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改革及应对策略

姚 璐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

一、中国改革社会结构的必要性

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社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纺锤形”或者“锥形”社会，是比较稳定的社会，也是理想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层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财产概念，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主流的价值观、生活理念以及政治态度。”［1］中产阶级是理性阶层，社会中坚定的稳压器，是最善良的受气包，是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核心力量，他也是沟通上下阶层的纽带与核心。他们了解上下层的状况，他们具有超强的包容性，能接受上下阶层的存在，并竭力维系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程序与机制。在理想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必须占社会的大部分，他们分布在社会各行各业，促进了社会稳健与良性运作。

我国现阶段的结构处在传统“金字塔形”或者是“倒丁字形”的结构当中，传统的“金字塔形”结构，即少数人居于社会上层，中间呈过渡状，而下层很大的社会结构。而“倒丁字结构”是一种很大一部分人处在非常低的位置上，其他群体和阶层则像一个立柱，群体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界限，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这两种结构，所描述的大概趋势是一样的：底层的人很多，而上层，中层的人相对很少。但“倒丁字形”的结构比“金字塔形”更突出地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的状况，底层人更多，而且下层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极端垂直难以沟通的连接，从而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整个社会矛盾极易激化，整个社会浮动着一层聒噪，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特别是现实的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级缺失问题严重，导致了上层和下层矛盾尖锐。社会极端分化，导致价值观上的分化和社会信任危机。

现在各个阶层与各个群体，如同碎片一般，缺乏黏合和互动，大部分情况下，中产阶层就在中产结成的群体里面单循环流动，富人阶层和下层亦是如此。这种情况反映了阶层的板结化与阶层流动性的丧失，阶层单向流动——从下到上的流动越来越难，处在较高层级的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化和板结化，并排斥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反而一些中产阶级却较为容易的流入底层。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和随之产生的问题表明，中国的社会结构需要以改革的方式来实现结构的调整具有必要性，这是一个急迫的问题。

二、政府应对社会结构失衡的策略

据国务院研究室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虽然这份数据有所争议，但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潜在的现实，确实有很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而他们也构成了我们上层阶级与所谓的精英阶层的核心力量。政府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但是当社会监督不足时，权利所带来的利益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政府更多重视权利而忽略义务。

正所谓旁观者清，其实政府不是非要让自己站在具体的上下哪个阶层和哪个群体，政府需要的是构建更加合理，更加稳健，更加稳定的社会结构，政府应该从利益阶层里面跳出来。政府的位置应该是中立，但具有偏向性。“遵循公平与平等原则能够把我们时代的人民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公共行政的精神是建立在对所有公民的乐善好施的道德基础之上的。”［2］（P227）公平、公正和平等是公共行政精神不断追求的，政府应是公共行政精神的发扬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偏向性”。

构建合理、稳健的社会结构可以从改革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立合理的政策体系、创建外部压力环境几方面入手。

政府要以政治改革为先导，用机会的公平分配打破“阶层固化”，促进阶层之间的流通和理解。要改写和打破社会中不合理的规则，特别是“潜规则”、“国家通过自觉地改革来实行自我变革是为了更充分地实现价值而改造未来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机会，同时也是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3］（P28）处于改革深水区的政府需要珍惜这次机会，并且迎接好这场挑战，让政治改革为社会结构的调整提供推助力。给更多人以机会和条件创造更好的生活。改革社会结构的前提，是政府自身过硬，增加党的执政能力是社会结构变革的强大驱动力。净化党内环境，纠正不正之风，塑造一只廉洁公正的执政队伍，以政府的自身结构改革作为政治改革的先驱。

政府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使国家的资源和利益的流向不是单一于某个阶层和群体，而是广开渠道，特别是对中下层给予坚定的支持，不是“打擦边球”似的，或者是为了稳定人心似的应付，在当今以经济分层的社会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在财富分配问题上，在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前提下，更多地强调公平的重要性，充分利用财税的转移支付能力，在能力允许情况下提高社会下层福利，增加上层社会税负，减少社会贫富差距。积极扩充市场活力，增加就业机会，努力实现人民财富翻倍计划。

政府要通过文化教育产生对社会的影响。普及公民意识，在社会中树立公平、公正、平等的思想，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特别是改变下层阶层是“待宰的羔羊”的局面，积极主动调整社会结构。提高教育质量，保证教育支出占到经济总量的比例逐年上升，争取完成2020年5%的目标。社会公平的基础是教育公平，教育公平的体现在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与流动。而这种信心的重建，需要政府的推动和引导，要让人们看到社会变化的新局面

政府应该推出服务于社会结构现代化的整套政策体系。特别是最高统治执政集团应该重视调整社会结构的必要性。使社会的资源配置合理的流动，而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政策推出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利益分配倾向于弱势群体一方，而不是集中在权势手里，使下层之人得到真正的照顾。增加社会监督力量，使寻租这样的投机现象越来越少，在合理的政策体系中，群众通过勤劳与奋斗、实现每一个人的致富之路、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政府应该创建适当的外部压力环境。政府在社会变革中具有一定惰性，这是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现象。如何破冰这种“改革的惰性”，其关键是化被动为主动，从不愿改革、缓慢改革发展到不得不改革的新局面，即形成合理的倒逼机制。让下层社会结构中人民的生活水平，福利状况，经济能力与政府形成直接责任连带，使得人民福祉和政府责任真正结合在一起。

［1］黄豁．社会结构开放化的路径选择［J］．半月谈，2010（4）．

［2］（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以）卡海尔·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传，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