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诚信思想探析

孙德华

（长春师范学院 历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尚书》是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历史文献，是上古时期中国历史的汇编。它记载了从尧到晋文侯时期，大约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反映了虞、夏、商、周的政治、经济、历史、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学习和研究中国上古史和古代文化的重要文献。“诚信”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尚书》是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尚书》中蕴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可惜的是，历来被人重视不够。本文以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为主，以《古文尚书》为辅，对这一问题试加探讨。

一、《尚书》诚信思想习惯用“信”、“允”等单字表达

《尚书》中的诚信思想习惯用“信”、“允”等单字表达。首先，《尚书》中的“诚信”思想通过“信”字表达。《尚书·汤誓》曰：“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这是商汤发动战争的动员令。他答应人民，只要他们辅佐他，他就会赏赐他们，并表示自己绝不失信。人民也发誓，发誓决不“不从誓言”。“不从誓言”就是不诚信。表明了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很重视“诚信”。《无逸》云：“人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牧誓》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卿大夫。”此两处“信”皆表达“相信”、“信任”之意，而“相信”、“信任”皆有“诚信”之蕴义。《吕刑》：“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讵盟。”表明了人民互相欺诈，没有诚信造成了混乱。《顾命》亦云：“富不务咎，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许慎《说文解字》释曰：“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这几处“信”应皆有“诚信”之意。

其次，在《尚书》中，除用“信”字表达与诚信有关之思想外，还习惯用“允”字。如《尧典》称赞尧“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称赞舜“浚哲文明，温恭允塞”。《说文解字》释曰：“允，信也。从儿，吕声。”甲骨文中亦有“允”字，对它的解释大多数学者认为与“诚信”之意差不多。在于省吾先生的大作《甲骨文字释林·释孚》里，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解释，如赵诚云：“允，……象人鞠躬低头，双手向后垂下，以表示恭敬、诚信的样子。”李圃云：“允，……象人诚敬之形。”[1]39-40像这样，在《尚书》中用“允”表达“诚信”的句子有十几处。

二、《尚书》“诚信”思想的两个维度：圣王贤臣的美德和以诚信治国

1.“诚信”是圣君贤臣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

《尚书》用赞美的语气记载了尧、舜的事迹，说他们如何“诚信”，这集中体现在《尧典》一篇中。尧和舜都是原始社会时期有作为的部落首领。尧的时代正是中国的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代，而尧能够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始终恪守“诚信”的原则，能够“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使“百姓昭明”，“万邦”“协和”，最终做到“允厘百工，庶绩咸熙”。[2]《尧典》这是很了不起的。舜即位以后，也继承了尧的“诚信”的美德。他不但能够自己“温恭允塞”，以身作则，坚守诚信，而且要求他的大臣们也能够“柔远能迩，德允元”，这样才能做到“蛮夷率服”。[2]《尧典》舜也告诫皋陶，要他在办案时能够“惟明克允”，明察秋毫，处理案子要诚信公允。《皋陶谟》中皋陶自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意思是说实事求是地做事，决策就会英明，群臣就会同心。又说：“叙九族，庶明励翼。”[2]《皋陶谟》这里的“”即是敦厚、诚实之意。龙是舜的纳言官，舜则告诫他“夙夜出纳朕命，惟允”。[2]《尧典》“惟允”即是说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应当实事求是地反映，应当恪守诚信的原则。

以上是《尚书》中反映的上古时期明君、贤臣的诚信言论事迹。到了商周时期，这种诚信的处事原则仍然被传承了下来。盘庚是殷商的贤王，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也恪守着“诚信”的原则。据《盘庚》记载，盘庚打算迁都的时候，很多臣民都反对，盘庚“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尔雅》：“，信也。”《说文》：“，多也。从 亠回 ，日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之本义为多榖，引申之意为厚，信也，诚也。”由此可见，“”有诚信之意。“诞告用”的意思是说盘庚用真诚的话来告诫臣民听从他的迁都主张。臣民对故地当然很眷恋，不愿意迁都，盘庚就说他们“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尔雅》：“忱，信也，诚也。”《说文》：“忱，诚也。”可见，“忱”亦有诚信之意。周公是周朝初期的政治家，洛邑建成后由周公据洛，在《洛诰》中，周公说：“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尔雅》：“孚，信也。”《说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郑玄笺曰：“孚，信也。”可见，“孚”也是诚信的意思。“作周孚先”是说周公做事以诚信为先。由此我们从《尚书》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从尧舜禹时代一直到商周时期，诚信自始至终都是圣君贤臣们所遵守的道德准则。且不说他们出于何种目的来恪守诚信，但这种提倡诚信的结果还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2.“诚信”是立国之本，失“诚信”即会失天下

《尚书》中的好多篇记载着统治者盛衰兴亡的经验和教训，认为统治阶级的道德水准与政权的得失有密切关联。《尚书》对这些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认为诚信对统治者的统治太重要了，讲诚信就会得天下，失诚信则会失天下。

