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下的外事翻译文化本位意识刍议

涂 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从字、词、句为单位过渡到以语篇为单位，从翻译的功能学派大行其道，到目的论派的崛起，一直到70年代至80年代多元系统与规范理论的登场，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真正从文本转移到文本以外的文化、社会、历史及政治因素的相关研究。（刘军平，2009）20世纪90年代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推动着翻译研究朝着新的潮流发展，将翻译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及由此造成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文化视角引入翻译研究为译者从文化的视野分析文本并形成以文化为起点的文化本位意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跨文化研究具有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实例分析，试图说明在跨文化的视角下，外事译员应在翻译过程中，具备文化本位意识，采用灵活的翻译技巧，进而才能够准确全面的传达外事文本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一、跨文化交际与外事翻译

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也称“文化间交际”或“多文化交际”。它指的是源语使用者与非源语使用者之间的交流，也泛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人类科学技术跨越式的发展，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方式。整个地球好比一个小小的村落，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空前的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各个国家之间在政治、文化、科技、贸易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当今的世界已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格局。尽管现代社会的发展拉近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距离，迫于各个民族之间不同文化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异同价值取向，使得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了文化的冲突。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跨文化交际研究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差异，研究不同民族习俗所积淀的文化差异并且还注重实际的应用研究。

外事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外事翻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类型，与翻译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外事翻译的历史十分久远，无论在中西方，外事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的古老。（姜秋霞，2009）早期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的关系，从格格不入到亲善理解，无不依靠语言与思想的交流，而这一切正依赖于外事的翻译。所谓外事翻译就是外事话语（discourseof foreign affairs）的翻译，指的就是在外事活动中，将一种外事话语中的含义用另一种符合外事语言规范的语言表达出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外事交流的活动日趋频繁，为了促进国家间的经贸合作，同时学习借鉴他国家的先进管理经验进而推动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开展方方面面的交流合作。外事翻译是外交活动中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交流手段，甚至可以说外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由于各国间的文化、政治等方面存在差异，外事翻译的工作人员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面对两种或多种以上的不同文化，须经过一系列的跨文化认知活动，才能构建出适合目的语听众或读者文化认识环境中的译文或文本。再者，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交流与对话，外事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种类自然具有这种属性。外事翻译的译员需要在源语、原作者和目的语读者进行交流对话并且不间断的进行自我的认知活动。在这样的交流模式下，外事翻译人员需要不停的跨越不同文化间的障碍，克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找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切合点，以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二、外事翻译与文化本位意识

作为一门兼具交叉性与开放性的学科，翻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更多的还受到了文化的约束与影响。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就提出要把翻译与文化比较结合起来研究，并主张把文化比较看作是翻译研究中的决定因素。他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王佐良，1989）通过社会文化对比来解决翻译中语言之外的各种问题，这已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连淑能，2010）外交翻译与其他翻译的最大区别，是翻译内容的政治性强、政策敏感度高。（徐亚男，2000）外事话语也往往涉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并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外事翻译中，切实的理解源语的含义，必须站在文化的高度上通过文化对应进行双语间的转换，以达到语义的真实传递。

（一）文化对应下的外事翻译

外事文书中的外交公报、外交声明、外交宣言、白皮书、涉外祝贺文函、涉外感谢文函、涉外慰问文函、涉外吊唁文函以及领导人的发言稿中都会出现大量汉语文化特色的负载词汇。此类文本中常常运用“囊括”、“统筹”等辞格将国家的施政纲领、方针政策等进行了高度的浓缩概括，形成了中国特色文化的词汇。所谓的中国特色词汇指的就是那些体现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传统、习俗等的特色词语。（何群、李春怡，2011）这样的词语不断出现在我国领导人对外宣传的发言与相关外事文本当中。这一类词汇由于其中国的特色，所以很难在英文中找到对等的概念，也就很难找到对应的表达方式。若只是按照字面理解进行翻译，往往会难达其意，甚至误译。（ibid）针对这样的一类外事词汇的翻译，不管是在口译还是在笔译过程中，都需要译者从源语与目的语的角度明确词汇的含义，从文化传递的层面上，揭示其真实含义。如：

例一：

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

译文一：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long－term coexistence，mutual supervision，treating each other with sincerity and sharing each other’sweal and woe，”the CPC and the eight democratic parties work hand in hand in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usgiving rise to the basic feature of“multi party cooperation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with the CPC holding power and the other eight parties participating fully in state affairs.”（姜秋霞，2009）

中文的词句少用形式连接手段，注重隐形连贯（implicit coherence），注重时间和事件顺序，注重功能、意义，注重以意役形。汉语是重意会的语义型语言。（连淑能，2010）同时，汉语结构简洁，词汇意义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林语堂（1994：91）曾指出，“中国话，中国语法，显示出明确的女性特征。它的形式、句法和词汇，都揭示出中国人思维的质朴、想象的极端具体、句法关系的极端简洁”。例句一中，“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个句子几乎很难判断出语句的重心。该句子结构简单，字句工整对应。翻译该句需要对源语的语义与逻辑关系进行重新的梳理，确定译入语的语义重心。同时，从文化层面上分析，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知识的获得，因而强调直觉思维。而西方则注重分析、实证，注重逻辑推理，英文的表达要体现出思维的层次性，才能使读者顺畅的理解语义。在比较中西思维方式时，林语堂（1988）也曾指出，“中西思想法之不同，简单地讲，可以说是直觉与逻辑，体悟与推理之不同。逻辑是分析的，割裂的，抽象的；直觉是综合的，统观的，象征的，具体的。逻辑是推理的，直觉是妙悟的，体会出来的。”因此，译文中将“多党派合作”重新确定为译文中的语义重心，准确再现了源语的含义，同时也符合英文表达的习惯及逻辑层次。

