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最后一个人》中的反乌托邦思想

张姗姗

（河南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最后一个人》是玛丽·雪莱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小说。《最后一个人》写于1826年，这时其夫玻西·雪莱与好友拜伦已相继去世。这部小说既寄托了作者对于二人的思念，也对二人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评述。

国内目前并没有对这部小说进行系统研究，但国外的文学批评家对该小说却十分重视。批评家李·史特伦伯（Lee Sterrengburg）也指出，“《最后一个人》所提及的政论文和政治事件或许是小说中最多的。”批评家安·米勒（Anne Mellor）指出《最后一个人》“全盘否定了19世纪早期主流的政治思想，指出所有的文化意识形态都只是毫无意义的假想。”本文的研究受到这些观点的启发，并进一步从反乌托邦这一侧面来探讨玛丽·雪莱对于玻西·雪莱和拜伦爵士二人乌托邦式的政治思想的否定。

乌托邦（utopia）一词来源于莫尔的小说《乌托邦》，之后成为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们表达理想社会的代名词。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指出，乌托邦在第一世界的后现代社会中已经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词语。

从乌托邦思想降世起，反乌托邦思想就如其影子般形影不离。反乌托邦思想包罗万象，包含所有反对乌托邦的思想与观念。克里山·库玛（Krishan Kumar）在《近代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一书中曾经总结出几种反乌托邦思想。反乌托邦主义者可能信仰宗教，认为人性本恶，怀疑人类社会无法实现永久的和谐；他们也可能对政治变革持保守态度，认为理性社会应当拒绝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有社会的统治。玛丽·雪莱就是后者，她虽然出身于典型的激进主义家庭，她的父亲是英国著名激进政论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母亲是女权主义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aft），但她的亲身经历及她独立的思考使她倾向于保守主义。

本文试从《最后一个人》入手，试从帝国主义带来战争和瘟疫、慈善家无法拯救全人类两个层面，分析玛丽·雪莱对于丈夫玻西·雪莱慈善家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好友乔治·拜伦拿破仑式的理想主义乌托邦思想的怀疑和否定，指出玛丽·雪莱个人独特的中产阶级保守主义思想。

一、帝国主义带来战争和瘟疫

《最后一个人》的故事发生在21世纪末，玛丽·雪莱假想那时英国的国王退位，共和制度初步建立，英国人民对新政府充满期待，急需新的领导人和新的政权形式来带领人民实现幸福生活。两个年轻人的表现出类拔萃。一个是雷蒙德勋爵，一个是艾德里安，卸任国王的独子。两人才华横溢，但个性迥异，雷蒙德勋爵潇洒俊逸，豪迈奔放，而艾德里安热情浪漫，平易随和。小说开篇时，雷蒙德从希腊的战场上凯旋，成为风靡一时的英雄。在竞选护国主时，凭借个人魅力，他成功当选。

玛丽·雪莱将雷蒙德塑造成了一位典型的拜伦式英雄形象。他急切的追逐权力，但又厌恶专政，渴望自由和平等。他雄心勃勃，在得到最高权利后，他制定出了上千个改革计划，希望能够促进英国的社会发展，并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平等。他希望“贫困得以消除，处处交通便利，”“人们的外貌不再决定于天使的赐福；疾病消除，人们不再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他自信通过自己的规划，可以迅速实现他心中的乌托邦。但是日复一日，当发现自己被繁琐的日常事务所累，却又无法根本革除政治制度的腐朽时，他开始抱怨政治制度暴虐的本质和对人性的压抑。雷蒙德于是再次来到希腊，投入到战争中。

根本来讲，雷蒙德则是一位帝国主义者，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设想的政治模式是最优越的，可以使得世界上人人所得其所。为了实现他的帝国梦、他的乌托邦，他唯有通过强权、暴力、战争的手段。玛丽·雪莱笔下的雷蒙德勋爵是拜伦与拿破仑的结合体。玛丽·雪莱清醒的认识到即使拜伦掌握了政治权力，像拿破仑一样拥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无法实现他的乌托邦。相反，他发动的战争只会带来暴力、血腥、瘟疫。

拜伦希望能够通过武力斗争实现全世界的大一统。他支持民族解放，但将异教徒的奥斯曼帝国假想成落后、野蛮和极权的专制封建帝国，本就带有一种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优越感和统治世界的霸权心态。他渴望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政治领域的重建”，用西方的政治理想改造东方政治传统，这种思想实质上同样是一种极权主义。正是因为雷蒙德要实现征服东方的野心，他开启了君士坦丁堡了大门，同时他也为肆虐的瘟疫病毒打开了进入欧洲的大门。也正因为这场瘟疫，导致了整个世界的毁灭。而面对着死亡之城，雷蒙德也心灰意冷，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最终在愧疚中死去。

