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还乡”叙事浅探

李黎红

（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 中文系，山西 汾阳 032200）

德国乡土小说家措特勒提出了“呼吸故乡”和“头脑故乡”的概念，其所指的其实即是小说中出现的“生存故乡”和“精神故乡”的意象。在对“生存故乡”的描述中，我们触摸到的总是历史、文化层面的内容，“精神故乡”中的意蕴则要驳杂得多。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的变动与特点，决定了本文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生存故乡的“还乡”叙事文本，以追踪其中的变化，探索其中的潜蕴的意义所在。

一

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以乡村为主的生存与居住方式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下来，继而积淀为一种民族心理，即中华民族的根扎在乡村，中国的形象以乡村为图景为底质。这一特点在以城市为形象代表的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参照下俞发明显。进入近现代后，西方文明附着于政治、经济、军事的侵入而冲击着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文明带来的蓬勃的新兴城市，乡村作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和文化之根，成了接受和审视外来的异质的东西的立足之处，城乡对立其实也是两种文化不能交融，划域而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乡村成为一个区别于西方他者的，国家、民族自我体认的形象象征。由此，故乡、乡村、民族与国家几乎成为一个具有同样内涵的概念。

中西文化的对话是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重大思想主题。“还乡”叙事就是表达这一主题的富有意味的模式。它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一主题，一方面是乡村本身的文化内涵积淀，另一方面是这一“出走——返回”的模式中还乡者带来的新质和由此形成的新旧对立的态势与所表达的文化对话的主题内容相契合。“还乡”叙事模式本身具有一种比较式的叙事动因。

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还乡”叙事就成为一种宏大的自我审视与考察，回归故乡就是走进乡村，就是审视民族与国家的生存状态。这种审视总是随着历史语境的更迭以及由此带来的审视主体思想的变化而不断有新的发现。在这种审视中，西方文明在50年代前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是一种拯救力量。二十世纪后期随着现代性神话的破灭和民族文化合理内蕴的发掘，这种审视出现了反转，即对一直居高临下的西方文明开始反审视。所以，二十世纪“还乡”叙事注定是一种中西文化对话与互审的表象诠释。

二

二十世纪前半期，“还乡”之作往往是作为新质的现代性思想登陆中国的载体，并具备一定的必然性。近现代历史的变动，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城市较早步入了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由于文化的层层积淀，乡村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生命之根真正深厚而稳定的土壤。时代的变动或许荡洗了城市中的一些东西，但乡村依然以其稳固性而岿然不动。因此，城乡之间在文化上不断疏离。城市因拥有了自命进步的现代意识而不知不觉拥有了对封闭荒凉的乡村的居高临下的审视意识。

反映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故乡”有了与它在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中的不同的形象寓意。国家民族面临的严峻形势使人们不无痛苦地发现，传统文化的僵化是民族落后的根本原因。人们开始把救国救民的希望转向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力量上，由此产生了对新、外、异质的心理期待。这种指向的心理目的是为了返回内，希望从西方盗来火种，烧尽自家土地上的荒秽，重新播种希望。“还乡”叙事的形式正是这种时代历史心理有意识无意识的反映。

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还乡”叙事中，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去观察，以何种价值判断、思想理念去剖析认识故乡，反映的其实是一种对如何对待现代性的问题的思考。西方文明进入中国是一个既带来希冀与带来痛苦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的曲折轨迹可以从“还乡”叙事中去寻踪。现代性始终是以发展滞后自我体认的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一个巨大诱惑。上世纪开始的历史巨创是一个无时不在的隐痛，对这创痛的治愈的渴念就成了现代性神话滋生的土壤。现代性是与中国传统稳定的文化个性格格不入的，因而现代性对中国的进入就体现为一种二元对立的斗争性方式。五四时期与新时期是西方现代文明之火引入神州大地的两个重要阶段，因此也在“还乡”叙事中有鲜明的体现。

五四时期贬斥传统文化、兴起向西方文化学习的热潮。激进的知识分子要求清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便向传统文化去寻找负面因素，表现在创作上，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故乡》和《祝福》两篇还乡之作。这两篇小说可以说是当时中西文化对立情势在中国的隐喻或寓言。两小说都写具有五四思想即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我”回到了萧瑟或地狱般的故乡，遭遇的人、事、情景令人悲哀，而祸害之源则指向封建传统文化。在“我”经历了成长变化——受过西方思想熏陶——的目光审视中，童年记忆中的少年闰土和《社戏》中的淳情图景黯然失色、轰然崩塌，而代之以《孔乙己》、《狂人日记》、《阿Q正传》中的苍凉图景，一切都有种幻梦一场复归真实的沧桑之感。鲁迅在此是借“还乡”叙述对传统的封建文化的一次解剖式的展示，警醒世人注意这封建吃人的力量。在这里，显然暗示着：无论是《故乡》展示的社会现实的满目疮痍，还是《祝福》揭露传统文化的恐怖可憎，都只有引自西方的现代文明才能疗救和扫除。在《祝福》、《故乡》中，现代性是种新生的、光明的力量，但它又是微弱的需要急切呼吁的。对故乡的破败凋蔽的描写中，潜伏的是对现代性之火来烛照的渴望。它隐喻着，如果没有现代性的拯救，乡村中国就这样破败下去，永远没有希望。希望的火种，是我带有的现代性思想，这里的我是一种相对于故乡的陌生和异质的存在，“我”不仅与乡村的下层人民闰土有着可悲的厚厚的障壁，更与封建传统思想的鲁四老爷形成了对立的态势。其潜层的意蕴即是以我（现代性）的目光审视故乡（中国），这个故乡是一个苦难的存在，是亟待现代性来改造的，作家对时代的深刻认识，使他看不到现代性在乡村生存的现实基础，于是“我”无法在此久存，不得不再次出走。故乡的这种作为传统封建负面文化载体的形象在现代文学乡土小说中被演绎得更加血肉丰满。它从此一改那种充满美丽和温馨的磁性召唤形象而变得灰暗沉重。正如乐黛云所言“五四乡土文学的本质上是觉醒了的现代作家，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体系，对本土文化进行的历史的‘反观’与‘反思’。”此处的故乡就是本土文化的象征。

