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价值与理论品质

赵金科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 东 泰 安 2 71018）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

近代中国一盘散沙、落后挨打，在民族精神、文化建设和价值观建构方面跌宕起伏。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方奇迹”，但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却不尽人意，道德失范、信仰失重、心理失衡、行为失规，价值追求扭曲，精神家园找不到归宿的现象层出不穷。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颇多，譬如西方文化中的物质主义、工具理性、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潮的消解作用，文革时代的反智主义、否定一切的极端思维等等。但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真正形成一种全民族普遍认可、秉承的核心价值观支撑和恒久稳定的精神家园追求。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注重文化价值和道德精神权威的民族，秦汉以来，中国前现代文化逐渐演变和建构起了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价值体系，那就是以“皇权”统摄为核心，以“三纲”等级秩序为主要特征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尽管这种价值观及其体系以现代眼光看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错位，但由于披上了忠孝仁爱、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等文化和道德方面的价值理念的外衣，基本上还是契合农业文明小农经济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是故起到了引领、规范中国社会长期、基本稳定的作用。

然则“伴随着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传统社会奉行的亲属之间、邻里之间、圈内之间的特殊主义价值观日益丧失其存在合理性的社会基础。”[1]加之“西学东渐”以来，这种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被一次次“打倒孔家店”式的文化和政治运动所解构、侵蚀、动摇而日渐式微，尤其是文革十年浩劫的严重冲击而逐渐瓦解。而当其崩塌之后，新的能够起到凝聚人心和民族文化认同作用的核心价值观及其体系却迟迟不能建构起来，这就必然会导致价值观缺失、道德沦丧、大众精神和灵魂缺少依归、社会秩序紊乱。

由此可见，必须尽快建构起一套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时代发展主题，具有广泛认同性和实践可操作性，依托文化积淀传承与借鉴现代文明成果等方面的基本、核心的价值观念、价值规范和价值体系，才能起到维系社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的作用。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任务：“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2007年十七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纳入到报告中。

如果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括和凝炼相对还是比较顺利的话，那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探索、研究和提炼却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姓资姓社”形式上对立思维所致。“今天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缺乏共识，问题不出在这一概括要不要表达当代人类的价值共识和对于优秀价值传统的继承上，而在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关节点上，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及如何通过其‘社会主义性’去整合人类性和民族性这一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2]

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内容系统、全面而又丰富，但对于广大普通民众来说仍显得过于抽象和理论化，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构、宣传和贯彻受到了严重桎梏和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虽有区别，但两者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中存在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价值观的总和，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条件、载体和逻辑展开，必须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和主导；而核心价值观则是一个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旗帜、核心原则与根本依据，是对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概括和抽象提炼。所以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和指导。总结提炼出科学准确、通俗简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可以克服核心价值体系的庞杂、分散，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宣传教育和实践践行，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好地走进群众、引领群众，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通俗化、大众化。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总结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以便与核心价值体系一道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理论阐述和实践推进，增强民族认同感与凝聚力，提高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十八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在充分借鉴、汲取、论证和总结了前期专家学者的诸多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实现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应当说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而产生，虽不能说恰逢其时，但亦不算太晚。它的诞生，无论是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引领、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应对西方价值观冲击和挑战，维护我国文化安全；还是对于推动形成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加快和谐文化和和谐社会建设，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际竞争力，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充分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于学习、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汲取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尤其是现代西方文化和价值理念，又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同时更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表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本质；必须要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时代要求相结合；必须要吸收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优秀价值”[3]。

首先，核心价值观突出和借鉴了富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公正等人类现代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曾几何时，许多论者把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民主等皆视为现代西方文化或者资产阶级的基本价值观念和思维向度。这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误读和现实的曲解。一方面，从历史变迁的视角而言，现代西方文化及其文明的滥觞与嬗变本身也是一种经过激烈碰撞、互动、冲突、反思、对话与交流而逐渐变异、融合、杂生的复合性文化与文明。作为现代性意义上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法治、民主等现代价值理念并非是西方文化的原生态，中世纪“黑暗时代”也不存在。其现代化历经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产业革命、社会变革、“全球化”等重大历史进程不断酝酿发酵而成，是一个马克思所谓的人类史变为“世界史”的过程，迄今为止跨度已经有500—600年左右的时间了。布罗代尔曾有针对性的指出：“在各种文明中，西方恰好利用了它汇集无数文化潮流的优越地位。千百年来，它从各个方向汲取营养，甚至向已死的文明借鉴，这才使它后来光芒普照，风行全球。”[4]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也是具备了“海纳百川，有容为大”的胸襟和气魄，不断汲取包括印度佛教在内的外族文化，以及华夏各民族在内的文化精髓血脉基础上发展而来。