对于大同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执迷在19世纪初的欧洲成为人们思想上的瘟疫，拿破仑成为欧洲民众的精神偶像，欧洲各国的殖民活动和势力争夺也风起云涌，他们在用枪炮打开那些古老国家的大门的同时，也企图将欧洲的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一并输出，同化奴役这些国家。玛丽?雪莱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看似是造福全人类的乌托邦思想实则是企图通过领土扩张和军事征服来获得政治和经济的霸权的帝国主义野心。帝国主义带给当地民众不是乌托邦，而是战争，贫困、瘟疫和死亡。通过雷蒙德这一人物的塑造，玛丽·雪莱提出，拜伦所描绘出的自由乌托邦最后只能通过帝国主义的军事征服才能实现，而硝烟弥漫的世界非但不是乌托邦，反而成为了屠宰场，最终带来的是毁灭和灾难。正如波普尔所说，“无论他的目的如何慈善，它并不给人带来幸福，而只是带来那种生活在专制政府之下的诅咒的常见的灾难。”

二、慈善家无法拯救全人类

小说中，最后一位护国主艾德里安是以玻西·雪莱为写作原型。与玻西·雪莱一样，艾德里安谦逊热情，与人为善，慷慨豪爽，充满诗人的浪漫幻想。他安身为王子，却蔑视权势，自动放弃王位，支持国家采取共和体制。他希望能够“削弱贵族的权力，尽可能地实现财富和权力的平均化，并在英国采用一种完善的共和制度。”，他沉浸于对未来和宇宙世界的幻想之中，对人类未来的估计非常乐观，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将步入大同社会。

玻西·雪莱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他反对暴政、压迫，同情弱势群体，痛恨社会不均；信奉平等主义，追求正义、自由、平等、博爱和人类的全面解放；渴望人类未来会进入一种类似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同社会。马克思曾经设想，如果雪莱活得再久一些，定会称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小说艾德里安对于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是乐观的，他相信世界最终会称为人间乐土，称为“上帝专门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宫殿”，而人类“值得拥有这一的殿堂”。

同时，玻西·雪莱也是一个“追求在柏拉图式的理想王国中存在的乌托邦世界的哲学家”xi。玻西·雪莱相信实现乌托邦的重要手段则是人类自觉的慈善行为，理性与道德是实现美好社会的基础。雪莱曾经发表《关于成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一文，倡导中上阶级人士要为普通大众谋福利。小说中，艾德里安试图帮助他知道的每一个穷人，并鼓励人与人的互相帮助。他不希望通过政府强制或者暴力革命的手段来达到财富的平均分配。玻西·雪莱对博爱的信仰和慈善家式的政治思想恰恰与19世纪中期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构想一致，圣西门预想，“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而在我们眼前；它就在社会秩序的完善之中。我们的祖先从未得见，我们的子孙有一天却会抵达那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他们清除道路。

然而最后，瘟疫扩散到英格兰后，人口锐减，病痛、贫困和暴力威胁着每一个人，人类似已走到了灭绝的边缘。艾德里安初期仍然坚信苦难是短暂的，他不顾个人安危，主动担当起护国主的职责，尽力控制瘟疫的蔓延。但是，他很快发现在死亡面前，人类的理智已被罪恶和狂躁完全吞噬，种种犯罪势力盘结，社会秩序已不复存在。虽然手握权柄，但他对于人性的信仰和慈善家式的政治理想使他不愿采取强硬措施。在人性的罪恶与残酷的现实面前，艾德里安感到无比失望。他对人性之善的信仰和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憧憬也最终化为泡影。他的乌托邦设想最终幻灭了，他痛苦的呼喊“上帝造人，难道只是让他最后成为自然界生机勃勃的植物根下的一抔黄土吗 （……）我们引以为傲的璀璨梦想就此褪色了吗?”艾德里安对人性于未来的信心最终被现实击碎。他最终因过度劳累，身染瘟疫而死。

玛丽·雪莱发现，玻西·雪莱从未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有效途径和现实支持，而只寄希望于人类之间的互帮互助，尤其依靠贵族、富人对于穷人的资助，实现天下大同，而这一手段是不现实的。个人的慈善行为既无法解决社会存在的种种制度问题，也无法引领人性逐渐完善。玛丽·雪莱清醒地认识到玻西的慈善家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无法拯救全人类的苦难，这一思想是理想主义的，不切实际的。

三、结 论

《最后一个人》是在玛丽·雪莱孀居期间写就的，表达了她对拜伦和雪莱真切的怀念。她歌颂了二人非凡的天赋与才能及对于变革社会的责任感，同时此时的玛丽·雪莱在政治上逐渐趋于保守，她更看重在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上进行实用的、切实有效的社会改革，而并不好高骛远，追求遥远未来的乌托邦。《最后一个人》体现出玛丽·雪莱对于其熟悉的激进主义思想的质疑与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