例二：

中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框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译文二：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es，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regional ethnic autonomy，and self－governance at the primary level of society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kernel and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and are the embodiment of socialist democracy.（姜秋霞，2009）

中文倾向于通过具体的形式表达虚无的概念，用生动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内容。王力（1984）先生曾指出，“我们所谓的名词，和英语所谓的noun，范围广狭稍有不同。我们的名词，就普通说，除了哲学上的名词之外，只能指具体的东西，而且可以说是五官所能感触到的。”例二中所涉及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es）、“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political consult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民族区域自治制度”（regional ethnic autonomy）、“基层群众自治制度”（self－governance at the primary level of society）等都属于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此类名词内涵丰富，在英语中也无法找到对应的词汇表达。这类名词虽不是能具体感知的事物，然而正如王力（1984）先生曾谈到的，“‘政府’，‘议会’，‘团体’，‘政治’，‘ 经济’一类的名词，它们所指称的东西是五官所不能感触的，然而大家都该承认，它们所指称的东西并不因此减少其具体性。它们实际上包含着许多极端具体的东西，咱们不能否认它们也是名词”，这类的外事词汇的翻译需要运用各种变通的手段，来弥补其表达功能，从而使译文的读者能理解源语中的特定文化内涵。

（二）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

跨文化下的翻译，译者必须同时对源语与目的语中的文化因素有清晰的认识。无论采用哪一种翻译的理论或翻译方法，译者都必须牢牢谨记文化因素。然而，无论是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亦或是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都无法应用于所有类型的文本翻译。在翻译实践中，能通晓不同文化的人又少之又少，尽管如此，笔者依旧认为在外事翻译中应尽可能的考虑到文化因素，从文化的本位出发，来解决翻译中遇到的问题。诚然，跨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的目的和特点，就是传递一种思想和文化，翻译需要将相对于目的语而言的“外来”文化，以及这种不同文化下的思想和习俗传递于目的语之中。因此，只有保存“外来语”的特点才能促进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理解与交流。以汉译英为例，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个体之间是迥然不同的。有些人可谓是“中国通”，而有些人却知之甚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同时，谈及文化对应就不能回避是以源语文化为中心还是目的语文化为中心。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在传统翻译理论中所反映就是“归化”、“异化”的翻译方法问题。只要译者头脑中有文化对应的意识就不可避免的在翻译中会遇到是介绍外来文化又或是保存本土文化的选择。再以汉译英为例，如今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人们也许经常会问，为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许多佳作，而今世人却知之甚少?我想翻译的缺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是文化的翻译”（王宁，2005）。外事翻译中，从文化的本位出发，尤其是源语文化的本位作为翻译的起点，在实践中既能起到传播本土文化的作用也能从语言的角度进一步巩固本土文化对目的语文化的影响。以如下的三个例子说明中文对英语的影响。

例三：But fornow，most Chinese see the deal a sashuangying，orwin－win for both Beijing and Washington.（Newsweek，Nov.29，1999）

例四：That bus in esswas a ided immensely by Tose and Leung’s guanxi，orconnections.（Time，Jan.26，1998）

例五：Cross the rive rby feeling the stones.（Newsweek，Mar.3，1997）（顾静，2005）

可以发现外国主流媒体翻译我国特色词汇的时，如“双赢”、“关系”会采用音译加注释的方法（例三、例四），而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Cross the riverby feeling the stones）也是中文直译为英文，虽说邓小平的这句名言本意是指中国在摸索中前行的含义，但能在国外主流的报刊媒体里出现中国式的英语表达，这也是说明了中文对英文的一种影响。这也会使得更多的外国人来了解这类英语表达的真实含义。如今像“‘wushu’，‘dazibao’，‘Yang’，‘Yin’，‘feng shui’等词都能在199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中查到”（王祥兵，2002）。外事翻译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中文特色的词汇，更多的中国文化的词汇被国外的字典收录，无形中就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对外宣传，扩大我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力。

三、结 论

没有具体的语境，我们不能很好的理解一个单词或是一个句子，没有文化背景知识我们亦不能理解一门语言。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翻译被赋予了一种文化交流的责任。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毫无疑问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自此之后，许多的学者与译员也都在理论与实践中重新探讨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在跨文化交际视角下，外事翻译中遵循文化对应，在我国对外进行外事翻译的过程中，应采取源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策略，这不仅能将不同文化之间晦涩难懂的文化词汇表达出来，而且亦能扩大源语语言（中文）的影响力。

文化本位意识不仅仅应存在于翻译的过程中，更应作用于整个跨文化交际中，文化本位意识下的外事翻译能构建一个顺畅交际的文化框架，而一个优秀的外事译员需要意识到自身身份的转变，从一个不同语言间交流的译员，到文化框架下的文化协调者，进而为特定的读者传递出真实的语义内容。外事译员的任务不单是翻译文本的含义而是传递新的文化信息，帮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或听者能更接近源语中的文化。唯有在翻译中牢牢的树立源语文化的本位意识，才能在翻译中毫无障碍的实现跨文化的交际。

［1］顾静.透视美国新闻期刊对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J］.上海翻译，2005，（1）.

［2］何群，李春怡.外交口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

［3］姜秋霞.外事笔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4］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林语堂.林语堂选集（上下册）［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

［6］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7］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8］王力.中国语法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9］王宁.翻译的文化构建与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J］.中国翻译，2005（6）

［10］王祥兵.论《时代》周刊中国报道文章对汉语文化词语的翻译［J］.上海科技翻译，2002（2）

［11］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12］徐亚男.外交翻译的特点以及对外交翻译的要求［J］.中国翻译，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