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彝族音乐的文化特质与功能演变

王 瑞

(四川文理学院音乐系，四川 达州 635000)

历史上的大小凉山地区有过多次的民族融合，不同时期的文化都曾在这里留下不同的痕迹。彝族音乐及其文化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凉山彝族音乐既有自身的文化特质独特与艺术风格，也有彝族区域内的微妙差异，还有与云、贵、滇、藏等区域文化相融合的特征。在笔者看来，这些特质或特征取决于凉山地缘和亲缘关系的演变，当然还取决于彝族音乐自身传统要素的功能性演变。在历史的长河中，彝族音乐和其他地域、民族的音乐一样，早已是智慧和生活的化身，而且是在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中衍生与发展出来的艺术形态。本文重点分析的就是与凉山彝族音乐之地缘、亲缘关系密切相关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还在另一方面展现出了多样性的功能，并形成一种不可割裂的传统，有利于彝族音乐从整体上保持一种有序发展的态势。

一、“地缘”决定着凉山彝族音乐的相似性和兼容性

地缘，指代某一区域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近似性影响，按其影响和距离的远近可分为同地缘、近地缘和远地缘等三种关系［1］。本文中的“地缘文化特质”是指因地理位置而形成的文化特征及有着共通性的艺术气质，为研究之便，笔者也将其划分为同地缘文化特质、近地缘文化特质和远地缘文化特质等三个层面。毋庸置疑，四川凉山地缘文化对彝族音乐的发展有着很大影响，历史上的种群迁移或民族融合造就了凉山文化艺术的多样性，这是影响彝族音乐文化的主要因素。此外，凉山复杂的地容地貌也是影响彝族音乐的重要地理因素。凉山彝族接近康藏高原，多山的地形和崎岖坎坷的地貌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影响着彝族各部落的民俗、民风，这就使得彝族音乐逐渐形成了色彩斑斓的艺术风格和多样的表现方式。在这里，多样的地形地貌造就的地缘文化渗透到彝族音乐中，在不经意间也让音乐呈现出多样的文化样式。显然，文化中的“地缘”决定着凉山地区彝族音乐中“相似的”和“兼容的”艺术性格与风格。

具体来说，凉山彝族曲调中诸如反映生产内容的爬山调、进门调，反映生活内容的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以及风俗习惯的哭丧调等，折射出的是当地的语言特点和生活习惯。从地缘文化特质的角度看，其中的爬山调有着近地缘关系的文化特征，而进门调、娶亲调和哭丧调则有着一定的远地缘文化特征。无论这些特征的远近关系如何，与“地缘”有关的彝族音乐都表现出多样而典型性的地方生活内容。例如，在音乐的曲调风格方面，就体现出典型的地缘特征——地形的起伏落差、休闲式的生活习惯和乐天知命的精神，在无形中让音乐也呈现出类似的曲调性格:有的曲调本身有固定歌词，但这些歌词从段落上看往往较多，音乐曲调却不长，且多为高低起伏较大的分句式旋律走向，风格相对固定，具有模式化特点和类型化特征，因而在传播和表现力方面具有风格延展的功能;有的曲调没有固定歌词，可根据具体情况随意加入或者即兴加入，这种类型的音乐则多是自娱或者群体娱乐的性质，也可以是实用性的，充满着很大的变数，但风格也因此而多样。在彝族音乐的发展中，这种定型的和即兴、半即兴性的音乐还进一步发展为单声和多声的风格形式。而表现内容则是展现生活历史、生活习惯、家乡情感以及寓言故事、道德伦理等，且借鉴猜谜、对花、对诗等文学形式运用在山歌、小调等曲调中。这就使彝族音乐成为彝族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因而具有传承的功能和意义。

彝族音乐的地缘性文化特质，还进一步体现在民俗习惯中。因地理和人文环境使然，山歌成为表达情绪或情感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无论是在劳作间、日常生活中还是闲暇时段中，彝族人都以独唱、齐唱、合唱、对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内心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劳动本身变得更为轻松。在劳作间隙进行对歌和即兴性的比赛式的欢唱，也为生活平添了几分乐趣。一般情况下，凉山彝族山歌被划分为男、女声调，内容围绕着生产与生活展开，有着质朴和真诚的文化特质，其中的音调和语调因为民俗或演唱方式的相似性，依然与先民相同的表演风格与文化上的融通感，而这些都是彝族音乐“地缘”文化属性自觉发展的结果，也是彝族民歌体系在历时性建构中自身文化“兼容”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同其他艺术一样，彝族音乐的文化特质还可能随着风俗的演变而发生着内涵上的变化，这就使得彝族音乐及其文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生发出不同的文化特质。由此可见，虽然各地山歌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折射出各自不同的性格和风格，但凉山不同区域的彝族音乐与云贵彝族山歌也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和兼容性。

