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评改写理论的误读

李 颖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近年来，国内译介出现了一些对翻译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Andre Lefevere提出的改写理论批判的声音，经过认真研读和分析，笔者认为其中不乏有误读现象。如部分作者对该学派的研究性质存在误解，只是望文生义地认为所谓的“改写理论”就是一味地推崇文本“改写”策略，而将原文摒弃。另外，亦有文章认为改写理论过分夸大翻译的文化层面，仅仅着力关注翻译外围现象，导致“翻译”偏离本体。［1］此外，笔者发现学界亦有将“改写”与“归化”理论混同现象的存在，所述种种，不无遗憾。因此，笔者拟通过对Lefevere改写理论内涵本质等进行简要分析，力图澄清部分不实批评，还其一个较为清晰的原貌。

一、关于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是翻译研究学派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与传统的语言学派把翻译仅局限于有原文对应的单纯的语码转换观念不同，改写理论以描述的角度重新界定翻译的概念，认为翻译是对原文不同程度的改写。它将以往被传统译界更偏好视为创作的文学形式（如外国文学史，文学批评，传记，仿作等无标示或标示含糊的翻译）皆纳入翻译领域，给予那些“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2］以合法身份，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畴。此外，改写理论认为翻译研究焦点亦应从单纯的文本转向复杂的语境，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进而探究社会诸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毕竟，翻译实非在真空的状态下进行，从译作选材到被译入语社会接受、产生影响，翻译过程受到诸多文化因素影响，绝非如语码转换这样简单。［2］（P14）改写理论正是以社会文化为背景，关注翻译过程中的“赞助人，诗学观，意识形态”等诸多社会因素，以一种新的文化视角开辟了翻译史的研究视野，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二、对改写理论误读的批判

（一）用规定性理论要求描述性理论

有作者望文生义地错认为“改写理论”是一种翻译过程中推崇“改写”策略的理论，甚至认为“通过对文本的改写而达到操控”。［1］Lefevere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中写道：“改写研究不会告诉学生们‘应该做什么’，他也许是为学生们展示‘不许他人告诉你该怎么做’的方式”［2］（P9），这已明确指出改写理论非规定性的研究性质。另外，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之作，即美籍荷兰学者James S.Holmes所著《翻译学的名与实》，已然对未来翻译学科勾勒出框架并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展望。［3］（P3）在Holmes所列学科框架中，改写理论显然属于纯翻译研究分支下的面向产品及功能研究的描述性翻译研究。换言之，改写理论本身是用于既成产品的基础上，分析已经发生的翻译活动，解释这些活动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关系，并非为具体翻译实践定标准。［4］显然，改写理论探讨的侧重点，也不再是“能不能怎样译”，“应该怎样译”而转向“翻译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为什么这样译而不那样”。因此，部分批判改写理论是鼓动“对原作内容等进行增加、删减、篡改”译文策略、“改写是翻译的歧途”等误读行为，［1］显然是失于厘清改写理论的研究性质所致。试问：一种基于既成译本的翻译理论怎么能和一种话语选择策略混为一谈?一种描述性的理论又怎能指导翻译实践?这种以混淆了理论性质为前提的翻译批评，令人遗憾。

