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内山精也的宋诗研究

邱美琼， 殷丽萍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

内山精也，1961年(昭和36年)1月生，文学博士。1988至1989年，留学于复旦大学，师从王水照。1992年于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修业期满，2009年以《北宋诗研究:士大夫阶层的文学》获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横滨市立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现为早稻田大学教育综合科学学术院教授，宋代诗文研究会会刊《橄榄》主编，主要从事宋代诗文尤其是苏轼诗研究。他在宋诗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部分内容已为我国学者所了解，但还不够全面具体。本文试作论述如次，以引起人们对内山先生学术成就的进一步关注。

一、宋诗文献整理

内山精也在宋诗文献整理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就是率领几位同仁译注的《宋诗选注》(共4卷，平凡社2004－2005年)。《宋诗选注》为我国国学大师钱钟书所撰，在我国古典诗歌选本中堪称典范。虽然只是一般的诗选，但钱钟书撰写的题解和注释却非常独特，显示出他读书破万卷及对宋代史实掌故熟稔于心的学术功底，更难得的是他不落窠臼、自定取舍的创新、对宋诗的透彻了解和对整个中国诗歌发展流变的全面把握。《宋诗选注》于1957年出版后，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写了《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中国文学报》1959年10期)一文予以推介，认为“宋代文学史的许多部分，也将由于本书的问世而不得不重新认识和改写了”。［1］但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上宋诗用事造成的自身的艰深，日本学者对此还是很少问津，缺乏了解。所以，1988年开始，内山领着“宋诗研究班”(1990年后正式成立为学会，即“宋代诗文研究会”)的同仁们，包括种村和史、保苅佳昭、三野丰浩、矢田博士等，成立“《宋诗选注》读书班”，一起学习研究。他们在读书会上发表的成果即汇成了此著。此书是对我国学术成果的日文译注，所以这本身就成为了中日两国学术交流互动的代表与象征，可谓意义非凡。

完成《宋诗选注》的译注后，内山马不停蹄，又领着同仁们成立“江湖诗派读书班”，拟将江湖诗派100多位诗人的诗集进行译注。“江湖诗派读书班”现阶段主要译注戴复古诗歌，成果已汇成《江湖派研究》(2009年第1辑)，内容有内山撰写的《古今体诗中近世的萌芽——南宋江湖派研究事始》、王岚撰、内山译的《戴复古集编刻流传考》及《戴复古五律译注》等。其中，《戴复古五律译注》包括对戴复古《秋怀》、《晚春次韵》等五律诗32首的译注，译注者有内山精也、梅田雅子等13位日本学者和钱志熙、李珏2位中国学者。这些译注的出现，将极大地推动日本学者对江湖诗派的探讨与研究。我们相信，这个宋诗研究的学术群体，一定会再为学界献出更多精品。

二、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研究

内山精也的宋诗研究，贯穿其中的是抓住宋代作为士大夫社会的特点来论说宋代士大夫体现在诗文或诗文现象中的创作心态和审美趋向，所以我们从这一部分开始，评述内容都是围绕着内山在这方面的研究来展开的。

内山精也接承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以“士大夫”的命题作为“内藤学说”在文艺史领域的延伸，注重以士大夫作为创作主体对唐宋转型的重大作用，撰写了此方面的系列文章。

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分就是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如《论苏轼再仕杭州所作的诗——苏轼诗论的声音》(《中国诗文论丛》1986年)、《苏轼“元轻白俗”辩》(《新释汉文大系季报》2004年101期)、《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苏黄”到江湖派》(《橄榄》2005年13期)、《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苏黄”到江西派》(《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苏轼的“白俗”之评意味着什么》(《松浦友久博士追悼纪念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研文社2006年)等文，着眼于宋代诗歌的演变，试图对宋代士大夫理想中的诗歌观念进行阐说，并通过这种理念与实际状况的错位，来分析宋代诗歌史上重要诗风的嬗变与衍化。

