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健康权力的“红色统治者”——从《生命科学政策与卫生保健政策中的伦理》一文说开去

张竞文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云南 昆明 650022）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哲学教授H·M·SASS在《生命科学政策与卫生保健政策中的伦理》一文的开头讲述了一则寓言故事：红色统治者和蓝色统治者各自拥有一块蕴含神奇力量的宝石，而两个人都想让自己的人民生活得幸福。蓝色统治者创建了一个获得宝石力量的相对公正的系统，而红色统治者则将他的宝石交给他的人民，让他们在几个有经验的宝石掌管者的帮助和建议下直接享受宝石的力量。结果，红色统治者很快使他的人民变得快乐、健康和繁荣，相反的，蓝色统治者的宝石被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虽然没有了公民自由使用宝石力量时所需的通道、信息和教育的问题，但宝石的力量却因此无法被用于谋求人们的幸福。

结合全文观之，可清晰看出，故事中神奇的宝石寓意即“一项基本的人类利益，即健康”［1］。而宝石的力量就是保持健康的良方。SASS教授用此故事抛砖引玉，阐述了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开展卫生保健，其观点可谓引人深思。

1 不要再重“治”轻“防”

SASS教授在文中指出，蓝色统治者的失误在于没有将宝石使用权直接交到公民手中，而不幸的是，现代的卫生机构正在犯着和蓝色统治者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在官僚主义及家长主义的体系中，作为患者或将成为患者的公民却被当作人质一般，这些体系只处理卫生保健的一个方面，即处理急性和慢性的疾病，或者说疾病处理。”［2］

在现今社会，尽管不少疾病已经可以治愈，但由于单纯的医学治疗手段效果有限，不但大大推迟治愈的进程，极高额的医疗费用还致使社会和家庭陷入不堪重负的境地。然而，在“现实中，尽管疾病的一级预防与在疾病发生后的治疗相比，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卫生系统的大部分资源仍主要花费在疾病的治疗上。”［3］

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国人的健康状况跟经济问题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国每年因疾病导致的经济损失极重，因而有人发出这样的呼声：健康就是最大的节约。

所以，我们应该要进一步强调预防优先和重视预防保健的作用，将资源优先配置在预防保健的干预措施上；将现有的疾病处理、治疗体系转型到真正的卫生保健体系。

2 授予个人获得准确健康信息的权力

良好的健康生活是美好生活的前提条件，应该如何拥有并掌握健康？SASS教授谈到：“良好的信息来源是作出好的选择的前提。”［4］与此同时，健康信息需求也可理解为：“当个体出现自我感觉身体不适或曾有高危行为导致其对健康状况表示怀疑或不确定时，主动寻求相关健康知识或经过医生确诊以获取所需健康信息，以确定症状，排除忧虑。”［5］

现在，除了疾病控制体系提供的健康信息外，很多人开始倾向于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处获得健康信息，当然，这些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是完全误导读者、不能提供健康服务；但也有大量的信息是准确而有指导性的。互联网的健康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医学和卫生保健的发展，它的核心作用就在于，能使普通人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健康风险，并增强保健意识。

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传统的卫生保健体系未能把新的信息财富转化为增进大众的个体卫生保健能力的知识工具，或是在卫生保健领域里普通人与专家间新的合作关系。”［6］和其它媒体工具一样，互联网同样也可能被不良居心者操纵和利用，所以保健网站应该要得到权威的医疗专家对信息进行严格把关，避免大众被欺诈、误导、有害甚至致命的建议所伤害；医疗保健体系的的权威人士，也能自觉地网上义务贡献自己掌握的学科知识，同时，权威专家和医学也可以以实名制微博等方式注册在线，并声明对自己的发言负责。不过关键是，还要教育大众如何在数字空间里交流并获取正确的信息。

3 提升照料自己健康的能力

近些年来，卫生保健体系一直在开展卫生保健的教育，可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停留对大众进行被动、单向的教育层面，“它没能使公民成为主动的主体并参与到有效的健康保护、疾病预防和对疾患和衰弱的处理之中。”［7］

而卫生保健的目的应该是培养一个真正有“健康素养”的人，什么是健康素养？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是：健康素养代表着认知和社会技能，这些技能决定了个体具有动机和能力去获得、理解和利用信息，并通过这些途径能够促进和维持健康。简而言之：健康素养应该包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信息交流的能力、正确地解决问题的能力等。”［8］

SASS教授也谈到：“一个有健康素养的公民应当是卫生服务中更好的顾客、卫生保健与疾病处理中更好的合作者，同时是一个更健康、更快乐和更独立的人。”［9］因此，疾病控制系统开展的卫生保健教育应该是一种协助人们能够积极照料自己健康，并自觉采取健康生活方式的学习过程。

这就要求卫生保健的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施教者的角色是“有经验的宝石掌管者”，他们在民众自由享受宝石力量时给予帮助与支持，而不再是垄断宝石力量的“一小部分精英”。他们影响民众行为的方式应该是民众能主动、自愿采纳的，这其中必须包括计划、干预、评估；而非单向、唯一、自认为大众需要的。

更为重要的是，决策者应该提高认识，做一个豁达、有预见性的“红色统治者”，鼓励相关部门等将健康素养纳入日常的工作中，切实发挥健康教育专业机构的作用，建立良好的体制和机制，真正做到让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关心自己的健康对一个人的生命、生活质量、实现人生价值以及达成目标至关重要。”［10］

［1］ Hans－Martin SASS《生命伦理学与卫生保健》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174页

［2］ 同①第173页

［3］ Woolf S H.The need for perspective in evidence－based medicine［J］.JAMA ，1999 ，282：2358－2365

［4］ 同①第179页

［5］ 孙林山.我国信息用户需求和信息行为分析研究综述［J］.图书馆论坛，2006（10）

［6］ 同①第54页

［7］ 同①第178页

［8］ 孙浩林 傅华.健康素养研究进展［J］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2010（9）

［9］ 同①第175页

［10］ 同①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