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国到郡县：卢氏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发展历程

马媛媛

（商丘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卢氏县位于河南省西部，横跨崤山、熊耳山、伏牛山三大山脉，为伊水发源之所，南为长江流域，北为黄河流域。卢氏县是伊洛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卢氏县之得名有多种说法，其中“汉因卢敖于此得仙，始置卢氏县”的说法因载于《卢氏县志》影响最大，清代《卢氏县志》（第2册）载：“卢氏古莘川地—汉因卢敖于此得仙，始置卢氏县。”《卢氏县志》（第7册）又载：“汉始以邑，为卢者昔，卢仙得道于此，标其姓以记之，地以人而著名也。仙名敖，秦博士，尝游北海蒙谷上，遇异人相问答，见于淮南子等书。后在城之东大街结茅修真，旋即化去……”卢敖此人在《三国志》、《论衡》等古籍中多有记载，其事迹详于 《淮南子》，是道家所推崇的神仙人物，“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於蒙谷之上”[1]。《卢氏县志》云卢敖得道于此，此地得名曰卢氏，此为因人得名。甚至《读史方舆纪要》也记载云:“汉因卢敖得仙，始置卢氏县。”[2]汉代重新设置卢氏县应为事实，但云卢氏之名得之于卢敖则未必。

这种观点从现有的几点证据来看，已经可以排除。比较确凿的证据有两点：《古本竹书纪年》云：“晋出公十九年，韩庞取卢氏城。”从这条史料来看，卢氏城早在公元前456年便已经存在，而不是到了秦代才得名于卢敖。在卢氏县境内曾经出土古钱币“卢氏涅金”,形状近似农具之铲状，此外出土的还有卢氏币、战国铜刀币等。这些文物中的钱币均属铲币和刀币，还有斜肩弧足空首布和中型肩足布，这些钱币的出土表明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如今的卢氏县便已经被称为“卢氏”。从这两点证据来看，“卢氏”之名早在先秦便已经存在，并非到了秦代之后才出现。

既然卢氏早在先秦时期便已经存在，那么它历史早期的发展历程究竟是怎样的呢？卢氏又是如何从方国一步步成为郡县的呢？将卢氏放在先秦秦汉整个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大背景中揭示其历史发展轨迹，从而理清卢氏在其早期阶段的脉络，则是十分必要的。文章利用古代典籍对于卢氏历史的记载，对卢氏的早期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其发展历程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相结合，从而对卢氏的每一发展阶段做一合理之解释。

一、远古时代——商

远古之初，卢氏县境内便已经有人类居住。考古工作人员曾经在卢氏县附近的卢氏山的洞穴中发现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留下的灰烬之中还存在有大量的狗、猪等动物的骨头，这些遗迹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早期卢氏县境内便已经在人类活动的范围之内，是华夏古国、古代部族的重要发祥地。对于上古华夏历史，由于史料阙如，我们能够获知的历史信息并不多，对于卢氏地名究竟来自于山名还是部族之名，需要根据现有资料做一细致分析。

（一）来自部族之名

文献中曾对“尊卢氏”有所记载，尊卢氏在三皇五帝时期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部族，与容成氏、祝融氏、神农氏等同时存在。如《风俗通义·佚文》中云：“尊卢氏，太昊之世侯者。 ”[3]又如“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4]。或为当时部落联盟时的帝王之一，陆德明释文引司马彪云：“此十二氏皆古帝王。”唐杨炯在《大唐益州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中的序云：“洎乎尊卢、赫胥之代，骊连、栗陆之君。”《云笈七签》卷二也云：“人皇之后，而有尊卢。”《汉书》中将尊卢氏与沌浑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一起被封为仁人，在古今人物表中归于上中之例。

尊卢氏的早期活动范围主要在潼关以东，黄河以南，伏牛山以北地区，卢氏县恰恰位于这个范围之内。由于当时的部族迁徙极为频繁，固定在一个地方不移动的氏族并不多，不停地“迁徙”是当时部族的常态，因此在这些部族的迁徙过程中，与此部族相关的地名便也流传下来。尊卢氏后来虽然向西迁徙，陕西《长安县志》云：“蓝田灞水谷西有尊卢氏冢。”这应该是尊卢氏向西迁移的遗迹。尊卢氏后来经秦岭迁移至甘肃、青海、四川等处，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这种情况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及夏商之际极为常见。以商族为例，无论是立国前还是立国后，都经历了多次迁徙，俗称“前八后五”，相关史籍对此有些记载，如《尚书·盘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张衡《西京赋》也云：“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史记·殷本纪》中云：“自契至汤八迁。”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对这些迁徙地进行了考证，考证出商、砥石、商邱和亳，王国维在《说自契至成汤八迁》中又考证出藩、“东都”和殷三处，可见商民族多次迁徙，且迁徙范围很大。