内山认为:“在北宋中后期发生的如下文化现象，即使对悠久的中国史来说也是令人瞩目的:身为中央的显官，同时又是第一流的学者，又是领袖文坛的作家，此种‘官—学—文’三位一体型的知识人连续地出现。”［2］因此，宋代被称为士大夫的时代，科举出身的高级官僚掌握了政权，同时也由他们构成了诗坛的主体，并创造出新的学说。因为这种复合性，宋代士大夫的诗歌创作有一个题材内容上的相反运动模式，即从青年到老年，政治批判诗由多而少，闲适诗由少而多。这是因为:“当诗人把自己看作一个士大夫，即站在民众之上领导社会与文化的存在时，作为联系社会与自己的纽带，或者还作为保障此纽带的文化手段，社会、政治批判的题材就理应具有其他题材无法比拟的重要意义。这是他们为了表现作为公共人物的气概而不可缺少的之一。”“在积累官界履历的过程中，他们不管自愿与否，都要学习现实社会的运作方式，不再只依理念、理想，以个人的气力来行事(这是引起作风变化的要因二——看破)。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公平地降临于所有人身上的从肉体到精神的衰老，使作为诗人的他们更多地转而关心个人的生死问题，以及与个人嗜好相关的事物。”［2］他们的诗学观念亦由重现实内容转到重艺术技巧，并有着深深的反“俗”心结。因此，苏轼对白居易诗中学问性要素的缺乏表示不满，而加以“白俗”的酷评;黄庭坚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而嫌恶晚唐诗，并固执地偏好“以学为诗”型的诗歌。这些，都如实地表现了宋代诗人对于其作为士大夫诗人的基本姿态的顽强守护。

内山的论述，为我们勾勒了宋代诗歌史上以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重要诗风的嬗变与衍化，并由此深入到宋代的政治、科举、士人心态各个层面，确为高屋建瓴之论。

三、宋代士大夫的诗歌研究

内山对宋代士大夫的诗歌研究，主要扣住了几个极为有意思的文学现象，如王安石《明妃曲》的翻案语、郭祥正“李白后身”说、苏轼《题西林壁》的表达意图、“东坡乌台诗案”的流传及黄庭坚与王安石隐性的承传关系等，运用西方接受美学、传播学的方法，考述印刷术作为新兴的传播媒体给文学带来的重大影响，深入挖掘宋代士大夫的审美心态与审美趋向，以小见大，见解十分新颖生动。

(一)王安石《明妃曲》考

昭君出塞的感人故事为多愁善感的文人提供了文学的想象空间，有关创作以晋代石崇的《王明君辞》为滥觞，①历代歌咏的作品不绝如缕，唐、宋尤多。通过检索《全宋诗》，两宋时以昭君为咏写对象的诗人有80余位，作品130余首。王安石在这种浪潮中，于嘉祐年间写下两首《明妃曲》，当时即引起轰动，名家纷纷唱和。但后代聚讼纷纭，至今争论不休。围绕王安石诗的争论，决不仅仅是两首小诗的解读和评价问题，而是涉及到一系列历史、文学和人生的重大问题。内山抓住这一文学现象，撰写了《王安石〈明妃曲〉考(上)——围绕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橄榄》1993年5期)、《王安石〈明妃曲〉考(下)——兼及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橄榄》1995年6期)，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由此剖析北宋中期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二文均收入中文版的《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一书。

内山首先分析了王安石两首《明妃曲》的内容，因其用典较多，文中一一予以揭示，亦为不易;接着，从诗语、诗句、场面设计的角度，比较了王安石诗作与前人作品间的异同。对于此诗的评价问题，他归结为集中在“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个翻案句，其争议主要在:一是“汉恩自浅胡恩深”等句有无违背儒家伦理的问题;二是对“翻案”的技巧如何评价的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内山认为:“在昭君诗的系列中，自中唐以降，‘翻案’法便屡被使用，给这个系列的诗歌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在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之间，‘翻案’法起到了犹如杠杆一般的作用。现在，如果全然否定‘翻案’法，全然抹煞包含此法的诗作，则中唐以降的昭君诗便显得索然无味了。所以，就此系列诗歌的实际情况来看，‘翻案’的技法具有很大的意义。而王安石《明妃曲》的历史作用，就是紧接白居易的作品之后，将‘翻案’法的功过都昭示了出来。它引出了同时代的许多唱和诗，和后世的纷纷议论，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其历史作用。”［3］33论说尤为到位。

内山最为重视的是第一个争议焦点。对此，他重点探索了王安石寄托在招来后世猛烈批判的翻案句中的真意，并论及使《明妃曲》获得同时人唱和的北宋中期之言论环境。内山提出，王安石创作的直接契机是他经历了和王昭君一样的出塞体验，而其意图则是:在此稍前，王安石奏进的“万言书”被皇帝和朝廷置之不理，引起了他的失望、不满，而寄托于该诗的翻案句中。［3］84检讨历代的评价，可以看出北宋中期的读者都以某种宽阔的胸襟来接受它，而后世则往往采取判断是非或纠弹作者的态度，这反映出的是各个时期士人的言说环境问题。

内山的论说，以点带面，从两首小诗出发，探讨的是一个时期及至整个封建历史时期文学与政治的方方面面，读来颇多启益。

(二)郭祥正与“和李诗”

