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道经对于中古道教研究的重要性

耿纪朋，郑小红

（川音绵阳艺术学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 绵阳 621000）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六朝至宋初的大量写本文献和一部分少量的刻本文献，使得敦煌文献的丰富内容和珍贵价值被世人关注。伯希和和斯坦因等人把敦煌文献带出国门，虽然是中国文物文献的巨大损失，而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敦煌文献的研究范围，以至于季羡林先生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国内外学者在长期研究过程中，对于敦煌文献的整理、综合研究和理论研究各方面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敦煌是道教早期和中期发展的重镇。姜伯勤先生说：“敦煌有文字记载的道教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比之敦煌有文字记载的佛教历史更为古老。”根据《汉书·李寻传》记载，李寻、解光等传承《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道教信徒曾被迁徙敦煌郡，因此可以佐证道教在汉代就已经与内地交流频繁。《晋书》中的《郭瑀传》和《索袭传》中分别记载郭瑀和索袭好道的故事。荣新江称：“中原世家大族的到来，也把内地流行的道教传到敦煌。”“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曾发现一枚早期天师道的符箓。S.6825《老子想尔注》写本，如果不是后代才传入的北朝抄本，那就更证明敦煌天师道的流行。从敦煌佛爷庙、新店、祁家湾等地出土的镇墓文，也可以看到民间的方仙道的影响。”敦煌处于中原和西域交通的咽喉之地，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这里交汇，留下多元文化并存的壁画等艺术作品，体现了佛道思想的融合。较为典型的莫高窟第249窟、第285窟体现了北魏和西魏时期的佛道文化交融的艺术形象。

北周和隋代统治者也注重对道教的保护，使得道教获得进一步发展。唐王朝更是把道教定为国教，把道士和女官视为宗室，以老子为先祖进而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唐太宗曾被封为敦煌公，并且敦煌李氏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七月连同姑臧、绛郡、武阳三地的李氏同隶属于宗正寺，因此成为皇亲。因此，敦煌李氏与道教的关系必然是密切的。唐时敦煌有神泉观、清都观、冲虚观、开元观、白鹤观等著名道观，这些道观多与名门望族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时期，敦煌的写经也是非常兴盛的。

敦煌道经抄写的时期多为唐高宗、武则天和唐玄宗统治的时期，体现了这一时期敦煌道教兴盛的情况。敦煌道经中以P.3770号、散192号的《十戒经》为最晚，时间为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安史之乱使得敦煌道教受到影响，随着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西北各州先后被吐蕃占领，敦煌道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尽管吐蕃人信仰佛教，但由于道教和佛教关系密切，敦煌又是长期佛道共存，再加上当时纸张紧缺，所以许多道经的背面被用来抄写佛经或者书写各种公私文书，因此得以保存。

一、敦煌道经内容分析

敦煌道经一般是笼统的指称敦煌道家文献和敦煌道教文献，因“道经”一词本身就在《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中被认为是含有“道家或道教的经典”这一词义。道家经典主要是指《老子》和《庄子》等道教出现之前的道家经典著作。而道教经典则主要是指道教出现以后陆续出现的各种神授的道经。大多数情况下，道经的范围更广泛，如朱越利先生谈到“凡收入《道藏》中的书或文，均被称为道经。其中一种，依托于神授或天降以及祖师或道士的宣扬道教教义的作品，是本义上的道经。第二种，解释或发挥第一种道经的作品，是扩大意义上的道经。第三种，道士写的其他内容的作品，是因人而称的道经。第四种，既不宣扬道教教义，也非道士所作，是因收于《道藏》而称的道经。”这种混杂的道经概念，不仅包括了道家经典和道教经典，还有大量星象占卜和医术等文献资料都囊括在道经范畴，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研究敦煌学的著作中。相对于文献整理和研究而言，这种分类不明确的模糊概念容易引起混乱，所以有些学者就提出敦煌道经单指敦煌道教文献。

叶贵良先生的《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一书在确定该书讨论敦煌道经的范围时明确指出“本书所说的敦煌道经是指敦煌道教文献，即道教成立以后道士假托天尊、道君、祖师等神仙降授的道经以及与之相关的戒律、愿文、类书、义疏等道教作品，换言之，本书所说的敦煌道经不包括先秦、两汉的道家著作，也不包括占卜书、星象书、医术以及其他类似道经的杂书。”在此范围内不仅有许多《道藏》收录了的道教经典，还有不少道教的藏外典籍。这些道经的写本多有题记和抄写时间，便于准确的断代，同时还有写经人和写经地点等信息。