三

三十年代之后，日益逼人的严竣形势导致救亡的需要压倒了启蒙的要求，西方文明诱人的现代性也由民主、自由等概念被置换成革命理论。鲁迅发掘的文化锁链下的乡村苦难形象，随着革命现实的发展，经由柔石等人的改造，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了社会政治锁链下的苦难形象。这种形象开始走进了革命历史语境，典型文本是《李家庄的变迁》。未觉悟农民铁锁离乡入监，遇见革命启蒙小常，被植入现代革命意识，从而起来去改变李家庄。在此，乡村仍是一个待改变的对象，拯救的力量是革命。李家庄其实是中国当时最广大乡村的缩影，它的过去、未来以及现代革命的输入方式都是一种民族更新的经典样本。在此，乡村深重的苦难是对一种拯救力量的吁求。一方面，这种拯救力量不可能在内部产生，只有从外部输入。另一方面，为了说明革命并非是强加给乡村的，而是乡村自身的要求，于是作为农民的铁锁的“还乡”叙事便应运而生。在这一社会历史的文学隐喻中，革命具有同现代性同样的新的光明的拯救力量的性质。在四十年代的政治历史语境下，为发动农民改变现实，寻找农民中的正面力量，是不能讲乡村的美丽温馨和农民的劣根性的。

在当代文学中，还乡者由于其曾经的离乡而在外获得了新的（也因而被视作进步的）思想这一模式，被继承下来。《红旗谱》的“还乡”叙事部分其实是对《李家庄变迁》的复写。新时期的《人生》、《鸡窝洼人家》、《黑骏马》、《高老庄》等很多作品都以还乡作为叙事的关捩，但还乡者的思索和作品意蕴更加丰富与复杂。五四时期的“我”再次出走的去向是何方?答案是模糊可辩的，那就是现代性氛围浓郁的城市，在新时期，现代性也总是以城市的面目出现的。《人生》中高加林是现代性思想同传统观念冲突的产物。小说在他往返城乡的奔走和命运的沉浮中，一方面昭示城市魅力（现代性）的不可抵御，另一方面立足传统文化的闪光点对现代性进行反省。《人生》、《鸡窝洼人家》、《黑骏马》等作品仍然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时代条件下，新思想借助于离乡者的还乡而改变或审视的乡村形象，由此来弘扬新思想或表达某种感悟。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路遥、贾平凹等作家“二度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时，新的改革大潮汹涌而来，一方面，对于传统的精神乡土的热切眷恋之情迫使他们对于乡土文化报以同情和悲悯，……另一方面，现代思潮又不得不促使他们试图以新的眼光来审视这亘古不变的乡土精神板块结构，鲁迅的批判精神又在时时诱惑着他们去尝试着再造国民性。”这反映的其实正是时代变动中国家民族引进西方文明火种来改变自身时面临两难的困境，历史的必然趋势和不可避免的道德淡化之间的纠结正是转型期的阵痛所在。

80年代中期后，故乡的形象变得复杂而丰富。知青文学中的乡村是其受难或洗礼的地方，其中的还乡非一般的含义。寻根文学及以后，乡村形象逐渐变得虚化，其还乡成为精神意义上的旅行。在新潮小说中，乡村总是作为一种相对于都市的存在而成了人们精神寄托的家园。新潮小说的乡村虚化根源在于当代西方思潮的涌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都注意到了作为文明象征的都市本身越发暴露的巨大阴影与隐患，于是在惶惑、忧虑的同时开始寻求出路，乡村便因此进入视野。作为一种想象中的救赎形象，乡村并非实在形态的。由于时代进程的快速延伸，人们沉迷于玄思或欲望之中，还乡之行便成为一个愈发遥远的梦。

由于乡村形象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性，考察它在文学中的流变对于追踪二十世纪中各个阶段的文化、社会思潮的变动具有极大的价值。“还乡”叙事是一个重要的独特的视角。

［1］乐黛云.“乡土文学”研究的新收获［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2）.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