另一方面，以现代西方文明理性为标志的现代性本质上是全人类的财富，是一种共享性的文明。“现代性源于西方，但不等同于西方性，它是现代西方文明中能够作为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延传下去的那一部分。”[5]任何文化都不能凭空杜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和价值理念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和我国的先秦时代就已经产生，如古希腊城邦雅典的民主制度，中国古代庄子道家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所体现出来的万物平等意识，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思想等等，只不过那时还未形成自觉、现代意义上占主流地位的理论形态而已。

到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如莫尔的《乌托邦》，摩莱里的《自然法典》里面也有所涉及，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伏尔泰等人则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些思想。近代已降，以格劳秀斯、洛克、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把象征着宇宙和谐秩序的人类理性、自由、平等、秩序等自然法、天赋自然权利作为法律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和标准。以一种绝对的理想主义情怀，在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论等人类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领域，以及如何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诉求的途径与制度设计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奉献[6]。

可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恰如有学者所言，是由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广大无产者所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属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共同的文明成果和理想价值追求。诚然，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价值理念，作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结构和制度基本范式，不管是从孕育、发轫、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看，还是从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框架主导来看，的确带有特殊主义历史性与阶级性的一般特质。但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和制度烙印的私有制本质，这些有别于农耕文明的、作为人类进步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享性，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结晶，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如自由思想其实也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而且是更高层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来展开的，并把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视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奋斗的价值理想和目标。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要达到的理想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即使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通过批判与扬弃，也可以化消极为积极，化腐朽为神奇。正如胡锦涛同志在《求是》杂志2012年第1期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所阐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同样，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也不例外。

毋庸置疑，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本质上也是马克思在通过借鉴与批判资本主义及其它一切积极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对马克思而言，完全有理由这么说，没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就没有共产主义。所以，文革期间“越穷越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现代反智主义，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者完全对立起来，既违反了文化发展的辩证思维，也不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基本规律。

历史证明，尽管不同文化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张和冲突，然而文化和文明的融合和共生才是主流和唯一出路，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交流和融通绝非是一场零和游戏。“应当认识到，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和发展，从根本说来无法脱离现代文明的大道去另辟蹊径……”[5]明清时期闭关锁国、文革拒斥现代理性，结果只能导致停滞、衰落、愚昧与边缘化。以“文化中心主义”拒斥“文化多元主义”固然徒劳，而以“文化多元主义”否定文化的普遍性和共享性也是枉然。“文化霸权主义”必须抵制，“文化虚无主义”和“我族中心主义”也应抛弃。邓小平所言极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不管是古今与中西，也不管是技术、制度、思想还是文化，只要是先进的，皆可以学习。

近现代以来，救亡压倒图存，现代理性启蒙仍然不足。试想一下，如果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制、人权、理性（科学）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还会出现文革时期的专制、暴力、践踏人权、现代迷信盛行吗？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点与缺陷，取长补短，去伪存真，遵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规律，通过扬弃与超越，建构、再造一种融合性、学习型的以“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和人类普遍认同和共同追求的价值理想，才是保持文化先进性的唯一出路。即使是现在已经是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也不例外，杜维明先生主张美国应当放弃教导型文明，转为学习型文明，道理亦然。

总之，文化发展永远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变化的双向交流过程，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交流和沟通。承认、包容乃至尊重差异,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才能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追求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7]

其次，核心价值观还传承了和谐、文明、爱国、诚信、友善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

对待现代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而言，我们既应看到其历史进步性一面，大胆借鉴，同时又要分析其“单向度”内在矛盾性悖论，要认清其虚伪性、两面性和话语上的霸权主义本质。无论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却总也遮蔽不住西方近现代以来对全世界的奴役，殖民、宰制、扩张、掠夺、盘剥和残酷杀戮的历史事实，非此不足于解释西方世界富强之主要缘由。“不是由于欧洲人更聪明或者更勇敢，或者比欧洲以外的人更优秀，或者更现代化、更先进、更富有进取心、有更多的理性。所有这些都是欧洲中心文化传播主义的神话，最好通通忘掉。”[8]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固然体现了西方文化现代性、进步性的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其有误导人类走向“通往奴役之路”的另一方面，正如后现代主义者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等书中所揭示的一个现实——现代性与走向人类毁灭的因果关系，西方现代理性正在把人类带进一个走火入魔的充满巨大风险和危机莫测的不归之渊。萦绕在西方文化中强烈的科学主义、工具主义、物质主义倾向，法治主义（去道德化）、民主主义（民主崇拜），个人主义（唯我主义），霸权主义（征服主义），以及心与物、识与德、灵与肉所导致的二元分离与异化危机，是造成当代世界生态破坏，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盛行，心灵危机的罪魁祸首。

