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历史动因

邱 冰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83)

“中古汉语”的概念最初由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提出，为学界沿用至今。在具体的时期划分上，目前学界主流的看法是以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古汉语的核心期，向前可上溯东汉，向后则可至隋代。

中古时期是汉语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汉语词汇的复音化是这一时期词汇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众所周知，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而近现代汉语则以复音词为主。在汉语词汇的发展过程中，由以单音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发展至以复音词为主的词汇系统，是汉语内部一个重要的规律性趋势，该趋势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中古时期正处于汉语词汇复音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故而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的研究具有尤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语言现象的演变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为了更为深入地考察中古时期词汇复音化的原因，需要紧密结合中古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分析和梳理中古历史背景的各种要素对词汇发展的影响，从而更为全面清晰地分析和揭示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历史动因。

一、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概况

上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复音化进程在魏晋以前相对比较缓慢，进入中古时期以后，复音化的步伐大大加快，在短短的二三百年中汉语词汇系统以单音词为主的面貌就得到了改观。为了呈现中古汉语词汇的面貌特点，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古汉语词汇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史存直［2］提出由于汉魏六朝时期许多新词和术语是伴随着农业、工艺、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以“乐府诗”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中也涌现了大量丰富的词汇，只用单音词已不易应付，所以从这时起就出现了大量的复音词，此外汉语还借用了不少来自西域的外来复音词。朱庆之［3］指出在内容方面，中古时期新词大量出现，旧词则衍生出大量新义项和新用法;在形式方面，词汇复音化(主要是双音化)成为历史的必然，并迅速得以实现。潘允中［4］、向熹［5］、葛本仪［6］、方一新［7］等也从各种角度对中古汉语的词汇面貌进行了总结。

各家从不同角度对中古汉语词汇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尽管在表述上各不相同，但均认为词汇复音化是中古汉语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

词汇是语言中最为活跃的部分，词汇的发展不仅会受到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而且也会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社会的变化、现实事物的产生与消失，都会从词汇中反映出来。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现象与中古时期的历史背景也必然存在密切的关联。

魏晋南北朝是中古汉语的核心期，通常从建安年间(196～219年)算起，至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结束。在这约400余年期间，除西晋曾实现过数十年的短暂统一外，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代。各政权间战乱频繁，既有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混战，也有民族之间、阶级之间的战争。封建王朝更迭，政治风云变幻，整个社会处于极度的动荡之中。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中古时期是一个大分裂、大倒退的时期，是充满战争、破坏和灾难的黑暗时代。但是，中古时期不只是破坏，更不是一团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创造和启示［8］。事物总有两个方面，中古时期在分裂中也有统一，在破坏中也有建设，在迁徙中也有融合，在黑暗中也有光明。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核心的中古时期在社会经济、民族融合、文化科技、外来交流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时代特点，以下将分别介绍中古时期这些方面的发展情况。

(一)中古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

从整体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破坏与发展交迭并存，在战乱过程中经济出现破坏，而战后则有短暂时间的恢复。在地域上看，规模大、破坏性强、持续时间长的动乱战争更多地集中于当时的经济中心北方，而南方相对比较安定，因此中古时期的江南以及东北、西北的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西晋末年以后，上百万北方人口南迁，更加充实了江南的劳动力，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得江南的农业、丝织业、制瓷业、造纸业等迅速发展，商品经济也更加活跃，中国的南北经济更加趋向平衡。

(二)中古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民族融合

由于战争和动乱，中古时期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民族迁徙。与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在魏晋以前，我国的民族迁徙多是小区域流动，迁徙的民族也多居于中原附近。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的民族卷入了大迁徙的潮流，迁移地域之广，人口数量之众都是空前的。中古时期的人口迁移主要有两类:一是北部和西北部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少数民族向中原迁徙，二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向人口稀少的长江以南迁徙。中古时期的人口迁徙固然是人类历史上的灾难，然而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人口迁移过程中，各民族长时间杂居相处，共同经历割据混战的苦难，增进了相互了解，民族界线越来越小，社会上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

(三)中古时期的思想、文化及科技发展

中古时期是分裂割据的年代，在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上古末期，政治制度化的儒学礼教已经逐渐陷入困境，而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迅速发展，并在西晋后期发展到极致。佛教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在东晋时期逐渐盛行开来。面临挑战的儒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了较大发展。整体上，中国的思想文化趋于复杂化，形成了三教合流的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虽在社会动荡乱离之中，但却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发展，首次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走出了经学附庸的境地，由“说理”转向了“描写”，从而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广阔空间，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繁荣。中古时期文学流派逐渐形成，在诗歌、散文、辞赋、小说、文论等众多领域，都获得了空前的硕果。注重声韵格律是中古文学的另一重要特色。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沈约等提出“平上去入”四声和声律上的八病，用于指导诗歌和文学创作。骈文也逐渐发展为中古具有代表性的文体。