二、“亲缘”影响了彝族音乐风格的传承和呈现

亲缘文化本是同根的文化，有着天然的亲情特征及血脉上的延续性，按照通常的认识，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经济为主要形态的生产方式和以民族血缘宗法制度为纽带的社会关系”［2］的文化。这种特征主要源于三个主要方面，即亲属间的血亲文化传承、婚嫁中的姻缘文化传承、师徒间的歌班文化传承。由于彝族的好歌风俗，父母、直系亲属间的血缘关系让很多歌舞都是通过长辈教授晚辈或长兄长姐教授弟妹这种最为直接、简单的方式进行传承的，这或许是彝族人能歌善舞、对于音乐和节奏有着天生敏感性的缘由。其一，这种同地缘的文化传承模式成为彝族音乐文化传统扩张并产生影响的主要渠道，在深层次文化方面也影响了音乐的风格与气质。其二，婚嫁中的姻缘文化传承也是“血缘”的重要纽带。婚嫁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凉山彝族的婚嫁一般都受限于交通、生活方式等因素，而往往局限在十里八乡内。这种同地缘或者近地缘文化决定了生活习惯、精神传统的一致，因此，彝族音乐充满了更多的共鸣和参与可能，这也使得彝族婚礼的程序更具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力。其三，师徒关系虽然有着地缘文化上的变数，四川不同地区的歌班或文娱组织，既可能存在远地缘组合关系，又可能存在同地缘文化的关系，但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中华文化认同感让师徒间仍然可以建立起牢固的“亲缘”关系，因而这种音乐文化体现出的还是个人风格的差异，相同性与相近性是主要特征，而不是相反。

亲缘关系主要体现在文化类型上。凉山彝族音乐中的民歌、舞蹈还往往与彝族民间文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彝族历史上很多优秀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通过与音乐结合的方式流传开来的，因为彝族虽然拥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却很少运用，加之彝族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很低，这种语言文字没有被大规模地普及。口头文学的传衍，需要一定的载体，尤其是抒情诗，而音乐的融入，大大提升了文学的影响力。《阿莫尼惹》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是一部在四川彝族地区影响广泛的优美抒情长诗，它以一个彝族少女的经历为视角，叙述了她从出生、成长到出嫁、哀怨、思亲的过程，实际上是彝族妇女对包办婚姻制度的控诉。该诗配以曲调后，遂成为彝家女儿出嫁时所唱的家喻户晓的“哭嫁歌”。这种融合在一起的艺术形态，一方面体现出了彝族艺术发展的整体性与综合性，另一方面还凸显了它们之间彼此依存的亲缘关系。此外，在彝族音乐中，除了常见的叙事性歌曲，尚有结婚时所唱的歌曲《惹打》、火把节时演唱的歌曲《都火》、劳动歌曲《犁地歌》、《牧学歌》，以及布拖高胜山歌，等等。这些民歌在内涵上同文学具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同样，凉山彝族音乐与彝族舞蹈有着更接近的亲缘关系，因为这些音乐和舞蹈是分不开的，且音乐属于舞蹈艺术的一部分，是生产、生活中重要的表现内容。比如多人舞蹈“跳歌”、篝火舞蹈“跳乐”、“跳月”，还有“打歌舞”、融入藏区元素的“锅庄舞”等，都是凉山彝族族群生活的呈现。这些舞蹈的特征是动作整齐，情绪欢快，节奏感强，在步伐、动作等统一的前提下，具有细致、多变的特点，通常由彝族的传统民族乐器笛子、月琴、三弦等伴奏。在山林里，音乐、舞蹈无疑成为相对封闭的彝族人交流的重要内容。而且这些内容还往往在一天的劳作、忙碌之后进行，也展现出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远、近地缘关系文化影响到凉山彝族音乐舞蹈，从而使其具有亲缘性特点，应该说是文化的亲缘性与地缘性相互交汇的一种体现。