尊卢氏的迁徙也应该与商族的情况相同，在所迁徙的过程中遗留下来了很多与之相关的地名，“卢氏”应该是尊卢氏在豫西活动时所留之地名。“卢氏”之得名应与尊卢氏相关，应为因族得名。

（二）得于山名之考证

《元和郡县志》云：“卢氏县……地有卢氏山”[5]卢氏县之名似乎得之于卢氏山，但再仔细分析《水经注》对卢氏的记载，卢氏山之名则应该得之于卢氏县城，而非卢氏之地名得之于卢氏山。《水经注》卷十五注曰：“洛水又东迳卢氏县故城南。《竹书纪年》，晋出公十九年，晋韩庞取卢氏城。王莽之昌富也。有卢氏川水注之。水北出卢氏山，东南流迳卢氏城东，东南流注于洛……《开山图》曰，卢氏山宜五谷，可避水灾，亦通谓之石城山。山在宜阳山西南。”[6]对于这段话的理解应为：卢氏山所指应为卢氏县城郊之山脉，卢氏川也泛指卢氏县城郊之河川，这些山、川得名于卢氏县，《水经注》中卢氏山、川乃是沿用卢氏县故城之名而代称之山、川。之所以造成卢氏县得名于卢氏山的误解，应该是因不了解卢氏国早已存在的历史而造成的理解错误。

通过对卢氏早期历史的考察和辨析，卢氏地名得之于尊卢氏氏族之名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的，应为尊卢氏在迁徙过程中留下的相关信息。卢氏山之名得之于卢氏县之名，而非卢氏之地名得之于卢氏山。进入夏、商之后，随着原始氏族社会向早期国家形态的转化，部族虽然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但社会组织形式已经逐渐向方国转化。卢氏也在此时完成了由古氏族到古国的演变，这是根本性的质变：管辖范围以地域疆土划界取代了昔日的姓氏划分。这一转变与整个历史进程有关。尊卢氏虽早已西迁，但在卢氏地区又形成了卢氏方国。卢氏方国一直持续到商末，并协助武王参与到了伐商的战争中。不过此时由于卢氏地处山区，与华夏诸国的风俗礼仪有明显不同，被称为“卢戎”。

二、西周

《尚书·牧誓》中记载了周武王伐纣，“庸、蜀、徽、卢、彭、濮”八个方国随从作战。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对“卢”注疏曰：“卢，南蛮。”那么卢究竟在哪里呢？《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南漳县条记载：“在南漳县东北部五十里有中庐城，为春秋时卢戎国。”[2]（南漳在湖北省襄阳南部不远处）这里认为卢国在今湖北，而非豫西。那么这个湖北之卢与豫西之卢有什么关系呢？协从武王伐纣的卢国究竟是豫西之卢还是湖北之卢呢？

豫西之卢早在远古时期便已经是尊卢氏的活动范围之内，其得名较早。卢氏在夏商之际以方国的形式存在，并在武王伐纣时鼎力相助，是周王朝的有力支持者。武王伐纣之后，大力分封同姓贵族、有功之臣与同盟部族，武王便将支持自己的卢国进行了分封，将其分封到了今天的湖北襄阳。但豫西卢氏仍然存在，与湖北之卢并存于西周、东周之世。只是无论湖北之卢还是豫西之卢，不属于华夏文化圈内，均被称之为“戎”，是周王朝与华夏诸国所防范的对象。不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中，湖北之卢常常被称为“卢”、“卢戎”，而豫西卢氏则被称为“伊洛之戎”或“戎”，这是由于湖北之卢受到了周王朝的正式分封，豫西之卢到了春秋时代则与伊洛其他地区的戎狄相融合，被统称为“伊洛之戎”。