中古时期的科技也有巨大的发展。南朝科学家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齐民要术》《神农本草经集注》《水经注》则代表着中古时期农业、医药和地理方面科技成就。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造纸术在东汉时期出现，在中古时期则逐步成熟。汉代造纸术发明后，在书写纪事材料方面，纸还不足以完全取代缣帛和简牍，仍是纸与缣帛和简牍并用。这种情况到中古时期的晋代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纸最终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这无疑引起了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客观上为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与繁荣提供了重要的载体。

(四)中古时期的对外交流及影响

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古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南方积极向海外开拓，而北方主要是与西域进行交往。西汉时所开辟的丝绸之路在中古时期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而西域的稀有动物、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则运往中国，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上古时期相比，中古时期中国与外国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非洲、西欧、中亚、西亚、东南亚、日本、朝鲜等国，都有贸易往来，陆上海上畅通无阻。

中古时期，外部的文化也逐步传入中国并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佛教的传播和发展。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东汉时在国内逐渐传播，然而只是处于早期传播阶段，影响力较为有限。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后，佛教才真正开始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方面产生重大影响。战争动乱使得民众容易在佛教中得到慰藉和寄托，大量的佛经开始被翻译为汉语，从而导致了汉语与外来语言第一次大规模和系统性的接触。佛理流传更广并深入民心，影响力日渐巨大，中亚和印度等南亚的哲学、逻辑学、医学、语言学、艺术等以佛教为载体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精神文化。

综合而言，在上述诸因素中，社会生产的发展进步并非是中古时期独具的特点，然而文学的“自觉”、造纸术的成熟、空前的人口迁移和大规模的语言接触等却都是中古时期的特有因素，这些因素中的任意一种都可能对语言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当这一系列的因素被集中、交融和压缩在中古短短数百年的历史时期中，由此形成的具有多重特征的复杂外部环境无疑是汉语发展过程中空前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仅有的外部环境，对于中古汉语的发展必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三、中古历史背景对词汇发展的影响

中古时期多重特征的复杂历史背景无疑会对语言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最终可以梳理为四个方面，即:提供新词产生的需求、丰富新词的产生方式、促进词语的交流传播和加速词汇系统的调整。中古时代特点对词汇发展的这些方面的影响，逐一介绍如下。

(一)提供新词产生的需求

词汇是语言中最为敏感、最为活跃的部分，呈现着不同历史阶段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知水平。上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相对落后，人们的认知范围和思维水平都非常有限，而在中古时期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为新词的产生创造了需求。

中古时期的新词需求，大致上可以再细分为两类情况。第一类情况是新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反映。中古时期，农业、工艺、科技有了非常明显的发展，而经济则在不平衡中发展，社会也出现了迥异于前朝的面貌，大量的新事物、新工艺、新概念需要新词来进行表达。第二类是由于人口迁移、民族杂居，以及外来事物和文化的影响的缘故，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需要相互交流，这无疑也需要大量的新词。总体而言，中古时期独特的多重特点的时代背景，无疑为新词的产生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

(二)丰富新词的产生方式

中古时期，新词的产生方式主要是延续上古汉语，然而也有较大的发展，尤其是音译词和派生词的发展更体现出中古时期的时代特点。

音译词的产生主要来自于外来语言的影响。上古时期，汉语外来词主要借自西域，而且以一些动植物和生活用品的名称为主。到了中古时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音译词的范围也扩大了。中古时期民族间的杂居融合属于不同语言间的直接接触，而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佛经翻译则属于不同语言间的间接接触。早期的音译词主要是纯粹的记音，后期则更倾向于混合一定的意译，使得音译词内化到本族语中。

除了通过语音模仿直接借入外来词之外，外来语言的词汇结构特点也对汉语新词的产生方式有较大的促进和影响。仿译(calque)就是外来语对词汇产生影响的一种典型现象。仿译是一种保留源语内部形式不变，采用目的语的材料逐词或逐语素地翻译源语词语的各单个组成部分的翻译方法。仿译只是一种方法，但仿译将源语的词语构成和造词方法引入到汉语中来。附加式造词就受到了仿译现象的影响而在中古时期有较大的发展，在中古时期不仅产生了不少新词缀，已有的词缀的结合能力也更加拓展。

