万福巷”是整部小说的主线，人物的命运由一桩奸杀案牵引而来，故事豁然切开了它自身的“茬”，由“报应论”主导的叙述之轴缓缓地拉开。

海外华人文化界传奇式大师，画家，作家木心在他的文学回忆录中说到，“中国是受了诅咒的民族”。中国人历来在政治上显现出领土割霸的决心，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创举背后，一定有股源自封建皇权的诅咒在推动。一直以来，封建体制下的知识分子被迫沦为统治者欲望表达的吟诵者，和丰功伟业的雕塑者，一直到文革，仍逃不了这样的命运。长期受这种诅咒的牵引、麻痹和奴役，更多普世民众的命运显得愈加悲切无比，其中尤以女性显著。

世代饱尝战争离散的辛味，到了李永平这代又长期遭遇大陆文化的遗弃，于是他不得不孤守一隅召唤母体，少妇、少女、妓女、老妈妈，个个诡秘香艳，他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活在了色彩浓烈的诅咒之中，宿命的标签处处警醒着，“天上有雷，地下有阎罗”、“冤有头，债有主”、“那对蝴蝶是一双薄命夫妻，如今给十一害死了，天打雷劈，要受报应哟”……这样的“报应”旋律始终贯穿于氤氤氲氲的香火清烟里。

当年博尔赫斯就说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让你置身于一场“搏斗的阴影”之中，阅读李永平的《吉陵春秋》也同样有这种压抑，那些人物之间的搏斗，道德的拷问，人性的复杂纠结，让每一个读者拥有欲罢不能的痛感。

有人给《吉陵春秋》定义为“红楼笔法”。“红楼笔法”，即这种在大陆几乎失传的“化石”语言的写作方式必将引人关注。我相信《吉陵春秋》的渊源在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那里。这并不意味着李永平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人。不过正如当年留学海外的胡适那样，李永平既受过严格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在观点、方法上与大陆作家相比，有了新的突破和升华，这使得个人自觉的努力更加有效，他的写作姿态一方面是对大陆长期以来漠视文言小说，使生动、精练的半白话语言长期处于半盲状态的有力反讽，同时又对五四以来林纾主张“古文之不宜废”的观点给予了正面支持和实践。

在《吉陵春秋》中，作家对语言的打磨非常值得细啜，这得益于李永平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方言俚语的精辟运用，以及对语言陌生化处理和极端实验的勇气。比如小说中，“泼皮”这个词很深刻，还有一个“创”字，给人的感觉用意很“邪”。另外，小说第119页，有这么一句话：“二十一岁那年，他穿了一身标骚的学生制服，把一张白削的脸皮刮得亮堂堂。”“标骚”一词可谓神笔，活脱脱将一个纨绔少年的形象呈现了出来。另外，李永平在最后一篇“满天花雨”中，用一个六个“红”或“热”字，将少女燕娘游街时的面羞之美勾勒了出来。作家的用心很明鲜，试图利用温婉的儒学语言，来挽救女性的纯真性，以及泊在她们身心上的那片净土。文学被赋予了救赎的可能，小说最后的文字里，隐隐透着鲁迅“为子君，为自己”式的伤逝，以及无尽的悔恨和悲哀。

真没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李永平就已经令人吃惊地写出具有原乡意味的经典之作《吉陵春秋》，这是一块由无数个吉陵接壤的巨大原乡，那就是中国。

“人终究是要回家的。”现在，李永平已经回来了，驻足于每个华裔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