关于郭祥正与“和李诗”的问题，内山精也还是一贯的手法，以小见大，从一个小小的文学现象带出许许多多的问题。

内山对郭祥正关注的原因，他自己在《李白后身郭祥正及其“和李诗”》一文中说:一是郭祥正不属于北宋后期的两大流派王(安石)门、苏(轼)门之中的任何一派，而是第三类型的诗人，在对北宋后期文学进行总括性、包笼性的把握时，郭祥正诗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二是郭祥正的“和李诗”是对次韵这一文学现象研究的初期实例，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3］512

基于此，内山开始了对郭祥正的研究。他首先写了《郭祥正〈青山集〉考(上)》(《橄榄》1990年3期)与《姑苏纪游——当涂郭祥正关系遗迹调查报告》(《橄榄》2002年11期)两文，既进行历史的考索，又有现存遗踪的访寻。他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李白后身郭祥正及其“和李诗”》中对于“李白后身”说的分析与思考。该文从“李白后身”说的出现、郭祥正以“和李诗”印证“李白后身”的诗歌实践、郭祥正诗中的李白形象、郭祥正模仿李白的诗、被称为“李白后身”的不幸等方面进行考察。首先，内山考溯了“李白后身”说的最早出处，认为梅尧臣《采石月赠郭功甫》暗示了郭祥正是李白的转生，②从此，“李白后身”说迅速在士大夫间流传。梅尧臣的称赞也客观地决定了郭祥正的命运，郭祥正以后的诗歌实践往往以“和李诗”和模仿李白的诗来证实和扮演着“李白后身”的角色，这其中却“集中了诗人郭祥正的所有的两难境地”:一是“李白的神仙形象与作为肉体的人的郭祥正之间，俨然存在着距离。他若要向外部宣扬作为‘李白后身’的自己，势必就不得不追求李白的形象，如此他越强调李白脱俗的形象，自己也就越不得不扮演一种脱离世俗的浮云般的离奇古怪的角色”;二是“以‘客寓’、‘放浪’型诗人的性格特征贯穿一生的李白，和执着地对故乡当涂寄予无限爱情的定居诗人郭祥正，二者之间有着难以填平的差距”。所以说，“在与盛唐完全异质的北宋后期这样一个时代里，要扮演‘李白后身’，本来就是一个接近无理的要求。尽管如此，还要主动地、极其认真地去扮演的诗人，这就是郭祥正。‘李白后身’的评价使年轻的他一举成名了，但是也许可以说，这又一直从反面成为他的巨大的苦恼和两难境地”。［3］528－529内山的分析，辩证地说明了“李白后身”说对于郭祥正诗歌创作与人生的正负面影响。这实际上已不局限于个体诗人的分析，而是完全转到诗歌流变及时代变迁、人生思考的层面上了。

(三)苏轼研究

在诗人个案的研究上，苏轼是内山关注得最多的了。苏轼的次韵诗、《题西林壁》的表达意图、“乌台诗案”与苏集传播，都是他研究的重要论题。

次韵是古体诗词创作的一种方式，即按照原诗之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内山精也撰写了《苏轼次韵诗考》(《中国诗文论丛》1988年7期)、《苏轼次韵诗序说》(《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1988年15期)、《苏轼次韵诗考——以诗词间所呈现的次韵之异同为中心》(《日本中国学会报》1992年44期)等文讨论苏轼的次韵诗。他认为，次韵流行于中唐的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之间，到宋代以降普遍使用。苏轼的次韵诗，几近800首，占了他诗作总数的1/3。在这些次韵诗里，他不但次韵时人诗友的诗，也次韵古人的诗，甚至还次韵自己的诗。内山在文中以计量数据确认了次韵诗在苏轼诗歌中的重大意义，探讨了其次韵诗友诗、次韵自作诗、次韵古人诗的手法。他提出，次韵有三种效果:1.游戏性、比赛性;2.对比鲜明化;3.社交交情。其次韵自作诗主要满足第二种效果，次韵古人诗可满足一、二两种效果，次韵诗友诗则可满足一、三两种效果。最后，内山精也将笔墨集中于苏轼次韵诗中蕴含最丰富的“和陶诗”，分析了苏轼写作大量“和陶诗”的意图。他说:“因为次韵手法具有使用原诗韵字的特性，所以读者在鉴赏次韵诗时，自然会将它与原诗相互比较。如果原诗已经受到当时诗人高度评价，那么对它进行次韵，可以说同时也就意味着会被拿去跟这样的诗比较，这就包含了一种危险性:稍有差池，便难免会有损此前已经确立起来的自己的诗名，成为一个无谋的行为。……苏轼有这样的自信:即便被拿去跟陶渊明原诗比较，仍足供读者鉴赏。反过来想，苏轼持续创作‘和陶诗’，毋宁说是希望被拿去跟陶诗比较的吧。也就是说，通过‘和陶诗’这样的实际作品，来让满天下的人都知道，自己乃是陶渊明的真正理解者。”“苏轼应该充分认识到，跟原诗形成对比性才是次韵的妙处所在。”［3］360－361在揭示苏轼写作大量“和陶诗”的意图的同时，高度评价了苏轼的诗歌创作能力。