整个伊洛地区由于离西周国都宗周距离并不遥远，其政治地位与军事地位在武王伐纣之后急剧凸显，因此周王朝营建洛邑以巩固对新征服土地的控制，“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洛邑”①《史记·周本纪》。。卢氏处于伊、洛地区，是周王朝经营的重要区域。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竞争兼并浪潮中，卢氏之国在大国之间的夹缝中苦求生存，由于历史线索不多，我们只能从卢氏地区的政治力量消长中来窥测卢氏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发展历程。

三、春秋战国

在春秋时代，卢氏地区的卢戎建立的卢氏国一直是独立存在的，只是在史籍中将其称为“戎”，并不提卢氏之名。卢氏地区并非一直是卢戎，而是经历了与其他氏族交流融合的过程。如在春秋末年，秦晋将原本生活在瓜洲的陆浑之戎迁至伊川，其中一部分居住在伊洛河、伊河地区，与卢戎相融合，形成了新的戎族，在史籍中常将整个伊洛地区的非华夏部族统称为 “伊洛之戎”。根据史籍中的历史线索，我们对卢氏国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春秋时代是大国兼并小国，弱肉强食的时代，卢氏国为了求生存陆续从属于不同的国家，先从属于虢、后从属于晋，作为附庸国跟从主国进行征战。但最终没能逃脱彻底丧失独立性，被大国兼并的命运。卢氏国是整个春秋时期小国的缩影，在它身上体现了古老的方国丧失独立性逐步沦为大国附庸、继而被大国兼并的整体命运。

被晋国彻底兼并的卢氏国，到了战国时代更是命运多舛。三家分晋之后，卢氏国应该得到过短暂的独立，直到公元前445年韩魏联兵将其消灭殆尽，再次被韩兼并。韩宣王因其境内有黄河、洛河、伊河三川而置三川郡，卢氏地区归入三川郡内。后来秦伐韩，最终吞并三川郡，于公元前249年重置三川郡，并设卢氏县。

春秋战国时代是卢氏地区由独立的卢氏国向郡县转变的历史阶段，经历了由独立国——附庸国——属地——郡县这一系列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行政区划的发展与变化，由国至县是继古氏族到古国转变之后又一根本性的质变：以原本独立性极强的古方国变为在统一帝国管辖下的基层行政组织郡县。这种转变是历史趋势使然，卢氏的一步步变化也与时代发展相一致。将卢氏的发展变化放到春秋战国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考察，才能对卢氏的每一步转变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四、秦汉

1994年12月，在卢氏县官道口乡山崖附近发现了大批的秦半两，从这些出土的秦半两可以看出：由于卢氏地处黄河、长江分水岭，地跨崤山、熊耳山和伏牛山，北邻灵宝、东连洛宁、南接西峡，西、西南与陕西省洛南、丹凤、商南三县接壤，优越的地理位置，险要的地势，使得卢氏到了战国晚期已经成为秦军东进的战略据点[7]。由于地处秦军东进的必经路线之上，因此秦国必然会对三川郡虎视眈眈。

秦国在打败韩国之后，便将三川郡划为己有，并在新征服的土地上继续实行郡县制，将卢氏设定为县，以便于管理。

汉因秦制，基本上在郡县的设置上沿袭旧有名称，《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由上可知，汉初对于秦代的制度改动不大，对就有地名基本上全盘接受，因此继续继承。而对于那些地名不太明确的地区，要么参考旧闻，要么参考《诗》、《书》中对这些地区的记载，或者根据山川与《禹贡》、《周官》、《春秋》中的地名，来对新的地区进行命名。卢氏县属于秦代便已经存在的县名，按照汉初的制度规则，自然是直接继承，而不会有太大改动。

处于封建社会阶段的卢氏县，基本上随着行政区划的改动而发生部分变化，与先秦时代相比，类似于由古氏族到古国，再由古国到郡县，这样的本质性改变不再出现。先秦时代的史料阙如，历史线索渺茫，通过对整体历史背景的把握来考察卢氏具体的历史进程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史料的考察与分析，将先秦秦汉时代卢氏地区的相关历史线索做一细致梳理，以望能够对卢氏早期历史做一补充，为整体把握卢氏发展轨迹提供帮助。

[1]刘康德.淮南子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635.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2267；3716.

[3]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511.

[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357.

[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162.

[6]陈桥驿.水经注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364.

[7]张玉芳.河南卢氏出土秦半两[J].中国钱币，199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