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刘宝军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刘宝军

（渤海大学 政治与历史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史学的研究与发展离不开史料的支撑，能否合理开发和正确利用史料，直接关系到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学术质量，中国当代史也不例外。中国当代史是改革开放后的一门新兴学科，这种历史的特殊性造成了档案背景的鲜活性和时代性。有关当代的部分档案材料因政治敏感、地方部门存史意识淡薄和某些政策等原因，制约了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在研究中，史学工作者要真正做到搜集史料“全”，整理史料“实”，考证史料“真”，利用史料“准”，这可说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又是科学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

中国当代史研究；史料；开发利用

史学的研究与发展离不开史料的支撑，中国当代史也不例外。中国当代史是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是整个史学领域中最年轻、最有活力和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之一。其“时过境未迁”[1]1的特殊性，造成了档案背景的鲜活性和时代性。有关当代的部分档案材料因政治敏感、存史意识淡薄、沉淀需要过程等原因，制约了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这就给从事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即如何开发和利用中国当代史的史料。

一、中国当代史研究史源的开发及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是将建国后某一时段发生或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真相公诸于世，其言说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取决于研究者对档案史料的掌握程度和鉴别考据的研究程度。而中国当代史的史料，既有头绪繁杂的问题，也有史源不足和史料失实的问题。这就有赖于中国当代史史源的开发、整理与考据，带动中国当代史学术研究的活跃。

中国当代史距今年代较近，因而在资料搜集方面较为方便。有关中国当代史的基本资料大致来源于六个方面：一是国家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中央权威部门陆续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文稿和谱传等。二是公开出版的仅次于档案的报刊资料。但是报刊披露的档案资料是有选择的，发表的起因多为配合党和国家一些重要的政治举措。三是一些部门出版的专门史和地方史志材料。如我国第一部全面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规模最大的丛书《当代中国》150卷本，是一部包括专史和地方史在内的历史资料专集。四是历史当事人的日记、笔记、回忆录、纪实和口述史资料等。五是史学著述资料。“史学著述一般情况下并非史料，但开展史学史研究，却是无可代替的‘史料’。”[2]108六是海外有关中国当代史的史料和史学史资料。其中已刊和未刊的档案文件即第一手资料，国外出版的有关当代中国史的采访和专著、电子类图书等均值得重视。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相对这段丰富的历史而言，中国当代史史源的开发和利用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一方面，“存在着档案文献开放不够的问题，也存在已经开放的档案文献未得到充分研究和利用的问题。”[3]20其原因有四：一是建国后档案开放的步伐比较缓慢。国家虽然按照30年解密的规定，开放了一部分档案，但是仍有20类档案（其中最重要的有七类，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公安、司法、国家安全、高层活动等层面）还未开放。二是“对一些过去公开出版物的查阅限制较多，可供利用的部分比较有限。”[1]10如曾见诸市面的“文革”时期的报刊、学习文件、中央首长讲话等“文革”资料，一经官方收藏，往往因其政治敏感性而被纳入不开放之列。三是地方档案的“地域性”限制了档案的开放利用。如有些省以下的地方级档案馆限制查阅对象，对地方档案采取“地方保护主义”，只允许本土的研究者进行档案的查阅，一些重要文献不能够被充分利用。四是建国后的部分珍贵档案的有偿使用降低了档案的利用率。另一方面，“有关中国当代史的官方文献、内部档案、个人档案和口述史料资源的不断流失，造成了档案的不完整性。”[1]10其表现有三：一是按照中央的要求，人事部门对“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进行清理，将受迫害人员档案材料中不实部分销毁，造成个人档案某一时段人生经历的断档，这种个人档案记载的人生经历的不完整，给研究历史的真相或细节带来很多不可预知的缺憾和困难。二是在单位撤销或人事变动的特殊时期，由于部门管理人员的存史意识淡薄，档案材料没有得到及时收藏，有些甚至被销毁。三是口述回忆史料资源的流失。口述回忆史料的来源是历史的当事人，他们是亲历历史的“活资料”。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有些比较关键的当事人，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被作为负面人物的当事人，其话语权受到一定限制，因而很难见到他们对亲历事件发表的片言只语；即使市面能见到他们留下的言语，大多也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诬之词。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相继去世，此段被尘封的历史事件的细节越来越难以说清楚。所以，“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存史甚至比述史更为重要。能够给后人留下完整的历史记录，是传之后世的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1]10

