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的跨文化语境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启示——文本翻译角度

□ 卜祥维 高扬帆

中国出版“走出去”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开展了10余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版权贸易和实体出口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两大途径，与实体出口相比，版权输出探索的时间更短，经验更少，但其前进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目前，版权输出、引进比由2002年的1︰15提高到了目前的1︰2.91，版权贸易逆差逐渐缩小。近两年来，除了实物图书和版权贸易“走出去”外，中国出版商还探索和尝试“走出去”的新方式，例如直接在海外开设分部，利用独资、合资、合作、并购等实现资本“走出去”。

我国的新闻出版行业虽然取得这些不俗的成果，但作为“软实力”的主要载体产业，出版业的文化影响力还远远不够。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90%的信息资源。尤其是欧美一些大出版传媒集团一家的销售收入甚至高于我国出版外贸的总额。我国虽是一个年出版33万种图书的出版大国，但在世界图书市场的文化影响还远远不够。因此，中国出版“走出去”任重而道远。

一、“走出去”的意义

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其根本目的是要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使中国文化、中国图书进入国外主流社会。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出版市场基本上被国际传媒集团垄断，西方发达国家还具备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优势，并且当今世界的主流语言还是英语，汉语属于非主流语言。但在诸多造成出版进出口贸易逆差的因素中，还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还是翻译问题。

二、蒋彝的跨文化语境及文本翻译策略

蒋彝（Chiang Yee，1903—1977），生于江西九江，原名任全，字仲雅（重哑），笔名“哑行者”；国际知名画家、诗人、散文家、书法家、教授。蒋彝是一位一直致力于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但却被国内学术界所忽视、被大多数中国读者所不知的海外华人作家。他曾经在西方有着极大的影响，在20世纪30—70年代，蒋彝以“哑行者”为笔名，出版了12本游记，在海外的影响力与林语堂齐名。这些作品在欧、美、亚等地深受欢迎。蒋彝的英文游记写作开创了独特的文风，他丰富的个人经历和写作经历以及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贡献，都为当今研究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

《中国绘画》（Chinese Eyes）是蒋彝于1935年出版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初版在一个月内售罄，随后在英美不断加印和再版。1938年出版的《中国书法》起初一直因战事原因而销售不畅，但却在1940年热销一时，直至今日仍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把它当做书法教科书。1937年出版的《湖区画记》和1944年出版的《牛津画记》都不断地被重印，一次又一次掀起了蒋彝游记热。进入21世纪以来，蒋彝游记的再版情况一度升温，《牛津画记》、《伦敦画记》、《湖区画记》、《爱丁堡画记》等都不断地再版和翻译。蒋彝的作品经历了半个世纪仍魅力不减，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市场，可见其阅读价值。

蒋彝的个人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空间的变迁，这使他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融汇和交错到一个由不同语言和文化构成的交叉空间中。在空间与地理位置的变迁过程中，蒋彝用游记的形式记录了这种文化的变迁，由此，文化的地理空间轨迹就成了作品的轨迹，成为蒋彝文本翻译的语境。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用英语来向英国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何种文本能最大限度地完成这一使命，能不受到跨文化语境的制约？蒋彝选择用他所拥有的中国绘画、中国书法和中国旧体诗的知识和技能作为翻译的手段，让两个民族的文化产生碰撞，使文本翻译具有混杂性，有了新意。

在不同文化的转化过程中，蒋彝的文本翻译呈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求同存异、异中见同

蒋彝到英国之后，发现西方很多作品在介绍中国时有污蔑、歪曲、神秘化的现象，致使许多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存在误解和歧视，其原因多是西方作者对中国知之甚浅。为此，蒋彝决定执笔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以正讹误。他并没有采取正面的抨击和反驳，而以游记的形式，通过对自然景观和西方风土人情的描写，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其重点不在于强调相异，而是相异表面下的共同性。蒋彝寻找人类文化共同性，是从自然景观开始的。他认为自然景观作为客体，是不被附加太多文化差异的。在他早期的游记作品中较多描绘自然景观，之后又从人的性情、人际关系、审美理念、历史和知识观念等方面寻找人类的共同性。正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这种相似和共同共同元素，才使不同的文化有了“可译性”，才有了文化间相互对视和对话的可能。艺术与美是直通心灵的，任何民族、任何文化在其中都会有共鸣，中国与西方也会因为艺术欣赏而拥有彼此共享的空间。蒋彝的著作也正是抓住了这个关键。

