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与批判——新历史主义协合观下《权力与荣耀》宗教主题思想研究

廖文倩

（三明学院，福建 三明 365004）

格雷厄姆·格林是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之一。在其超过六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格林共创作了十七部“严肃”小说，九部“消遣”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七部话剧，九部电影剧本，两部游记，三部自传，两部传记，三本散文集，以及一部诗集，并且史无前例地二十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就小说而言，格林写作风格差异巨大，根据其创作时间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早期的流行悬疑小说，中期的宗教小说和后期的政治主题小说。其中以完成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宗教小说成就最大，其“宗教四部曲”——《布赖顿硬糖》、《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恋情的终结》被公认为是格林的代表作。在“宗教四部曲”中，《权力与荣耀》最为出色，这部小说不仅荣获霍桑登文学奖，而且入选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

尽管《权力与荣耀》受到了评论界的认可，也引发了许多争议。一方面，文学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旨在宣扬现代人心中缺失的“宗教感”；另一方面，部分宗教人士却认为此书是对传统天主教教义和体制的抵制。以往的学者倾向于从小说文本本身出发对此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但是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来，《权力与荣耀》中主题自我解构表层正是小说文本与社会非文本语境互动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格林对传统天主教主题的社会化继承与批判。

一、《权力与荣耀》对传统天主教主题的继承

新历史主义学者认为继承是文本产生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其著作《莎士比亚式的协商》中指出，没有任何表述是原创或是自发的产物。［1］（P12）即使是天才作家，他/她也不可能创作出完全“个人”的作品，所有的文本形式都存在于所谓的“前文本”中。［2］（P602）即便是文本“个体性”塑造者的作者主体性也是作家自然本性与社会属性的共同产物。新历史主义者用自我塑形（self－fashioning），即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的能量不间断的交流与协商（exchangeand negotiation）来描述其所主张的“动态的”主体性。同时，艺术作品本身则是作家作为某种不稳定的主体与社会能量之间多向度交换的结果。在交换中，作者需要“将自己的创作活动同当时社会的政治权力和文化规约的总体状况调和起来；将自己的作品同读者或观众的审美趣味或爱好调和起来。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协调活动，最终将各种材料组合成一个艺术作品。”［3］（P118）因此，任何文本的建构都代表或继承了特定“前文本”或社会文本。

若将《权力与荣耀》的文本形式视为作者主体与社会权力关系之间的协商产物，其创作必然为特定社会意识形态所塑造。事实上，小说通过讲述传教士堕落与救赎的虚构情节，将传统天主教哲学以审美形式表达，其实质在于展现特定历史时空下宏大的社会非文本语境。

具体而言，《权力与荣耀》的创作包含了二十世纪初中期英国天主教复兴的社会背景。英国天主教在经历了十六至十八世纪新教意识形态的体制压制与妖魔化后，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重获合法地位，1829年开始的牛津运动成为天主教复兴的标志。著名神学家、圣公会主教纽曼等一批宗教权威脱离新教成为天主教徒。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化”进程使英国社会迅速“世俗化”，同时战争带来的幻灭感和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也弱化了新教思想在英国的影响力，为天主教哲学重拾影响创造了前提。同时，部分知识分子对当时政治思想领域的“左”“右”之争感到怀疑和厌倦，主张回归传统宗教哲学。逐渐复兴的天主教意识形态对追求内心“宗教感”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包括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在内的大批作家开始极力推崇十九世纪天主教神学家亨利·纽曼的宗教哲学。

《权力与荣耀》文本中对传统天主教主题的继承恰恰体现了复兴的天主教哲学的影响。小说文本所隐含的思想主题之一——教徒的承受痛苦与救赎，与纽曼所致力探讨的问题不谋而合。纽曼在其代表作，著名布道辞《教区平易布道》（Parochialand Plain Sermon）［4］（P1200）中提出，上帝的子民应该相信，如果上帝爱你，如果上帝在你的灵魂中发现了任何可取之处，他就会让你痛苦，接受考验。如果你没有自我考验，上帝也不会用他的仁慈来宽恕。纽曼还用辩证的方式解释了这种观点，“如果没有困难，何谈信仰；没有考验，何谈爱；没有害怕，何谈希望。”［4］（P1140）

《权力与荣耀》小说文本清晰地体现了格林对苦难与救赎辩证关系的探讨。其一，小说环境背景设置明显隐喻了天主教独有的“炼狱”概念。作者有意将小说的故事发生地置于远离欧洲文明的美洲，那里气候炎热潮湿、城市脏乱破败，遍布野兽出没的雨林和荒凉阴森的墓地。香蕉庄园主夫人费娄斯太太形容此地为“奇怪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死亡一年一年地向她走近了…但她却仍然必须留在这个无人来访的墓地里，留在地面上的一个巨大的坟墓里。”［5］（P42）牙医坦奇先生看见这座城市，“兀鹫用鄙视的眼睛从屋顶上看他…鲨鱼也在那一区域也在寻找腐烂的尸体。”［5］（P3）小说的主人公，“堕落的圣徒”神父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挣扎求生、考验信仰，恰恰符合天主教对“可能获得永远救赎，但尚未完全净化”的信徒需要经历“炼狱之火”的认定。

