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家遗址群落——黄河尾闾的古老文明

张爱美

（中国石油大学胜利学院 中文系，山东 东营257000）

东营市地处黄河尾闾渤海之滨，那一望无际的荒滩野涂，常让人疑心它与古老文明无缘。其实，早在6 000年以前，东营市就出现了人类聚落遗址。目前东营市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17处，其中傅家遗址和五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特点突出，是鲁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大汶口文化遗址。

傅家遗址位于广饶县城南1.5公里处，东距淄河约4公里，北距小清河约15公里。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傅家遗址位列其中。自1985年至199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广饶县博物馆的配合下，曾先后2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除了发现墓葬、灰坑、石器、骨器、角器、陶器、玉器等之外，还发现了4眼水井，标志着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较高程度的发展。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傅家遗址周围还有几个较大的同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址，组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聚落。从出土文物分析，傅家遗址的文化面貌与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有明显差别，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是大汶口文化的鲁北类型，对鲁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科研价值。而且，从出土的彩色陶鼓可以推断，傅家遗址聚落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乐礼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

一、发达的聚落

傅家遗址并不是孤立的，在它的周围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聚落群。从目前发掘的情况来看，仅傅家遗址自身就有37万多平方米，中心部分有18万平方米。与傅家遗址相连的还有荣庄遗址和五村遗址。荣庄遗址位于广饶县城东南10公里处，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五村遗址位于广饶县城东北约0.5公里处，总面积7.5万平方米。此外，广饶县城南约5公里处的西辛遗址和县城北约7.5公里处的寨村北岭遗址也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遗存。由此可知，当时这片土地是非常适宜人类居住的，聚落比较密集。

黄河下游史前中期聚落，依面积规模大小可分为5个不同的等级，一级聚落面积为30～40万平方米，二级聚落面积为20～30万平方米，三级聚落面积为10～20万平方米，四级聚落面积为1～10万平方米，五级聚落面积为1万平方米以下［1］174。据此分析可知，傅家遗址和荣庄遗址都是当时的一级聚落。它们周围肯定还分布着其他一些小的聚落。五村遗址即是其中之一。《汉书·沟洫志》曰：“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聚落是人类集聚与居住的地方，在聚落遗址考古发掘中，最常见到的就是居住房址和墓葬。目前傅家遗址发掘面积很小，从发掘情况来看，遗址周围环绕有17～18米宽的壕沟，由于发掘地主要是墓葬区，未见房址分布。五村遗址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房址残破不全，未见完整房基，但发现灰坑近900个，分布十分密集。灰坑是史前先民的生活遗留，有些是垃圾坑，有些是储物坑，如此密集的灰坑，说明房址分布亦是十分密集的。由此推断，傅家遗址应该亦有较为密集的房址分布。从傅家遗址和荣庄遗址的面积来看，二者相隔不过10公里，都已发展成一级聚落，说明当时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

有学者推断傅家遗址即古青丘国［2］。傅家遗址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其晚期和《史记》中记载的五帝时期比较接近。《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有青丘之国。”《淮南子·本经训》记载：“尧之时，……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徼大风于青丘之泽。”“凿齿”、“大风”等皆为氏族名。郭沫若认为，古“风”、“凤”一字，“风”即“凤”鸟族也。从发掘资料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可能。张学海指出，当聚落群内聚落形成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时，就基本完成了向国家的转变，特别是当聚落的这种金字塔形层级结构已具有明显的“都、邑、聚”性质时，无疑已经是国家［1］195。文献记载“都”与“邑”的区别是有无宗庙，《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宗庙的建立代表着严格的祭祀制度的确立，而据发掘的文物来看，当时以傅家遗址为代表的这些聚落已经有比较发达的乐礼文化，这说明具备了一定的祭祀仪式（见后文）。《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礼在先秦被认为是国家最为重要的事情。傅家遗址聚落群发达的祭祀仪礼，说明其有可能正在向国家转变，或者已经发展成为小的方国。这些还有待以后考古发掘资料的出现才能够确定。

二、独特的地域习俗

五村遗址刚被发现时，学者称之为大汶口文化的五村类型。以后，随着傅家遗址的发现，考古界又统称之为“傅家类型”。因为傅家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鲁北地区最大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遗址，具有地域文化上的独特性。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傅家遗址与当时整个东夷地区的文化发展是相融合的，具有和整个东夷地区相同的文化信仰。这从以鸟为图腾上可见一斑。东夷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鸟为图腾，全以鸟为名号，以鸟为图腾进行崇拜。传说东夷人是以凤凰作为祖先，风姓，“风”即“凤凰”的“凤”。所以，历史上又称这一带的古代居民为“鸟夷”。《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庾、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汉书·地理志》、《大戴礼记·五帝德》等书均有关于“鸟夷”的记载。鸟的形象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反复出现，有的作鸟形纹饰，有的作鸟的造型。在广饶五村遗址，出土了一件褐色陶片，上面发现用赭彩画有2只鸟纹，似在空中飞翔，形象逼真生动，栩栩如生。鸟纹下面是水波纹。正反映了傅家遗址聚落群所处的地理环境和以鸟为图腾的地域信仰。

