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夹氵祭遗稿》看郑樵读书治学思想

李春梅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郑樵，字渔仲，兴化军莆田人。是我国南宋杰出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郑樵读书、治学，兴趣广泛，立志通百家之学，对经旨、礼乐、文字、音韵、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以及校勘目录等都一一探究。郑樵的著作很多，但大多亡佚，今天能够见到的郑樵著作仅有《通志》两百卷、《夹漈遗稿》三卷、《尔雅注》以及顾颉刚辑录的《诗辩妄》。《夹漈遗稿》是郑樵的诗文集，虽篇数尚少，比起其七百万的鸿篇巨制来讲，显得极其微不足道，但是在研究郑樵读书治学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梁启超对郑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宋代史学中“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1］（P22）他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展示了其丰富无比的读书治学精神。

一、持“会通”，成一家之言

“会”指汇聚文献，广收资料，详尽占有史料。“通”则是对史料进行处理，正确认识，了解其发生、发展规律，掌握制度演变轨迹，探索其内在本质。《夹漈遗稿·上宰相书》中记载：“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可见在郑樵看来，“会通”是古今之道。无论是修史还是做学问，都应该承前启后，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不管是纵向还是横向都应融会贯通，合为一体。郑樵早在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通过读遍古人之书，来了解各家学问，让自己的学识思想更加羽翼丰满。郑樵在坚持“会通”思想的同时，也自成一家之言。《夹漈遗稿·上宰相书》云：“《通志》虽曰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虽然继承司马迁写作风格，但也自成体系。正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申郑》中所言：《通志》“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郑樵在治学修史方面，至始至终都主张“成一家之言”，目的是打破前人“经既苟且，史又荒唐”的局面。郑樵《通志》二十略囊括学术各个领域，涉猎礼乐典章、音韵文字、天文地理、昆虫草木等。虽非个人独创，但会通前人思想成果，加上自己别识心裁的创造，有机把握历史脉络，创自家体系，成就一家之言。

二、潜心著述，淡泊名利

郑樵一生，笔耕不辍，孜孜不倦。《隐居通议》卷三十一中刘勋说他“少不事科举，惟务著书。三举孝廉，两举遗逸，俱辞。”郑樵一生只为著书、献书，对于名利权位，并无慕恋之心。《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写道：“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无论条件何其艰苦，其毅然决然潜心著述。《夹漈遗稿·家园示弟槱》中也写道：“每恨纨绮子，郊游半博徒，弃家寻有道，舍命事名儒”，“读书经百卷，见影岂须惊”。这是郑樵对其弟的告诫，虽仅只言片语，却道出郑樵心中读书治学的信念。痛斥纨绔子弟苦命事名儒，认为只有潜心读书，才能不为世事所惊扰。他正是靠着惊人的意志和不懈的追求走过十年访书、三十年著书的艰苦历程，几十年如一日地发奋修史。郑樵一生，也经历无数坎坷，在尝尽人生悲苦之后，以书为友，以书为伴，奋笔著述。在其几次献书过程中，不慕求荣华富贵，只“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为其继续修史做准备。《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记载：“其余卷帙稍多，恐烦圣览。万一臣之书有可采，望赐睿旨，许臣料理余书，续当上进。”不贪图仕途名利，一生只为修史著述。顾颉刚在《郑樵传》中说道：“社会上用了很冷酷的面目对他，但他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挥了!我们现在看他，只觉得一团饱满充足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郑樵一生聚书万卷，著述千卷，不仅在我国文史和藏书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广收图书，刻苦攻读

郑樵好书成癖，广收天下书籍，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夹漈遗稿·献宰相书》中称：“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郑樵藏书虽然多，但也经常借阅他人藏书，并且刻苦攻读。他在《夹漈遗稿·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中写道：“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重刻福建兴化县志·儒林传》中也称郑樵在“莆田故家多书者，披览殆遍，犹以为未足，周游所至，遇有藏书之家，必留，读尽乃去。”南宋时，福建私家藏书丰富，也为郑樵读书治学提供了便利。如方略的万卷楼、方于宝的三余斋、方渐的富文阁以及林庭家都以藏书成千上万卷而远近闻名，郑樵都一一去求书读过。郑樵白天整理编写，晚上夜观天象，研读辩论，不畏困苦，凭借自己的意志，刻苦著述。虽“寒月一窗，残灯一席”［2］（P1981），但依然践行自己奋笔著述的使命。即使生活的挫折让郑樵悲痛欲绝，但在《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写道“入山之初，结庐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刻苦修史著书是自己的志向，无论命运何其残喘，也要立志做到虽“困苦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声不绝。”［3］（卷三）