其二，小说主人公的约伯式困境复制了传统天主教“义人受难”的模式与观念。《圣经·旧约》中记载信徒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真神”，“远离恶事”，上帝考验他，让其失子、散财、患病。格林在《权力与荣耀》为其主人公构筑了相似的困境—从高贵体面到流浪、贫病、饥饿、屈辱。小说主人公在革命前是一名年轻而“职位颇高”的神父，他的宗教在突如其来的革命中被当局取缔。作为神职人员的主人公在新政府成立后陷入绝境，被迫逃亡。在十年中，“神父”为了避开当局的视线，躲进毒蛇、烈日、暴雨肆虐的山区，几乎重病丧命。为了果腹，他在废弃的厨房里与狗争食；在阴森的墓地里偷盗死者祭品。在监狱中，他遭到往日信徒的羞辱虐待。困境与磨难对“神父”的影响通过外貌的改变体现出来，追捕他的中尉甚至没有认出那个“憔悴潦倒，样子像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受尽各种疾病或者焦虑折磨”［5］（P14）的老农正是他要追捕的对象，正是十年前那个“胖乎乎”的年轻教士，“轻松愉快地地说着一个又一个给妇女们听的无伤大雅的笑话”。［5］（P26）小说中“神父”经历的困境和最终成为“殉道徒”的故事无疑寓言了《圣经旧约·约伯记》中的“义人受难”，体现了小说对传统神学中义人受难的文本化阐释。

第三，小说中主人公历经灵魂堕落与信仰动摇的痛苦，最终在内心深处达到“永恒的平静和虔诚”的情节，也体现了纽曼所持的“没有困难，何谈信仰”的观点。小说中的“神父”在宗教被视为非法活动的国家里躲藏了十年，遭受种种磨难，他觉得上帝已离开这片土地，自己无能力阻止内心深处的“堕落”和“绝望”。他放弃祈祷，终日酗酒，与农妇私通。事实上，“神父”在绝境中的信仰动摇只是主人公通往“绝对信仰”之路的前奏。困境里的煎熬让“神父”开始同情和他境遇相似的大众—贫苦愚昧的村民、无知狂妄的囚犯，甚至是自私贪婪的混血儿，而对同胞的爱与怜悯最终帮助其脱离了信仰动摇的深渊，“如果仔细地揣摩一下一个人的脸相，不管是男是女，你都会可怜起他来，因为每个人的面目都带着基督的形象。眼角上的皱纹，嘴形，头发的长法……只要留神一看，你就不会恨他了”［5］（P185），“一切都已到尽头…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当个圣人。”［5］（P294）小说主人公从一位游荡于堕落边缘的“罪人”成长为为信仰殉道的教徒，这样的情节设置表明小说对于纽曼所宣称的，经受过考验与怀疑的信仰，是绝对的信仰这一观点的赞同和推崇。

综上所述，《权力与荣耀》所铺展的“神父”经受的磨难苦楚和心路历程，正隐喻了传统天主教受难与救赎之间辩证共存的神学观点。小说所传达的这种宗教倾向，即文本主题对传统天主教主题的继承，正是当时天主教复兴社会背景下天主教哲学，尤以纽曼天主教神学观为代表的意识形态与作者主体所进行的宗教思考相“协合”的产物。

二、《权力与荣耀》中对传统天主教主题的批判

尽管《权力与荣耀》的文本主题在许多方面包含了传统天主教神学观，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样，《权力与荣耀》并非传统的“传教小说”，书中许多“诉求”甚至可视为对文本母题的分裂与自我解构。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看来，《权力与荣耀》文本主题的种种变化与不稳定，归根结底是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种社会权力互相角力的结果。各不相同的政治、思想权力构成了特定社体系下的非文本“语境”，权力的相互斗争与此消彼长使其在与作者主体的“交流”、“协合”过程中塑造了动态平衡的文本与文本主题。

《权力与荣耀》创作于20世纪中期，这个时期的小说创作必定包括对特定时空下非文学话语的阐释，因此小说文本表述不可避免地将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至少是宗教意识形态斗争带入文本主题之中。

尽管20世纪初天主教所倡导的“宗教意识”开始重拾影响力，但是整个英国社会仍然受到新教传统的巨大影响。英国国教历史悠久，其组织和制度十分成熟，大部分英国人都已习惯国教体系下潜移默化的“宗教生活”。小说作者格林的外祖父是英国贝德福郡的牧师，家庭环境让格林对圣公会的教义和礼制非常熟悉。他在游记《不法之路》（the Lawless Road）中描述了幼年时对圣公会教堂的印象：“教堂里有大铜鹰，管风琴自动弹奏着，‘礼拜完毕’，闲散的槌球草坪，小兔子和远远的音乐。”［6］（P5）

在文学领域，影响20世纪现代主义作家最深的维多利亚文学也充斥着反天主教话语，E·S·理查德（ElizaSmith Richard）在《揭开的面纱》（The Veil Lifted）中抨击修道院制度为“反自然与反人性的，一但她们投身修道院，她们一生都要与上帝赐予的天性战斗。”［7］（P15）在伊丽莎白·林·林顿（Elizabeth Lynn Linton）的一系列小说中，天主教神父被塑造成邪恶的家庭入侵者，从敏感的妻子口中套取丈夫的秘密，鼓动她们将女儿送入修道院，劝说她们将财产转入教皇的保险箱。［7］（P14）.