三、社会结构的发展推动彝族音乐传统功能的演变

在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推动了彝族音乐传统功能的演变——从娱乐、实用等传统功能演变为审美、文化等功能。社会结构“指的是存在于不同的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相当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3］，主要分为制度结构、关系结构和具象结构等三大部分，而关系结构则包括地缘文化关系与亲缘文化关系。彝族音乐所体现出的社会结构面貌，从彝族人们的生产、生活到他们的精神世界，无不与音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自身社会地位、层次以及多种社会关系和政治文化关系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音乐的风格与内容，从而在深层次上推动了彝族音乐传统功能的演变。

在今天看来，彝族音乐功能的演变，其实更多地表现为民族自信心与乡土情结的增强。当代科技的发展和商业的蔓延，似乎没有对其产生太大影响，它依然保留着原有的质朴和律动特征。作为彝族群体文化的代表，彝族音乐固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节庆日和传统习俗面前，它与文学、舞蹈的结合也是自然、朴实的，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依然是传统的，都是多年的生活中流传下来的传统积淀，但当下的彝族音乐却是中国社会结构发展的一个缩影，其创作及程式化的表演，揭示出今天彝族社会在民族自信与乡土情结上的强化。显而易见，不同历史时期的彝族音乐，其功能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尤其在战乱和民族迁移、融合中，凉山彝族音乐中展现出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对外来的“远地缘文化”的包容，这一点正是彝族及其音乐文化的可贵之处。在本民族的文化环境中，彝族共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生信仰和审美价值取向所形成的凝聚力强化着彝族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芳香的“泥土”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在心灵深处搭建起依恋的港湾，成为具有人文内涵的艺术与文化载体。因此，彝族音乐的功能演变既是民族自信心与乡土情结这一对孪生兄弟携手促进而成的，又会必然地从彝族社会的文化特质及人的心理结构层面进入到现实的生活中去，推动“社会行动者”奋力前行。彝族音乐创作者们要传递的，除了心目中自己的艺术，其实还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深切维系着自身情感的乡土意识，这种意识最终会外化为富有民族文化特质的艺术形态。

凉山彝族音乐传统功能的演变，还体现在劳动场所和音乐表现重心的转变上。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比如，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磨面舞等，创作时大多是模拟劳动时的形象、动作或生产过程，而这一艺术风格依然流传于今天的民族歌舞表演中，但其中对劳动场面的模仿已明显减少，更多的是取其精髓和神态进行模仿。在重要节日或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跳锅庄、跳都火以及对脚舞、被毡舞、芦笙舞等，展现出的是舞蹈的群体性和参与性特征。这些舞蹈与远地缘文化有着不可小觑的关系和传承意义。其内容也折射出不同时期人们在勤劳耕牧、快乐的收割、勇敢的征战、对爱情执着的追求等。这些题材的音乐与舞蹈，也展现出凉山彝族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人作为社会因子的一种不断转化因素。如此一来，娱乐功能与实用功能的转换就体现出当前彝族音乐中对于审美功能与文化功能的注重，虽然通过音乐沿袭社会习俗与精神信仰的状况依然存在，但是更为“纯艺术”的专业艺人已经成为主流。暂且不论这种转变是否能将彝族音乐向前推动一大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只要历史是向前迈进的，那么，包括彝族音乐在内的艺术的社会功能不可能再退回“传统”。

综上所述，彝族音乐体现出多样的文化特质与功能。大小凉山彝族的分布区域比较广阔，生活区域的不同导致音乐的风格也有所差异。凉山南部彝族居住的地区，民歌曲调高亢激越，风格明快、欢欣，体现出的是自信、自足的精神世界以及乐观执着的生活追求;中西部地区的彝族民歌则轻柔优美，曲调流畅，展现出一种细腻、博大的内心世界，颇具传统中原文化特质;东部依诺地区的彝族民歌则敦厚朴实，沿承了藏族高原地域的民风与气质。这些显然与彝族音乐具有的多层次的地缘、亲缘等文化特质有关系，在涉及社会结构发展的因素时，情形可能会更加复杂，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加入，使得凉山彝族音乐的艺术功能呈现出历时性的演变，音乐自身的发展和人的生活、生产、风俗习惯等要素有机联系起来，从而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出现差异与兼容的现象，其中折射出的是彼此间的“独立”与“融合”这样一种悖反。由此出发，作为彝族音乐主体的“人”，在民族与地域文化的背景下，对于音乐的特殊性与新颖性必须做出选择。

［1］杨晓．亲缘与地缘:侗族大歌与南侗传统社会结构研究(上)［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季刊)，2011(1)．

［2］章诒和．亲缘文化的揭示——评《唐太宗嫁女》［J］．中国戏剧，1995(7)．

［3］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