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时序

邵 艺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系，山东 青岛 266000）

论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时序

邵 艺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系，山东 青岛 266000）

新历史小说的叙述时序有着不同于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特征，它以记忆的、逻辑的运行方式，呈现出共时态叙事，干扰、打断或倒装时间存在的持续性，使之出现矢向上的变异。叙述时序的变异则承载新的历史小说历史观，透视出文本外新的历史视角。

新历史小说；时序；传统历史小说；共时态叙事

叙事文属于时间艺术，它须臾离不开时间。对于叙事文本时间的研究，可以从时序、时距、频率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其中，时序研究的是故事中事件原始发生发展的时间顺序和事件在叙事话语中排列的时间顺序，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小说的时间顺序，我们可以区分为叙事时序和故事时序两种。新历史小说在叙事时序上有其不同于传统小说和相近历史背景的传统历史小说的特点。

一、相近历史背景的传统历史小说时序概述

新历史小说在叙事的时序上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旧历史小说的显著特征。不过既然是相对旧历史小说而言，我们首先要对旧历史小说叙事时序特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新历史小说选择的历史背景多为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背景，因此以现当代影响颇大而在叙事上接近传统的的历史题材小说十部为视角，来看一下旧历史小说的叙事时序特点，以此作为新历史小说叙事时序分析的一个参照。这十部小说为：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刚》，曲波的《林海雪原》，马烽的《吕梁英雄传》，欧阳山的《三家巷》，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从小说整体的时序来说，这十部小说都是采用整体顺时序的叙述加上局部的闪回，其中有七部在小说第一章的第一个自然段里就已点出了故事开始的时间，然后以此为起点开始现时叙述，甚至在句式上都不乏相同之处：

“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杜鹏程《保卫延安》）

“七月（1946年）里的一个清早，太阳刚出来。”（周立波《暴风骤雨》）

“1942年5月1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冯志《敌后武工队》）

“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罗广斌、杨益言《红岩》）

“当‘五一’反‘扫荡’打得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候，在罅沱河的下游桥头镇上……”（刘流《烈火金刚》）

“晚秋的拂晓，白霜蒙地……”（曲波《林海雪原》）

“公元一千八百九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绪年间……”（欧阳山《三家巷》）

其余三部或以环境描写起始，或以事件发生起始，虽然没有在小说开端点明情节起始的具体时间，其实也是顺时而下展开故事的，其以顺时序为整体时序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当然，这类小说由于情节的需要，中间也会穿插一些倒叙，如《保卫延安》第一章就穿插了周大勇回忆自己参军历史的一段，《林海雪原》第一章《血债》中就插入了一段少剑波对姐弟生活的回忆。这些倒叙都是局部的，它们只是与情节相关的过去的某个片断。与整体倒叙相比，它跨度较大而幅度较小，经常在叙事文中大量出现。它的作用往往也不是结构性的，而是在情节上起到一定的补充或对比的作用。

二、新历史小说叙事时序特征分析

新历史主义小说不再像传统历史小说那样采用整体顺时序的叙述。首先，在新历史小说中开始大量出现以倒叙为主、以回忆中的顺叙为辅的叙述时序的作品。如乔良的《灵旗》，小说在杜九翠灵旗飘飘的出殡中开始了青果老爹的追忆，追忆中的故事是顺时序的，但青果老爹又不时出场打破这顺时序，使现实与往事在相互的纠缠中形成了并列的两个叙事时空。再如余华的《活着》，以福贵老人的追溯构成小说的总体倒叙时序，追溯中的故事是顺时序的，时代与社会变迁，身边的亲人一个个远去，只留下了孤单的福贵老人在庄稼地里同一个年轻人述说往事，它也构筑了两条时空的线索。

其次，在新历史小说中还有大量的预叙出现，在小说中与倒叙一起形成了一种交错的时序。如莫言《红高梁》中第六自然段：“七天之后，八月十五，中秋节。一轮明月冉冉升起，遍地高梁肃然默立……我父亲在剪破的月影下闻到了比现在强烈无数倍的腥甜气息”；再如苏童的《罂粟之家》：“后来沉草回忆起那天的归途充满了命运的暗示”，“几十年后枫杨树的后代们知道故乡原来是声名遐迩的鸦片王国，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

三、记忆的逻辑和共时态叙事潜藏新历史小说历史观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现当代的部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在写作上是比较接近中国传统叙事的，叙事时间上都是线性的，与叙述的故事时间大致统一；文本时间基本都是历时的，与历史时间相互对应；发展过程遵循着客观事件演变的内在逻辑。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和《金瓶梅》等，叙事基本上都采用故事时序。虽然在传统叙事中也出现了插叙、倒叙、预叙等变化，但从根本上讲，这些变化只是体现了情节组织的兴趣，丰富了叙事的链条，增加了作品技术的变形，其时间叙事的内在核心和本质仍然是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内在的因果关系。

而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倒叙和预序不同于现当代的部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中国古代传统小说，开始较多地采用一种按“记忆的逻辑”结构作品的主体意识，“我”对过去事情的回忆构成了小说的主线。新历史的小说作家撕碎了传统叙事中时间的一致性，不再追求历史的客观再现，他们用时间词把叙事从故事中剥离出来，把过去和现在时间重叠，强调着个人的时间和自我的意识，“在全部的叙述里,始终贯穿着‘今天的立场’，也就是重新排列记忆的统治者。”[1]新历史小说作家明确地表现出对历史对象和历史人物本身的极其主动的介入意识，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示出这一时期的人群在面对历史进行思考时其主体意识和个体意识正在增强。

这种主体的介入转换了过去的历时态叙事，呈现出共时态的叙事，凸显了由过去时向现在时的转变，彰显了作家们新的写作观念和历史意识。新历史主义认为：“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则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生活世界的隐喻。因此，文本不仅是历时的历史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复杂文本。”[2]

由此可见，新历史小说和旧历史小说之所以会在叙事时序上出现不同的特征，不仅取决于文学本体自身的发展，而且和这两种小说背后承载的历史观更具关联。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唐木顺三曾经指出：历史文学受历史认识的方法之制约，可大致分别为如下几种：一是“将过去作为过去来把握”，二是“在与现在的关系中把握过去”，三是“在与未来的关系中把握过去”[3]。旧历史小说以过去的一个时间为起点，顺时序地述说整个故事，从行文的表面剥离了现在的时空对历史事件的参与，力图重现过去的历史，时间线性清楚，事件因果分明，但事实上在构思整个故事时必然受到潜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影响，无形中改写了历史，塑造出当时时代需要的历史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当代文学中泛滥的“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即是一例。而新历史小说通过预叙、倒叙、自由联想甚至是通感等叙事和抒情的手段将“顺序时间”打破，将事件以新的组织与结构原则进行重新组合，历史事件本身那种前呼后应、前因后果、“道”貌岸然的姿态被打破，以非整体性（事件的零散、破碎）、非因果性（时间先后同因果逻辑相重合的关系被拆解）的状态而存在，而在整体性与因果逻辑基础上自然生成的一些观念，如必然性观念、决定论、历史进步论思想等等则被自动消解，那么历史中偶然性、非理性的一面却可能昭示在文本当中。

因此构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以过去时间原本展示出来的历史其实未必就一定是真正的过去了的历史，以现在时态积极参与了的过去的历史却有可能展示了多元历史的不同侧面。

[参 考 文 献]

[1]余华.余华作品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唐木顺三.近代日本文学史论[M].弘文堂,1952.

I206.7

A

1008-178X(2013)02-0066-02

2013-01-05

邵 艺（1979-），女，山东济南人，青岛广播电视大学文法系讲师，硕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