不同宗教意识形态的博弈使得作为社会权力“协合”产物的文艺作品隐现“非主题”或“反主题”痕迹，《权力与荣耀》中最重要的“非天主教”因素就是小说对传统天主教神学所倡导的神职人员禁欲思想所持的明显否定态度。

小说将其主人公塑造成一名犯“守独身”戒律的神父。天主教教会规定凡愿意担任圣职者，同时也必须接受独身的条件。发过“贞洁圣愿”的神父若是犯戒不贞，便会失去“独身”的荣光，无法维持对天主忠贞不二的爱。但是，格林通过“神父”的例子为传统天主教教义所反对的人性欲望做了辩护。对于《权力与荣耀》中的主人公“神父”而言，他的“犯戒”不仅没有成为他远离宗教的源头，反而加深了他的信仰，帮助他真正认识了上帝的悲悯和爱。

在作者笔下，“神父”同与其有过一夜关系的农妇之间并不是教会所理解的不洁的、仅是欲望造就的关系，在“神父”患难时，他们之间诚挚信任深刻地体现出来。当“神父”在山区的行踪被警察发现，四处流亡无处落脚时，他十分清楚，在某个村子“肯定…至少有一个人不会把他出卖给警察”［5］（P85）。结果证明，农妇不顾被抓为人质的危险勇敢地收留了他，帮助他成功逃离了当局的追捕。对于他们二人“罪恶”的结晶—他们的私生女，“神父”因为她的出现而领悟到了爱的真谛。在这之前，他尽管十分擅长布道，却很少同情教众的痛苦。女儿出现后，他的心开始“因为一种秘密的爱恋而跳动着”［5］（P87）。他为村民做弥撒时不再充满罪恶感和绝望，而是，在“心中奇怪地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好像他已经得到允许从外边观望到天国的居民。”他渐渐认识到了自己之前的无知和愚昧，内心深处充满了真正的悲悯，“天国里的人一定也有不少是他现在见到的这些满面饥容、奉公守法的小老百姓…他感到非常得意，能够真心实意地同这些人谈论他忍受的苦难，因为他跟那些吃得肚皮鼓鼓的油光水滑的传教士赞美贫穷是截然不同的。他开始为活在世上的人祈祷，念出一长串信徒和殉教者的名字…”［5］（P99）

小说中对于人性欲望的辩护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作家与其所处时代——“现代化”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20世纪初中期——以及其所受新教传统教育，与作家成年后的天主教信仰之间的相峙。格林在采访中坦承，禁欲主义是最难以让他从理智上信服的教条，“至于不可饶恕的大罪，它从定义上说必须是违抗上帝。我很怀疑男女亲热是否怀着违抗上帝的目的。”［8］（P158）《权力与荣耀》中的非天主教因素的出现，从新历史主义批评视域而言，并非文本母题的分裂，而是权力与作品“协合”过程中文本母题在意识形态操纵下达到的某种动态平衡。

三、结 语

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强调研究文本与其社会背景的互动的方式，同时认为基于作家的主体性与社会环境存在联系，文本与非文本语境的联系是通过权力与文本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协合交换实现的，而文本实质上是各种权力关系的角力场，其意识形态体现了社会网络中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

《权力与荣耀》创作的时代既经历了天主教的复兴，又还未完全摆脱英国国教传统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影响，因此小说文本主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传统天主教因素与反传统天主教理念矛盾并存的特点。通过对这一特点的挖掘分析，所谓小说文本母题的“分裂”事实上体现了新历史主义视域下英国社会在20世纪中早期不同宗教意识形态的斗争角力。《权力与荣耀》中展示的特殊宗教思想，是作者主体与社会权力关系之间能量交换、协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立在对传统天主教思想继承和批判基础上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产物。

［1］Greenblatt，Stephen.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M］.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1988.

［2］Wilson，Rechard.Introduction：Historicizing New Historicism.In Zhang Zhongzai，Wang Fengzhen＆ ZhaoGuoxin，eds.Selective Readings in 20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2.

［3］杨正润.主体的定位与协合功能—评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J］.文学理论与批评，1994，（1）.

［4］Newman，J.H.Parochial and Plain Sermon［M］.San Francisco：Ignatius Press，1997.

［5］［英］格雷厄姆·格林.权力与荣耀［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Greene，Graham.The Lawless Road［M］.London：William Heinamann，1955.

［7］Lamonaca，Maria.Masked Atheism：Catholicism and the Secular Victorian Home［M］.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8.

［8］Allain，Marie－Francoise.The Other Man：Conversation with Graham Greene［M］.Guido Waldman Trans.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