《题西林壁》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该诗是苏轼游观庐山后的总结。诗作先描写庐山变化多姿的面貌，然后借景说理，以“不识庐山真而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内山精也《苏轼“庐山真面目”考——围绕〈题西林壁〉的表达意图》(《中国诗文论丛》1996年15期)，则以小见大来探求苏轼的人生思考。文章从苏轼的一生和庐山文化史的两种面貌出发，来刻画苏轼庐山之行的意义，揭示《题西林壁》诗尤其是“庐山真面目”诗句的表达意图。他认为:“苏轼的《题西林壁》是他置身于跟陶渊明相同的空间时，对陶渊明《饮酒二十五首》其五提出的‘真意’，通过自问自答而最终作出的回答。”［3］327他的著述，将“栖居”于哲学境界中苏轼的诗与人生揭示出来，引发了人们对苏轼诗的广泛关注。

关于苏诗的传播，内山精也著述最丰。其论著有:《“东坡乌台诗案”流传考——关于北宋末至南宋初士大夫对苏轼作品的收集热》(《横滨市立大学论丛》1996年)、《“东坡乌台诗案”考(上、下)——北宋后期士大夫社会中的文学与传播手段》(《橄榄》1998、2000年)《苏轼的文学与印刷传媒——同时代文学与印刷传媒的邂逅》(《中国古典研究》2001年)、《东坡风气与东坡现象》(《墨》2002年)，其主要论文亦结集收入《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这些论文着眼于案件审理过程中把民间印刷的诗集当作物证的事实，论述了当时的政治与传媒、文学的关系。他认为，诗案使我们感受到了传播媒介消极侧面的强烈撞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媒介的效力都是消极的。苏轼经过诗案，亲身体验到了自己的作品对同时代人的影响力以及传媒的功过，这也使他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充分体验到传媒功过的诗人。他在《苏轼的文学与印刷传媒——同时代文学与印刷传媒的邂逅》一文中总结“乌台诗案”作为传播媒介的影响道:“就其影响力来说，和今天的传播媒介相比，可能微小得难以相提并论。但是，如果同早于北宋前期的时代那种还没有对印刷媒介产生切实体会的状况相比，其差别仍是显著的。”“至少说，苏轼以后的诗人，一方面乌台诗案这一片不祥的阴影长久地留在脑海里，另一方面必然在进行创作活动时将印刷媒体的影响力也考虑在内。”［3］292

内山的苏轼研究，都选取了细小常见而又未曾为人们说透的一些问题，不仅考察的角度新颖，并且在文献考释上也极为细致翔实。

(四)黄庭坚与王安石

文学史上“苏黄”并称，其师承关系是时人及后世的共识。但也有些诗话笔记提到黄庭坚师承王安石的。黄庭坚的师承是苏轼还是王安石?内山精也《黄庭坚与王安石——黄庭坚心中的另一师承关系》(《橄榄》2001年10期;又见莫砺锋主编《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提出黄庭坚心中的另一师承关系是王安石。他认为，诗风上苏、黄差异明显，黄与王实一脉相传。他在文中一一比照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艺术特征，指出:1.三人都是进士及第，博览强记，运用典故得心应手;2.关于“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手法，“王安石多次使用‘集句’的手法，苏轼曾尝试创作‘集字’，并多用‘隐括’一法”，此手法最终“作为黄庭坚的主张盛传于后世”;3.黄庭坚、王安石多效法杜甫，苏轼则效法陶渊明更多;4.“苏轼长于古体，王安石、黄庭坚则近体诗更出色;苏轼用字不尚苦心锻炼，王安石、黄庭坚则精于锻炼。”［3］494－500可见，黄庭坚师承王安石远较苏轼要多，其师承实质上是王安石。他总结说:“在宋代诗歌历史上，创造出更踏实的实质性流派的，实际上不是‘苏黄’而是‘王黄’。”［3］507长期以来，黄、王间的师承关系为学界所忽视，虽也有学者提出过，但并无专论出现，内山的探讨与结论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