因此，中古时期以民族融合和佛教传播为主线的语言接触进一步丰富了新词的产生方式，尤其是使得音译词和派生词有了较大的发展。

(三)促进词语的交流传播

新词在产生以后，最初无疑是仅限于在局部题材、局部人群、局部地域中使用。这些新词将随着语言交流进一步传播扩散，在传播的过程中部分新词被淘汰，也有部分新词被接受并最终进入全民的共同语中。中古时期的特殊时代背景无疑为新词的交流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人口迁移是促进新词传播的重要渠道。中古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涉及人数之众、地域范围之广都是历史上空前的。新词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必然随着人群间的语言交流而被扩散，使得原先属于局部人群与地域的词语传播到更大的范围中去。

造纸术的实用化和推广是新词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南北朝的造纸技术已经实用化，轻便而廉价的纸在这个时期最终成为占支配地位的书写材料，彻底淘汰了简牍，这无疑极大促进了文字书写记录。从此，文字记录不再限于少数人使用，也不再局限于特定的题材内容，而是在更为广泛的人群中被用于记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语言记录承载媒介的纸，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语言的广泛传播。西晋时期，左思的《三都赋》在京城洛阳广为流传，人们竞相传抄，一下子使纸昂贵了几倍，纸在语言传播中的价值可略见一斑。

因此，中古时期的时代特征为新词的传播在多个方面提供了良好的渠道，促进了新词的交流推广。

(四)加速词汇系统的调整

汉语词汇是一个整体系统，其内部的词不是孤立的，词与词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古时期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演进调整中极为关键的阶段。

与典型的西方语言不同，汉语是一类声调语言，汉字是一种意音文字，在汉字成词和行文的过程中，格律对于汉语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骈文在中古时期极为兴盛，而“骈文之成，先之以调整句度，是曰裁对”［9］，可见骈文对于单音词和复音词的选用极为考究。中古时期的佛经文献在格律的特点上不同于中土文献。佛经主要是为了教义的传播，需要朗读唱颂，易于为受众理解，当然不会如同中土文献那样过于讲求押韵和对仗，但仍然富有节奏。佛经中的四字句最为常见，无论四个音节由几个词组成，在语音链上大多都可以切分为“2+2”的形式，这势必也会对于不同音节的词语选用产生影响。

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声韵格律实际上在对汉语的整体词汇系统进行着调整。词汇系统中的词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概念，形成了一系列的语义场。在同一个语义场内，词语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在同一个语义场中，新增的复音词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场内的其他词语进行重新调整。在汉语中，这种调整不仅限于语义，也会对音节形式进行调整。在表达并列的一组概念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相同音节的词语，例如“日”和“月”，“太阳”和“月亮”，但如果说“日”和“月亮”则并不符合汉语的习惯。个别词语的复音化，会对其所在的语义场词语的音节形式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大量复音词的新产和频繁使用，不仅加速着复音词自身的发展，也对已有的单音词形式造成了冲击，进而导致整个词汇系统的快速调整。

中古时期是汉语史上对于声韵格律空前重视的阶段，这必然对词汇系统产生影响，尤其是加速词汇系统中词语音节构成形式的调整。

四、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动因分析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折射着社会发展的轨迹，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演进变化。词汇是语言中最敏感和活跃的部分，在语言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有新词的加入和旧词的淘汰，词汇系统的演进就是这样的新陈代谢过程。词汇系统每个阶段的演进过程又可以细分为四个小的阶段，即需求、生产、推广和调整。

需求阶段是词汇系统演进的外部拉动因素，新的思想、新的事物、新的概念需要去表达，而已有的词汇系统中没有这样的词语，这就形成了产生新词的需求。生产阶段是人们按照语言规律去造出新词来，以表达这样的新概念。新产的词语最初只有少数人在局部的范围内使用，如果要使得新词语被广泛接受，还需要对其进行推广传播。词汇系统又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新词的进入都会对词汇系统的相关词语产生影响，这就是词汇系统的调整过程。从需求牵引到词汇系统的调整，继而再开始新一轮的发展，这就形成词汇系统演进过程中的一系列交叠嵌套的循环过程，推动着词汇系统的持续地变迁发展。

中古时期具有多重特征的复杂时代背景，无疑对词汇系统演进的各个阶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尤为突出就是汉语词汇的复音化过程。