在现实中，上述诸多原因造成了中国当代史档案史料的开发不足、流失现象严重，已被开放的史料由于种种因素制约而不能被充分利用，致使许多事情的真相或细节很难说清楚，这样的结果只能是留下很多历史疑点。这就给还原历史带来诸多困难，也给历史解读留有过大的想象空间，因而历史的误读、误记在所难免，此类错讹一旦被延续下来，会模糊历史的真实面目。所以如何开发和利用散失于市或尘封于史的中国当代史史料，势必成为史学研究者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具体来讲，“应开掘包括档案文献、报刊资料、私人记录、口述史料、民间素材、习俗、礼仪、民歌民谣、实物在内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史料，尤其重视一些双边或多边档案文献的比较互证和‘边缘’材料的利用。一定时期内，取径民间、沉潜地方、爬梳档案或许是重要路径。”[4]84

二、中国当代史研究史料的利用及注意的问题

当代人研究当代历史，“从研究问题的资料依赖量说，绝大部分已经公开，关键是缺乏系统的整理。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有的又没有得到充分利用。”[5]40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地利用好现有史料，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

（一）原始档案固然重要，但应鉴别考据，不可轻信

“档案虽然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但它是解读历史的基本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档案开放到什么程度，历史的研究才能达到什么程度。”[1]10但是历史档案不等同于历史真相，尤其是建国后的档案资料，其背景极为特殊，有时还会出现错讹。

一是建国后的历史曲折多，在不断的曲折前进中，积累了大量的错误记忆。如，有些地方将1959年以来饿死人的原因，归结为是“地、富、反、坏的破坏”[6]189。其实，发生饿死人的惨剧，主要是“‘大跃进’以来的瞎指挥和对粮食产量的虚报、浮夸和估产过高。……使一些人感到完全有条件实行高征购。”[7]340-341“购了过头粮食”[6]189，其中“包括农民的一部分口粮和种子”，这“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受到严重挫伤，导致粮食的进一步减产。”[7]341这“既不是天灾，更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复辟”[8]296，而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给农村造成的严重危害。二是有些重大活动和事件并无档案记载。如，黄克诚在1959年7月19日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这篇发言本应有详细记录在简报上印发”，但因黄克诚乡音太重，说得太快，记录同志记不下来。而黄克诚本人的书面整理，又因“形势变化很快，几天就形成了斗争局面”，而“已无时间和精力来整理这个材料。所以简报中就只有一个简单的发言记录。”[9]219三是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滋长，破坏了党内民主，因而许多人“不能讲缺点，一讲缺点，就有人扣帽子。”[10]246如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一封书信引来了不必要的批判，并牵连了黄克诚、张闻天等许多国家重要领导人。在会议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以大局为重，“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11]211此类档案文件“虽包含不少事实部分，但需认真剥离。”[12]四是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大批虚假的资料流入社会。如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大量统计数据都是假的。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豪言壮语激励下，“1958年9月9日，广西环江县放出了水稻亩产13万斤的‘大卫星’（其详数是130 434.14斤）。”[13]97而事实真相并非如此。据统计，试验田共计1.13亩，当天收割1.075亩，“实收谷子26 000多斤”[13]100。为了达到亩产10万斤以上的产量，社员从4个生产队的粮仓里共计挑出67 000多斤谷子，再用重复过秤数次的做法称出余下的47 217.4斤的谷子，共计140 217.4斤，折合亩产130 434.14斤。再如，河北省徐水县委副书记王天章介绍1957年徐水业绩时的一组数据，“目前作物长势很好，出现了一些卫星田，玉米一株38个，白薯一个10斤，棉花平均每株结60个棉桃，最多的达100个……”[14]115这些数据纯粹是高指标打压下的产物，“除了能证明当时的虚假风气外，没有任何价值。”[15]35-36

可见，档案作为第一手资料尽管重要，但是在使用档案文献时，应充分考虑其档案产生背景的特殊性和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因而应对其进行鉴别考据，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认识和衡量，要“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是史学工作者应该具有的正确思维和研究方法。