但是，作为鲁北地区大汶口文化的代表，傅家遗址群落的确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作为史前人主要生活用具的陶器，无论是类型还是造型上都与汶泗大汶口文化有较大差异。汶泗大汶口文化特有的代表性器物，如觚、鬶、背壶、盉、高柄杯、漏器等，在傅家遗址群很少见到或者没有。有一种陶盉，形状为侈口深腹罐在颈部出一短流，在汶泗大汶口文化中十分罕见；另外还有一种C型豆形杯也是首次发现，这些可以说明傅家遗址聚落群独特的制陶文化。此外，鲁南大汶口文化流行的镂空装饰在傅家遗址群落很不发达，相反，汶泗大汶口文化晚期渐趋式微的彩陶，在此地却有较好的发展，而且这里流行的鋬钮装饰，在汶泗大汶口文化也是少见的。相对于其他地区同期的大汶口文化在工艺制作上的成就，这里显得比较粗糙，发展水平相对落后［3］。

汶泗大汶口文化普遍流行成年人拔除左右上侧门齿的习惯，而且墓葬流行陪葬獐牙。傅家遗址聚落群的发掘资料中，仅五村遗址有一例拔除左右上侧门齿。这与汶泗大汶口文化习俗有较大差异。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黄河中游大汶口文化的代表类型仰韶文化，墓葬已经出现完整的分区甚至分组的现象，墓葬形制和陪葬品悬殊，凸显氏族组织结构和等级分化。汶泗大汶口文化墓葬也已经发现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分化。但是从五村和傅家遗址墓葬发掘情况来看，随葬品极少，几乎看不出差别，这是出于风俗上的原因，还是本来贫富分化就不明显呢？笔者认为应该主要是风俗所致。作为一个已经向国家迈进的聚落，成员间应该有一定的贫富差距。墓葬中没有发现明显的贫富和等级分化，这不能说明这一时期傅家遗址聚落没有出现等级和贫富分化，只能说明风俗如此。这也可以看出东夷文化尚简的渊源。

三、礼乐文化的萌芽

1985年在广饶县五村遗址出土了一件陶鼓，属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遗物，距今已有5 000多年的历史。该器物为泥质红陶，侈口，器身中部略细，呈桶状，下腹折收为小平底。口沿外均匀地饰有13个排列有序鞔鼓皮用的凸状钮，腹部及底饰有11个不均匀的直径约0.7厘米的圆形出音孔。折棱处饰一周锥刺纹，器壁较厚，坚硬，全身施红陶衣。高50.5厘米，口径27厘米［4］。

鼓是一种打击乐器，在我国礼乐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史料推断，在原始社会中晚期，鼓就已经出现。经专家考证，在广饶县发现的这件陶鼓，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陶鼓。

在古代，乐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乐在三代之前当有一段漫长的萌芽发展过程。礼乐制度虽然在周初才得到完备，但是其渊源应该上溯到三代之前。《虞书·舜典》中载有舜帝命令夔“典乐”（主持乐政）时的一段对话，“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韩非子·外储》、《吕氏春秋·察传》均载有鲁哀公问“夔”于孔子事，孔子认为“夔”之官名为“乐正”，也就是主持乐礼的官员。据学者考证，夔是古代东夷部族的一支。可见，那时东夷地区的礼乐文化已经非常发达。

据学者论证，最早的国家的建立都是和乐器相关联的。尧、舜之建国，号为唐、虞。“唐”字的甲骨文写法，据侯外庐考证，就是乐器鼓的象形。而“唐”字之字声亦采取敲鼓之音［5］。“虞”为“娱”字之古字，甲骨文像载歌载舞之状。国以乐器、乐舞为标志，这正是远古时代“以乐为治”的表现。新石器时代的陶鼓在整个黄河流域都有所发现，但是器形都不够成熟，学者称这类陶器为“异形陶器”。陶鼓的出现，证明傅家遗址群聚落已经有比较发达的乐礼文化。联系尧舜建国为国立名的原由，其意义重大。这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仅出于娱乐游戏目的而作的乐器，它应是一件礼器，集祭祀、宗教、娱乐等目的于一体。王永波、张春玲所著的《齐鲁史前文明与三代礼器》中认为，大汶口文化的彩色陶器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一样，都是礼器［6］。五村出土的陶鼓，器形成熟、做工精美，外施红色陶衣，正突出了它作为礼器的独特性。陶鼓五村遗址面积约7.5万平方米，属于小的聚落，其乐礼文化尚且如此完备，充分说明了鲁北傅家遗址文化类型在同时期文化中的发达进步。有学者指出，五帝时期的文化中心并不在中原地区，而是在东夷地区，而这同这一地区的音乐、文字等文化的发达密切有关［7］。五村遗址陶鼓的出现正可以为此做个旁证。

傅家遗址文化并没有很快被历史淹没。今天，在傅家遗址群落周围，陆续发现了属于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时期的营子、钟家、西杜疃等遗址，这些遗址正是傅家遗址文化的发展。它们绵延不绝，经过夏商的巫蛊文化，走到了周代高度发达的礼乐文化时期。姜太公封齐，“因其俗，简其礼”，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终于发展成为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齐文化。傅家遗址的先民也许不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居民，但是，它却向我们传递出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人类的信息。

［1］张新斌.黄河流域史前聚落与城址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景以恩，颜华.齐地青丘之国与广饶傅家遗址［J］.管子学刊，1996（4）：94.

［3］尹秀民.文博研究集粹［M］.东营：东营市历史博物馆，1999：68-69.

［4］尹秀民.广饶文物概览［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40.

［5］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2.

［6］王永波，张春玲.齐鲁史前文明与三代礼器［M］.济南：齐鲁书社，2004：208.

［7］江林昌.五帝时代中华文明的重心不在中原［J］.东岳论丛，200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