在新词产生的需求上，中古时期提供了相对巨大的空间，不仅有社会生产发展所带来的新事物、新现象的表达需求，而且还有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方言间的交流需求。

既然有了巨大的需求，下一步便是如何产生新词。单音词的能产性非常有限，单音词的语音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基本饱和，如果继续以单音词的方式产生新词，必然导致同音词大量增加，影响语言的交际功能。在上古末期复音词构词方式就已经比较齐备，而中古时期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能产性上分析，复音词已经远远超过了单音词。面对巨大的新产需求，复音词毫无疑问成为了主要的获益者，复音词的数量及其在词汇系统中的比例大大增加了。

新词还并不能马上进入共同语，还需要推广的过程，而中古时期则为新词的推广提供了便利的渠道。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宗教传播等都对词语的口头传播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古时期，实用化的纸张代替了龟甲简牍，为词语记录和推广提供了轻薄便利的媒介。复音词与单音词相比而言，尽管增加了音节的数量，但是由于表义更为清晰，在与单音词的竞争中更有可能占据优势，在传播过程中更有可能进入到全民的共同语中来，而与其竞争的单音词则很可能面临淘汰。因此复音词的运用比例也在不断地提升，逐步占据词汇系统的优势地位。

词汇系统的调整阶段是复音词巩固其优势地位的最后一步。词汇系统是一个整体，一方面是大量的复音词涌入词汇系统，另一方面是汉语所特有的成词行文中的格律需求使得整个词汇系统的音节形式构成都受到来自复音词的影响。即使复音词主要是新产词，但也会对已有的单音词形成巨大的冲击，导致词汇系统复音化程度日益加深，复音词占据了更为巩固的优势地位。

上述四个阶段所形成的是词汇系统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周期性循环，这样的循环始终在不断进行。从中古时代的多重特征的历史背景以及词汇演变中所涉及的需求、产生、推广和调整步骤而言，中古时期无疑为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极大地推动了词汇系统演进的循环过程，在客观上加速了词汇复音化进程，最终确立了复音词的优势地位。如果上古时期只是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准备阶段，那么中古时期则是词汇复音化的关键转折时期，而随后的近现代时期的词汇复音化则只是中古时期词汇复音化过程的延续和深入。

五、结语

中古时期处于词汇复音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中古时期词汇复音化的研究一直是历史词汇学的重要内容和热点课题之一。在汉语词汇复音化的动因探讨方面，学界已经提出了“语音简化 说 ”［10］、“精 确 表 义 说 ”［2，11］、“外 来 语 影 响说”［10，12］等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然而这些观点或者是针对汉语词汇史的整个复音化进程，或者是以语言学自身的规律探索为主，缺乏针对中古时期特殊时代背景的历史动因的深入考察。

中古时期的时代背景较为复杂，尽管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状态，但是中古时期并不是一片漆黑，其中也存在着光明和创造。中古时期不仅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民族融合，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文学和科学都有长足的进步，同时还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外来语言与汉语的接触。中古时期形成的具有多重特征的复杂外部环境无疑对语言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为了深入考察中古时期词汇复音化的动因，需要从综合的视角，紧密结合中古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研究和揭示中古时期的各种要素对汉语词汇复音化的作用机理。这样的综合考察，既需要考虑语言的内部因素，也需要考虑外部因素;既需要考虑语言中词汇的新产规律，也需要注意语音、格律，以及外部语言接触的影响;既需要考虑经济、文化的发展，也需要考虑人口迁移和文字传播的影响，从而相对全面地呈现出中古时期词汇复音化的动因。

中古时期多重特征的时代背景对词汇的影响非常广泛，可以大致梳理为四个方面，即提供新词产生的需求，丰富新词的产生方式，促进词语的交流传播和加速词汇系统的调整。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古时期的复音词大量地增加，并最终占据和巩固了在词汇系统中的优势地位。这不仅解释了中古时期的词汇复音化面貌特点，也综合揭示出历史背景对汉语词汇复音化发展的推动理据。

中古时期是汉语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从历史、文化、语言的交叉视角开展中古汉语词汇的复音化动因考察有助于深入理解汉语复音化的形成发展过程，进一步丰富历史词汇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汉语而言，从单音词到复音词的演变并不仅是音节形式的简单扩充，也通常代表着语素间意义和语法关系的结合，因而更为深刻地反映着汉语语音、语义，以及语法诸方面的内在规律，因而本文的研究工作对于语言系统内部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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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潘允中.汉语词汇史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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