（二）将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混为一谈

有文章认为改写“最终导致否定翻译本身”，呼吁翻译应“回归本体”。［1］笔者认为，我们在探讨“回归本体”之前，有必要先思考不同研究学派视域下的“翻译”范畴界定，“翻译”与“翻译研究”之间关系，继而再论何为“本体”，并应归向何方。翻译研究学派对“翻译”的定义是“在译语文化中表现为翻译或者被认为是翻译的任何一段译语文本，无论其根据是什么”［5］（P20）。Lefevere亦正式将“不明显的翻译”纳入翻译研究领域。显然，改写理论的研究对象涵纳多种翻译形式，属于广义翻译。同时，该学派的“翻译研究”也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渗透至政治，社会及文化等维度，探讨翻译现象和受制因素联系。然而，传统译学观视域下的“翻译”则是“用一种语言的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文本的过程”［6］（P1），注重于文本语言层面的“对等”，即属于狭义翻译。同时“翻译研究”亦以忠实原文为基准，探究语言转换过程中两种文本在语言层面的对等的翻译技巧和策略。由此可见，传统译论和翻译研究学派对“翻译”和“翻译研究”范畴二者的界定均大有迳庭。那些指责后者译论“偏离”翻译本体的学者们，他们的翻译观无疑只承认了应用性和规范性的翻译理论（即语言）才是翻译理论的本体论，而忽略或不愿承认翻译更是一种跨域语言、文化和民族的交际行为。难道仅关注所谓的翻译本体（即语言）就能够全面揭示语言转换的规律吗?单纯研究翻译本体足够构建一门学科理论吗?不难发现，翻译研究只有将“译者、接受者等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以及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以外的因素”［7］（P300）都纳入研究范畴内，才可能成为完整的翻译研究本体，成为真正的翻译“学”。学者们以翻译本体（即语言）为参照，批判“翻译研究”否定了“翻译”的本身，还呼吁其“回归”，此种偷换概念的论证，是否具有说服力?另外，以一种译论视域下的翻译本体研究，否定另一种译学观中的翻译研究本体，又是否适当呢?显然，文章混淆了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之间的关系，继而导致了翻译本体取代翻译研究的本体的误读。

（三）将“改写”混同于“归化”

有文章将“改写”类同于“归化”，并呼吁翻译应该回到原文，推崇能够“忠实对等”原文本的“异化”翻译方法。［1］笔者认为，若要理清改写和归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应先明晰后者的内涵本质。首先，归化和异化本质上是一种“对外语文本和外国文化的道德态度”［8］。它关注的是翻译文本和策略的选择，是否质疑或颠覆译入语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信仰和语言规范等，最终对译入语社会产生异化效果。（ibid）另外，就理论研究性质而言，Lawrence Venuti提出的异化和归化翻译是从地域政治、文化等视角研究翻译，与改写理论一样“实质上都是在描述源信息在新的文化语境控制下被重新部署的过程以及所产生的效果”［9］（P6），即属于描述性翻译理论。因此，异化和归化决不能被视为一种指导性的翻译策略，应作为一种“道德态度”，关注翻译如何影响译入文化社会；而改写理论则主要是将译本置于译入语文化体系下，探析译本是如何受到接受环境的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势力等因素的操控。显然，两者的研究角度不同。那些将“改写”和“归化”相提并论的学者们，无疑是双重误读了翻译理论。他们将“改写”和“归化”理论，同时误读为满足译入语社会文化习惯和规范所做出的话语选择策略，即认为改写理论就是推崇译文“归化”，归化翻译亦是倡导“改写”。这种以误读翻译理论本质和内涵为前提的翻译批评，应该值得译界反思。

三、结 语

通过对翻译研究学派研究范式和改写理论的分析，不难看出，翻译研究学派提出的文化取向给当代译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与语言学派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共同构建了当代译学理论大厦。因此，译界有必要更好地审视Lefevere提出的译学理论，深化对翻译的认识。需要承认的是，改写理论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任何批评分析应以正确理解该理论的内涵和本质为前提。在翻译学科建构日益成熟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呼吁译界学者认真深入研读翻译理论，客观地进行翻译批评，从而促进国内翻译研究不断发展。

［1］李志萍.回归翻译——兼评文化学派的改写理论［J］.上海翻译，2009，（4）.

［2］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9－14.

［3］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3.

［4］赵文静.翻译学科建设——兼谈语际改写与翻译的外部研究［J］.上海翻译，2008，（4）.

［5］Toury，Gideon.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and beyond［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0.

［6］Catford，John.A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M］.London：Ox 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1.

［7］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00.

［8］郭建中.异化与归化：道德策略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J］.中国翻译，2009，（2）.

［9］赵文静.翻译的文化操控［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