既见于敦煌道经而又曾收入《正统道藏》的道经主要有各种太平经、上清经和灵宝经。杂道经则有《太上洞渊神咒经》、《太上妙法本相经》、《太上大道玉清经》、《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太上升玄护命经》、《老子十方像名经》、《老子说安宅八阳经》、《老子中经》等。道教类书则有《无上秘要》、《道典论》、《道要灵祗神鬼品经》等。而藏外道经则有上清经、灵宝经、化胡经和杂道经、类书以及斋仪愿文、道经义疏、戒律书等。

二、敦煌道经对于中古道教史研究的作用

敦煌道经抄写时间接近成书时间，传抄的次数较少，文字较为可靠，相对来讲较少讹误。因此可以和后世刊本相合校读，以弥补后世道经刊本的讹误。这些内容丰富的敦煌道经还保留了许多敦煌道经之外未曾保存下来的经典，可以解决道教史研究特别是中古道教史研究中许多问题。

敦煌道经包括的诸多内容可以从四个层面研究中古道教史。首先，中原道教和敦煌道教的关系是中古道教史中应该予以重视的课题。敦煌道经与道藏中的道经以及现存其他途径保留下来的藏外道经比较研究，可以了解敦煌道经多大程度上保存了中原道教以及各地都普遍流传的道经。其次，敦煌道经为道经的整理、道教词汇研究、道教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提供了可靠的原始材料保证。第三，敦煌道经对于中古道教思想史、文学史、文字史等道教相关专门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第四，敦煌道经和敦煌佛经的并存对于研究佛道两教的关系特别是敦煌地区宗教发展的历史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通过敦煌道经中所包含的多方面的信息可以把握中古时期的历史特别是敦煌发展史。

道教的发展经历从单纯的推崇道家经典，到吸收阴阳家和兵家等诸家典籍，再到黄老道、黄巾道、天师道等诸多以托名黄帝、老子或制造新经典体系的过程，先后形成了六朝时期以太平经、上清经、灵宝经三大经典体系为主的派系。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以老子为祖师的天师道也制造了大量经典。唐代“重玄”思想的兴盛也在诸多经典中体系有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道教思想的发展是其发展的精神内核，而外在的炼养术数却是其理论的载体，通过敦煌道经可以梳理六朝至盛唐的发展历史，可知敦煌道经对于中古道教史研究的作用非常重要。

三、敦煌道经对于道经断代和中古道教哲学体系研究的作用

敦煌道经中多有题记和明确的抄写时间。已经有明确抄写时间的无需多论，就单有题记的道经也可以通过题记中信息推测抄写时间。对于既没有抄写时间，又没有题记的经卷，可以根据文中避讳的文字大致确定时间，同时根据不同卷子互校进一步确定较为准确的抄写时间。能够明确的确定抄本的抄写时间固然对于文物本身价值的定位有一定意义，但是研究的重点并不止于此。更为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经文的抄写时间来推测研究各经创作的时间。

理清时间顺序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历史的真想。敦煌道经能够告诉我们的不仅是历史的演变，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了思想的变化。敦煌道经体现的道教信仰以及维系这一信仰的诸多信息，使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中古道教哲学体系发展的过程。

道教的发展由派系林立到相对统一，其内在的精神核心有一贯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的体系化呈现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儒家思想的影响和佛教文化的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道教哲学从松散的存在到系统化的构建，发生了极为重要的转折。唐代“重玄”思想的兴盛便是道教哲学体系化的最好明证。

四、结论

尽管敦煌道经对于中古道教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本文还是试图把这种重要性剖析的更为明确，以便于其重要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其研究的重点。本文强调敦煌道经对于研究中古道教哲学发展体系的研究是中古道教史的重点，明确了道教思想是道教文化的核心，而道教文化是道教思想在文化范围的映射泛化。

［1］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2］叶贵良.敦煌道经写本与词汇研究·凡例［M］.成都：巴蜀书社，2007.

［3］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朱越利.道经总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