（二）表达方式的转换

求同存异就有了相互交流的基础，蒋彝在他的游记作品书写过程中，经常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和位置，用西方人熟悉的文化表达来营造一个具有共同语言的空间，获取西方读者的共鸣。他最常用的文本翻译策略就是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熟悉的西方文化，然后再用另一种文化的介入让读者感到对熟悉的文化的陌生感，与此同时，也是使陌生的文化变得熟悉的过程。

蒋彝的文本常常以西方的文化习俗和景致为叙述的开端，令西方读者有似曾相识的亲近感。而文本翻译却又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即带领读者以东方文化为视角来看待西方人熟悉的事物。因此，对西方读者来说，成功地完成了熟悉与陌生的衔接与转换，这其中的新奇感是制胜的关键。同时，蒋彝还运用了类比的方式，将西方读者比较陌生的中国文化、观念、习俗等同他们熟悉的事物做比较，找到中西文化中的共性关系，引导读者从熟悉中体会和了解陌生，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三）译者主体性

文本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也是一个做抉择的过程。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具有其主观能动性，作为翻译的主体，这与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文学修养、人生经历甚至情感个性密切关联。因此，在文本翻译中，翻译的语言可以超出单纯文字的局限，语言作为翻译的媒体，可以是文体、绘画、书法或其他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法。蒋彝的作品恰恰是集合绘画艺术、书法艺术、诗歌艺术于一体的混杂式文本，而采用这种文本形式，一方面是由于蒋彝的多重身份，另一方面出于文化翻译的需要。

蒋彝将诗、文、画和书法相互融合在一起，用绘画和书法同文字一起承担着叙述的功能。这种跨民族、跨文化的特殊书写手段成为蒋彝独特的书写风格，并且是西方游记中从未有过的，给人以新意的同时也弥补了作者在英语语言上的弱点，达到了更好的翻译效果。

三、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启示

蒋彝在20世纪30—70年代的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作品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为西方读者构建出中国民族文化形象，并在中西文化对话中唤起了自我的民族意识。其价值并不在于文本翻译的语言是否流畅优美，诗书画的水平是否高超，而在于对中西文化交流方式的研究。

蒋彝作品的文本翻译策略不论从内容的选择还是从翻译的技巧都对今日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有着很好的启示作用。现今制约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瓶颈主要集中在内容和翻译两个问题上。

在内容选材上，要注意引起外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寻找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家庭、爱等主题。近几年，不少外国人对反映中国现实变革的文艺作品有兴趣。同时他们更希望从个体视角了解中国，中国出版业可以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来展现中国的发展变化。在图书翻译方面，我国现在从事各种形式翻译工作的人数众多，翻译出版新书种类也不少，但这其中优秀的译著少之又少。中译外的标准和尺度较难把握，想让外国人能读懂、易读懂，翻译起来很有难度。外国译者由于对中国文化的不通，外文虽能顺畅，但内容上容易理解不当；中文译者因语言差异，文化差异，翻译时不能做到本土化，容易造成译法生硬，词不达意。尤其在文化习俗、民族典故这一类型的翻译中，常常会出错。因此，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英文的表达不断推敲，尽量用西方人能接受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来给西方人讲“中国故事”。

就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而言，文本翻译已经渗入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过程，除了文本语句一一对应的翻译外，更重要的是翻译的延伸意义，即跨民族性的文化转换。以蒋彝为代表的华裔作家用英文写作的作品同样也承担着翻译中国文化的功能，如何在文本翻译中构建自己的民族形象是一个值得出版业思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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