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2013-08-15 03:50寇瑶王苏喜
学理论·中 2013年6期
关键词:市场经济现代化文化

寇瑶 王苏喜

摘 要: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以向西方学习为历史起点的,而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现代性,因此,现代性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是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精神,中国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首先要确立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精神,传统的自然经济是不可能促成理性精神的生成,只有市场经济的建立才能促成理性精神的确立,市场经济的确立对于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市场经济;文化;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092-02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是以向西方学习为历史起点的,虽然不能等同于西化,但中西文化客观上存在的势差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由于向西方学习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理路,而现代性则为西方现代文化的核心内容,故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就体现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何谓“现代性”的问题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但现代性最基本的内容应归结为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精神。中世纪,在神学统治的天下,人不仅自觉地变成了神的奴仆,而且在自然面前也是十分渺小。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发现,人并不是被动无能的,正是由于人作为万物之灵具有认识与改造世界的理性能力,人完全能够成为世界的主人。由此,人类开始了在理性的主导下认识进而征服世界的历程。正是理性精神使得人类在一定意义上堪称取代了万能之神的地位:“面对这种理性的统一性,神与人的区别就变成无关紧要的事情了……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1]。由此,理性精神的突显成为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基本标志。理性精神的确立意味着主体性精神的觉醒。同样,西方民主政治的兴起也是以公民具有对于自身作为独立政治主体的理性自觉为前提的。如果社会成员对自身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义务与自由没有清醒的认识,也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正是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精神的突显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因此,中国要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确立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精神。

当下,中国处于极为重要的文化历史变迁时期。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升级,它的影响早已不再囿于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人类的政治文化生活领域,形成了所谓的“政治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整体轮廓。从中国现实来看,我国正处于由农业文明的文化模式向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转换时期。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使中国的现代化开始取得实质性的深化,它的确立必然引起整个社会运行机制的理性化和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必然促进社会的最深层的文化变迁。

我国从提出市场经济概念到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计划经济体制自建立起,就暴露出固有的缺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高层领导到理论界都在思考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市场经济初次提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从总体上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确定了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反对市场经济的声音很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彻底澄清了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扫除了障碍。党的十四大明确宣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对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而言,意味着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这一转变也意味着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转变。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中,以农业为主,个人是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而存在,人们的生活更多地依靠着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关系和天然的情感,这种生存状况与自由、自觉、开放、充满创造性的现代生存方式相比,具有极大的封闭性、保守性、消极性。中国社会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文化观念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精神的发展。

中国传统的价值规范体系,来自于古代原始氏族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比较完整了,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又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完善,成为一个十分严密、庞大的价值系统。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的文化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同样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奠基于孔孟荀,在汉代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观的核心,深深地影响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国传统价值观最高的原则是道德原则,把道德原则看成是高于一切,高于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在这一原则下,中国传统价值观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重群体,轻个体,个体是群体的一分子,个人的力量消融在虚幻的群体之中,被虚幻的群体力量所驱动,扮演着某种被规定好了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个性也随之泯灭,缺乏独立性,缺乏独立的人格。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和主体性精神处于缺失的状态。

市场经济的引入是转变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生成人的独立、自由个性的根本途径。市场经济是人们按照价值规律所进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经济行为,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在市场经济的交换方式中,人们能以“物的交换”为媒介进行人的交换,把人的能力,人的创造性对象化到物中去。物和物在交换中的通约关系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各种社会条件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人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

马克思精辟概括了个人活动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他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2]

第一个阶段,以自然经济为主,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宗法血缘关系和封建等级关系紧紧束缚着个人的活动和个人的发展,这时几乎没有个人独立自主的活动。每个人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16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代替了封建社会,才使得个人摆脱了宗法的、封建的种种羁绊。第二阶段,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虽然被异化了,但是和第一阶段相比,也是人的个性从被泯灭到个性觉醒的一次质的飞跃。第三阶段,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地丰富,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摆脱了异化的状态,实现了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要等若干年才能实现。当代在全球范围内,我们人类大多数国家则处于第二阶段。对中国而言,我们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型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自然经济阶段,人们的个性处于受压抑的状态,中国社会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缺少类似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主旨就是确立理性精神,解放人性,把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实现的人的个性独立、自由、平等,社会公平、正义等,中国虽然也经历了五四运动,但是五四运动并没有实现它的预期目标,没有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社会的公平、正义等,反而是丢失了传统的道德价值。五四运动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触及当时的经济制度,经济制度作为基础决定着文化的发展,经济制度不改变,文化则难以实现改变。

改革开放后,我们确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引入彻底改变社会运行的机理,我国的市场经济虽然还很不规范,有很多弊端和漏洞,给中国社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市场经济是促成中国人理性和主体性精神的一个根本途径。独立的个人并不是自然给予的原初的存在,而是在历史中生成的,独立个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才能生成。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建构正在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我国出现了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新特点,形成了多元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从而导致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并进而形成了多元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并存,多元思想文化交互激荡的局面,并在一定层面上显现了原有的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问题。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立根基础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主体经济”,社会活动主体开始超越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活动方式,通过接受新生活方式的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而正在开始又自在自发走向自由自觉。在新的经济体制、新的生存样法、新的文化精神的冲击下,普通民众的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在根基上开始松动,大众层面的文化精神和话语由于主导性文化模式的失范开始在消费文化、通俗文化的导引下相对独立地、自律地、多元地流动。总之,市场经济的引入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准备了前提。

21世纪随着科技迅猛发展,全球化的浪潮席卷整个民族国家,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单方面的军事、经济竞争变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式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这一激烈竞争,不仅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政治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也包括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竞争。文化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并日渐成为核心竞争力。如何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便成为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焦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是在文化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双重境遇下展开的,因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搞好市场经济对于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7.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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