盘庚是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为了说服臣民迁都，他“诞告用”，“钦念以忱”，恪守诚信，深深地打动了臣民。他深知诚信的重要性，告诫臣民“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自己则“以常旧服、正法度”，“不肩好货，敢恭生生”。[2]《盘庚》“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实际上就是要求大臣们不要随便听信别人的意见，而应该实事求是地按照诚信的原则调查情况。对那些作奸犯科、“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的人，予以严厉打击。这样终于实现了盘庚盛世、殷代中兴的局面。《尚书》中也有很多记载“敬德”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敬德的问题就是诚信的问题。《洪范》说：“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三德”中排第一的就是“正直”。“五福”中排第四的是“攸好德”。显然，讲诚信一定是所谓“无有比德”、“正直”、“攸好德”的重要表现方面。周武王正因采用了洪范大法，讲究诚信，才使得周王朝坐稳了江山。

以上从正面说明讲诚信可以兴国安邦的道理，它还从反面说明失诚信就失天下的道理。据《吕刑》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蚩尤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他不但没有诚信，而且还作坏事，完全没有道德可言，所以才被黄帝打败。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了启讨伐有扈氏之事，他对有扈氏罗列的罪状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3]《夏本纪》根据庞朴先生的研究，这个“五行”“的确与后世的五行说无关，而应是简单地只指五种德行，或者泛指一些德行而已”。[4]75他进一步推断说，这个“五行”就是指“仁义礼智圣”五种德行。很明显的，“诚信”是“仁义礼智圣”的重要表现方面。《左传》文公七年晋郤缺解《夏书》云：“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可见，三事即是“三正”。有扈氏“怠弃三正”就是他不“正德”、不“利用”、不“厚生”，皆是不讲诚信的表现，结果有扈氏被启所灭。商汤灭夏以前，历数夏桀的罪状说：“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夏德若兹，今朕必往。”[2]《汤誓》意思是说夏桀滥用民力，剥削百姓，是无德的表现。无德就是对百姓不仁慈，不讲诚信。人们对失去诚信的夏桀恨之入骨，大呼：“时日何丧，予及汝皆亡！”[2]《汤誓》最终夏桀被商汤所灭。商纣王亦是如此，周武王说他“惟妇言是用……以奸宄于商邑。”[2]《君奭》意思是说商纣王听从妲己的谗言，最终失信于人民，这促成了他的灭亡。从《尚书》中记载的蚩尤、有扈氏、夏桀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政者失去诚信就会失去政权和国家。

三、诚信思想与殷周时期的天命观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上谈的是《尚书》中记载的圣君贤臣所具备的诚信美德和以诚信治国则得天下、无诚信则失天下的史实，这些主要是体现在政治层面的东西。《尚书》中的诚信思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那就是与天命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盘庚》中有：“先王有服，克谨天命。罔之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在殷商时“天”和“帝”的概念是有区别的。“帝”是最高的人格神，它主宰人间的一切。“天”是在周时才受到格外的重视。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里说：“卜辞的天没有作为上天之意的，天之观念是周人提出来的。”[5]581天的本意是“颠”，即指人的头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对其的注释是：“颠者，人之顶也。以为凡高之称。始者、女之初也，以为凡起之称。然则天亦可为凡颠之称。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于民事皆曰天是也……至高无上，从一大。至高无上是其大无有二也。故从一大。”

首先，《召诰》把天的权威重点放在“命哲、命吉凶、命历年”三个方面，突出了神在社会人事方面的特殊作用。周人特别把这三方面突出出来，说明他们对神的把握和认识是紧紧围绕社会政治这个中心进行的。

其次，《尚书》还赋予天以道德的意义。《尚书》中有“天德”一词，《吕刑》说：“惟克天德。”“天德”是指上天立下的道德准则，这种准则也是诚信的准则。上天监察世间统治的好坏，就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周康王时代的《大孟鼎》、《麦尊》等铭文中，已经出现“天子”一词，表明西周初期或稍晚天子观念开始形成。《古文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为怀。”天，在这儿不是作为纯粹自然的法则，而是体现为道德意义的法则和秩序。这种道德意义的法则和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让人讲诚信。

再次，以理性的态度提出“天不可信”[2]《君奭》、“天命糜常”的观点[2]《多士》。在《君奭》中，周公认为周的基业能否长久，在人不在天。可以说，“天”的神性的逐渐淡化和“人”的相对于“神”的地位的慢慢上升，是周代思想的发展方向。“天命”即上天的旨意或命令。《大诰》说：“天忱辞，其考我民。”《康诰》说：“天良忱，民情可大见。”可见，无论是天还是人，讲诚信是最重要的。《尚书》中的天命观是后来儒家思想的重要渊源，孔子是先秦文明的集大成者，孔子在周公的天命思想上有所损益，最终形成了早期的儒家天命观和儒家的重视诚信的思想。直至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止，“第一次把‘诚’提高到整个道德体系的核心地位”[6]，可见《尚书》之“诚”对后世之影响。

综上，我们对《尚书》中的诚信思想作了简要的探讨，似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尚书》中的诚信思想习惯用“信”、“允”等单字表达，除此之外，“”、“”、“忱”、“孚”等亦有诚信之意；其次，《尚书》诚信思想往往与政治挂钩，认为讲诚信可治国，失诚信则会失国；最后，《尚书》中的诚信思想，尤其是殷周时期的诚信思想多与天命观联系在一起，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必经过程。总之，《尚书》中蕴含着丰富的诚信思想，这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来说，足资借鉴。

[1]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清]孙星衍撰,孙德华校点.儒藏·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庞朴.帛书五行篇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0.

[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6]孙德华.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