同样，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在科学、民主、法治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专制盛行、等级制度森严、人权意识淡薄、理性（科学）精神不足等等。但中国传统文化也有自己的优势和精神资源，今天仍然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特别是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这是我们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传统精神资源，还是汤一介先生概括得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9]张立文先生创立了“和合学”，把“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作为化解西方现代性以及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冲突与危机的唯一途径和根本出路，其远见卓识令人钦佩。总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敬畏、顺应、保护自然；在人与人、民族与国家关系上：中国文化主张忠恕之道，以德服人，具有天下主义、淑世主义、和平主义等特质；在人与己的关系上：中国文化主张灵肉统一，心身合一，义利双行，以义制利、崇尚伦理道德、注重精神享受。所有这些，对于消解和克服西方文化的缺陷与弊端，确定民族精神之根世代承袭、枝繁叶茂，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另外，和谐、文明、爱国、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理念，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同时也具有当代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精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途中，和谐、文明、爱国、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也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应有之意和必然选择。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筹兼顾、层次分明，实现了公共价值、公民权利、传统道德价值以及国家、集体、个人在价值目标、价值愿望和追求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如前所述，在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过程中，有的学者干脆把一些具有人类文明成果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绝对对立起来；有的学者尽管没有这么做，但却以强调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性而非工具性为由，认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其价值观的实践展开才是“民主、法治、权利”，认为它们只是核心价值观的实践层面，是次生内容。也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根本原则是私有神圣、个人本位，而非“自由、平等、博爱”，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

相对于学者的纠缠不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可谓是融会贯通、统筹兼顾，并且通过三个层次分明的层面巧妙地弥补了诸多分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加以论述。从国家层面看，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发展目标上的规定，是立足国家层面提出的要求；从社会层面看，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导向上的规定，是立足社会层面提出的要求；从公民个人层面看，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准则上的规定，是立足公民个人层面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是对立统一关系，体现了公共价值、公民权利、传统道德价值，政治理想、社会导向、行为准则，国家、社会（集体）、个人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基本诉求。“三者之间呈现为一种环环相扣、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既相互适应、又有一定张力的动态调适关系。”[5]

然则从对比的层面分析，如果把这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博爱”（如果说这就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话）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显冗长和拖沓。三个层面的提出，尤其是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分歧，但又会产生一些其它遗憾，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是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制度层面的价值取向，而不应是针对公民个人的道德规范”[10]。

如果我们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与新加坡政府在1992年2月发表《共同价值白皮书》中所提出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共同价值观相比较，就会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现代人类文明和普遍主义价值的内容似乎多了一些，而在民族文化和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特色精神方面略显单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和消解核心价值观所应有的作用和功能。纵观新加坡的五大共同价值观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新加坡社会在经济社会尤其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某些纠偏功用和启示，反观西方文明对于解决当代人类危机越来越表现出来的无能与困惑，是否会得出如下结论：西方文化中个体本位主义、利己主义、霸权主义、消费主义等理念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文明矛盾冲突，生态危机、资源枯竭、道德精神沦丧的主要症结。东方文化中的温情伦理、群体主义、和谐主义可以对此起到某些纠偏作用。

当然，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现代西方文化毕竟还是强势文化，掌握着主导世界文化的话语权。当代中国对其现代性积极成果的汲取、吸收不仅不会终止，而且还应大力加强。但是，伴随着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对现代西方文化负面因素的不断质疑、解构和批判，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通过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危机和制度危机，“历史终结论”等缺乏历史辩证法的思维已被证明是杞人说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景这边独好”，说明尽管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强势和主导地位，但是对其不断祛魅、否定和超越的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规律无疑还在起着规定性的作用。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非一蹴而就，也非不可再塑。通过认真的领会学习，在借鉴现代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再造一种新的“中国梦”式的文明和全球伦理价值，不管是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或还是从华夏民族的“和合”精神而言，并非几无可能。“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火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人类的文明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11]

我们应当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繁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蕴涵的天人合一、包容和谐、仁爱忠恕、诚信友善、义利双行、文明礼仪、公道正义等东方生命智慧伦理思维、价值理念和文化基因，必将在未来和谐世界的构建，以及引领世界形成新的基于“地球村”意识和关乎人类共同体前途和命运的核心价值观及其价值体系当中得以传承，并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1］陈立旭.我们的价值观：从特殊到普遍［J］.浙江社会学刊2012（5）．

［2］侯惠勤.关于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问题［J］，新华月报，2012．

［3］陆卫明，曹芳.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J］.云南社会科学，2012（4）．

［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苏国勋，张旅平，夏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赵金科，林美卿.“王道”与“霸道”——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与现实考量［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7］费孝通.“美美与共”与人类文明［J］.学习与研究，2006（5）．

［8］［美］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9］汤一介.我的哲学之路［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10］苏缇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J］，红旗文稿，2012（2）．

［11］［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