四、宋代士大夫与文化研究

内山精也还从与文学相关的其他文化现象来研究宋代士大夫的文学、文化及其心态。如《宋代八景现象考》(《中国诗文论丛》2001年20期)就是从绘画中的“八景”现象来考察的。

五代末北宋初画家李成画了一幅“八景图”，这可能是“八景”之名的正式出现。后来，北宋的宋迪在“八景图”的基础上，绘作了“潇湘八景图”，共八幅，分别名为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米芾观后拍案称绝，给每幅画题诗写序，“八景”因此声名大震，从此受到很多士人的关注，或绘画，或吟诵，或以诗配画，或以画附诗，这些相关的文化组合融入了士人们的思想情感、精神寄托以及审美取向。内山看准这一文化符号，通过对八景现象的文化渊源、北宋后期士大夫与绘画、八景图与八景诗、连章组诗的名胜题咏诗及延展到“近世”的“西湖十景”的考察，探讨了其中所蕴含的宋代士大夫独有的主体心性、诗画观、自然观等，揭示出宋代八景现象的文化史意义。

内山还触论及“八景”文化在日本文化中的渗透与影响，展示了我国古典文化跨越时间、空间和文化的差异，在他国文化世界里绽放的异彩。

五、日本宋诗研究史研究

一直从事宋代文学研究的内山精也，对宋代文学的研究状况也极为关注。他参与了川合康三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文献要览(1978－2007)》(日外アソシエ－ツ株式会社，2008)一书的撰写，承担了宋代部分研究文献的收集编录工作，为日本及我国的研究者，提供了有关的文献信息。

另外，内山还撰写了《1980年代以降日本的宋代文学研究——以词学与诗文研究为中心》、《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和〈橄榄〉简介》两文，分别由朱刚、益西拉姆译成中文，发表于《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2007》(武汉出版社2009年)。其中，《1980年代以降日本的宋代文学研究——以词学与诗文研究为中心》一文，将日本战后的研究者划分为四代予以了介绍，并结合日本学校的课程开设与素质教育揭示出四代研究者的特点。接着，内山分1980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1980年代以后的选译书和影印资料、词学、诗文的单行研究著作和译注、诗文总论、北宋诗文专论、南宋诗文专论以及诗话研究几个类目来介绍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材料翔实，有述有评。他还总结了近年日本宋代文学研究的特征，即跟海外，特别是跟中国大陆和台湾拥有密切的协作关系，认为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各领域中，像宋代文学研究领域那样拥有日中之间频繁交流的，恐怕不多。至于个中原因，内山指出:第一，宋代文学研究是后起的领域，故能超越国家和地区的差异，容易取得共同的步调，拥有共同的问题意识;第二，目前日本担当宋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大都拥有留学中国的经历，他们拥有更多地与中国研究者交流的层面和途径，语言上的障碍也更少;第三，随着因特网的普及，通信技术上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研究者之间信息交换快速、便捷。因此，各国的宋代文学研究，既保存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特有的个性，也形成了相互刺激、相互切磋的良好的交流与互动局面。《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和〈橄榄〉简介》则如题所示，介绍了日本宋代诗文的专门性团体——宋代诗文研究会的成立过程与主要研究活动，及会刊《橄榄》所刊载的全部论文，其中还特别提出了宋代诗文研究会在推动日中两国学术交流方面的贡献，如在《橄榄》上揭载大陆和台湾学者的学术论文，当有中国学者来到日本的时候，创造机会邀请学者讲演等。

从内山精也发表和出版的论著来看，他的研究有其独具的特色，如视野开阔，整体性强;善于抓点，以点带面;考辨资料细致翔实;角度新颖，见解独到等，很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内山精也以强烈的使命意识开展其学术研究与活动，大大推动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促进了日中两国学术的交流与互动，对宋诗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注释:

①明君:即王昭君，名嫱，西汉元帝时的宫女。西晋石崇作《王明君辞并序》时，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改称“明君”，后又被称作“明妃”。

②梅尧臣《采石月赠郭功甫》诗为: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鱼上九天。青山有冢人谩传，却来人间知几年。在昔熟识汾阳王，纳官贳死义难忘。今观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复犹康庄，树穴探环知姓羊。

［1］小川环树.评钱钟书《宋诗选注》［C］//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263-268.

［2］内山精也.宋代士大夫的诗歌观——从“苏黄”到江西派［C］//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226-242.

［3］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M］.朱刚，益西拉姆，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