（二）领导人文集、年谱不可小觑，但应仔细考辨，小心慎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政治环境的趋于好转，中国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文集、年谱等文献资料相继问世。这些文献资料为还原和解读建国后的历史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和可资佐证的资料，因而，对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是其内容的取舍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因而其公布于世的言说和档案资料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所以不能将这些领导人的传记、年谱、文集作为惟一重要的资料而进行中国当代史的相关研究。

对于居于重要岗位的领导人，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些重要政治人物以政治为业，其言说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政党的利益，因而我们不能将他们等同于单纯的思想型或学院型的人物，简单地将其言说理解为某一个人的言论和观点。“在历史上，政治家所说、所想、所做往往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出现曲折时，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稳定人心的需要，会制造出一些解释。……这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说，是为了维护国家权威的正确形象，制造社会认同，但未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1]8尤其是重要领导人的文集，其中有些文字是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借用个人的名义发表，因而，这些内容并不是他们个人思想的真实写照。例如，“1965年，用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反映的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说过，他曾违心地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所以，仅凭政治人物的文字作为研究的材料，所得的结论是会有偏差的。”[12]这种偏差，会使历史的还原和解读产生错讹，远离历史的本真。

此外，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多为事后所编，其内容的取舍大多根据编辑时的政治需要精心筛选或加以修改，因而流于市面的大部分文集，并非历史原件。近年来出版的领导人年谱在内容上并非有事必录，多因政治因素作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如文革中周恩来的活动省略了大量敏感的问题。而《邓小平文选》关于文革时期的部分至今尚无片言只语，这仍然是文革史研究的一个缺失。这种政治性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性。因此，使用这类文集、年谱，需注意考辩、核查，要小心慎用。

（三）口述史料生动、鲜活，但来源特殊，运用时应与文献史料相印证

口述历史可以为中国当代史研究提供大量丰富的史料。“口述回忆资料是当代史研究的一个优势，因为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还健在，是‘活的材料’。”[16]36但是建国以来至1979年期间，短篇的革命回忆文章较多，而个人回忆录出版较少。因受政治环境影响的绝对支配，主人公在自我认识方面存在局限，或有意回避自己的过失，或夸大自己的功绩，或借写回忆录泄私愤；再加上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存在技术性方面的误差等问题，从而影响了回忆录的真实性。如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运动时期，党内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被康生诬陷为有政治倾向问题，而与贾拓夫等一批西北同志被打成反党集团。而“文革”中被突出宣传的少量回忆录也完全是为配合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如《批判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罪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方针，政治环境趋于好转，在邓小平、胡耀邦积极倡导抢救史料的精神推动下，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80年代至今，一批批口述回忆史料陆续出版，其内容涉及中国建国后历史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史史料的重要补充。但是，口述史料来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整个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的从属和辅助地位，不可能完全取代文献史料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因而“应纠正以回忆录代原始资料的研究方法”[17]86。“从媒介形式上来说，口述史料是流动的、一次性的，只有通过科学的方式加以搜集、校勘并付诸于各种媒介，使其相对稳定，这样才更有可能流传千古。”[18]38尽管如此，口述史、回忆录仍不失为重要史料，因为它提供了较生动的背景资料，利用时要注意鉴别并与文献史料相印证。

此外，对待国外资料的使用，一要注意史料的作者、来源、背景，甄别其真实性、可信度，二要对其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当代史因其“时过境未迁”的特殊性和政治敏感性，致使档案的开放步伐缓慢，许多关键性的资料十分缺少；同时由于研究的对象距今不远，相关资料既多又杂且失实现象偶尔有之。因而，对中国当代史资料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小心鉴别和判断，真正做到搜集史料要“全”，整理史料要“实”，考证史料要“真”，利用史料要“准”，这可说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又是科学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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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现状[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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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丕显.“好行小惠”的邓子恢[M]//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7]廖新文.努力理解毛泽东的周恩来[M]//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8]逄先知.迎风而立的田家英[M]//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9]黄克诚.我所知道的庐山会议[M]//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10]程中原.张闻天的发言[M]//张湛彬,刘杰辉,张国华.“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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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7

A

1008-178X(2013)02-0026-04

2012-10-21

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立项课题(JG08DB073)；渤海大学教改项目《“中国当代史”课程网络教学多媒体课件的开发与应用》。

刘宝军（1967-），女，辽宁锦州人，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现当代史和史学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