四、理论与实际结合，注重调查访谈

郑樵一生，著书繁盛。其治学态度认真严谨，治学方法客观科学。《夹漈遗稿·东山采药》云：“一掬金丹向晚风，山前草木尽龙宫。诗书便是神仙味，更向行冲问药笼。”将读书与生活中采药联系起来，探析读书治学之神韵。郑樵认为无论求知还是治学，死守书本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无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4］真正的学者只有走出书斋，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方能洞悉事物客观规律，探究事物本质所在。《夹漈遗稿·过桃花洞田家留饮》中记载：“抱琴静听涛声急，对酒闲观月色奢。可笑南阳刘子骥，欲寻风土滞京华。”可见郑樵认为真正想寻得风土人情，必要躬体力行去调查访问。他极其注重实地考察，《宋史·郑樵传》称他“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游历名山大川，丰富其地理知识。他也曾与田夫野老交往，向其学习。《通志》卷七十五《昆虫草木略·序》中记载：“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在调查访谈中，寻得治学著述的科学方法。正是因为郑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调查访谈，因此他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五、不唯“书”，具有强烈批判精神

郑樵刻苦读书，但并不唯书是信。郑樵对历代学者，史学家，从孔子、司马迁到司马光，从董仲舒到刘向、刘欲等都有过批评。［5］郑樵在学术界还是一位疑古惑经的勇士。用他在《通志·总序》中的话来讲就是“经即苟且，史又荒唐。”《夹漈遗稿·寄方礼部书》中写道：“樵每叹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事多；载籍本无说，腐儒惑之而说众。”他对经学的攻击，正如《诗辩妄》中说的：“《诗》、《书》可信，而不必字字可信。”他把耀人耳目、歌功颂德的词章之学斥之为“语言之末，非实学也”。把自然灾害附会国家兴亡的汉儒说斥为“欺天之学”、“妖学”。他鄙视一味“求之经传，辗转生讹”的种种注释。［6］不人云亦云，也不以讹传讹。他广读书，但骨子里，从不完全相信书本。对传统的儒学，也提出了批判，善于发现前人未察觉的错误。郑樵对于古代“学而优则仕”的观点也提出了挑战。《夹漈遗稿·送芹斋》中记载：“元亮园田何处有，向平昏嫁几时休。湖州别驾发深省，挂却朝冠便自由。”他敢于挑战儒家传统藩篱，读书治学随天性，并非追求功名利禄。

六、果敢创新，又虚怀若谷

创新不但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同时也是一个人读书治学的关键所在。郑樵的创新思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前人学术的批判总结和继承，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创新方面做艰苦卓绝的探索。就文献编目来说，郑樵首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图书分类的意义，认为分类有明学与存书两大功用。《通志·编次必谨类例论》云：“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而郑樵的创新除了表现在学术成就之外，其创新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郑樵诗比起皇皇巨著《通志》来讲，虽篇目不多，但是为数不多的诗中也将郑樵创新精神折射的熠熠生辉。他在《夹漈遗稿·福宁州蓝溪寺前蒙井》一诗中称道：“品题当第一，不让慧山泉。”据黄仲昭《八闽通志》记载：蒙井在福安“十都灵峰寺前，泉清而甘”。郑樵也品过该泉，他却坚定的把名不经传的“蒙井水”与号称“天下第二泉”的“慧山泉”争锋，鲜明的显示其敢当第一的创新精神。［7］在《夹漈遗稿·夏日题王右丞冬山书屋图》一诗中说：“古今书画技总微，贵有嶔崎生眼目。郑樵认为，要成就事业，就得具备创新的眼光和胆识。只有高瞻远瞩、别具心裁才能有不同凡响的成就。郑樵一生，读书治学，创新精神在其著述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七、持之以恒的刻苦钻研精神

郑樵终身都保持一种锲而不舍的勤奋精神。《夹漈遗稿》中记载郑樵几次献书的经历，将其读书治学的持之以恒的精神阐释的淋漓尽致。《夹漈遗稿·献皇帝书》中记载：“忽忽三十年，不与人间流通事，所以古今之书，稍经耳目，百家之学，粗识门庭”、“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在郑樵看来，只要不病不死，都要继续躬耕治学修史。特别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十分严重的形势下，郑樵把民族情怀都寄托在治学修史上。绍兴年间，秦桧当政，在文化上压制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情。秦桧禁野史，秦熺监领修缮国史，其父子以禁野史为由，打击迫害士人。莆田一些有识之士都遭其迫害过。郑樵修史是在当时极其动荡黑暗的年代里进行的，可想而知，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没有执着追求的豪迈，是很难得做到几十年笔耕不辍的。

郑樵作为一名一生清贫的史学家、文献学家。毕生惟以治学、修史为伴，以己之余力，编纂出了卷帙浩繁的《通志》二百卷，梁启超给予了他极高度的评价：“中国史学的成立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己；二、郑樵；三、章学诚，……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郑樵一生对自然和社会做了犀利的洞察和深入的钻研。以其坚忍不拔的情怀和刻苦研读的治学精神，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郑樵.夹漈遗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序［M/CD］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葛风涛，李玉莉.夹漈草堂上的一座丰碑——郑樵的治学精神［J］.兰台世界，2009，（08）.

［6］王旭东.郑樵“会通观”述论［J］.史学月刊，1998，（04）.

［7］许更生.郑樵诗歌的人文精神初探［J］.莆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