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农村社区居民抑郁状况调查研究

朱梅芳，张曼华，张婉奇，石 扩，张巧玲，杨凤池

在21世纪的中国，精神、心理及行为问题将成为引起疾 病及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上述问题至少占全部疾病负担的1/5，研究显示中国最重要的精神问题是抑郁症［1］。北京市常住人口中抑郁症的患病率调查显示北京市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3.31%，终生患病率为6.87%［2］，因此抑郁症是一种患病率较高的常见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抑郁症应成为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本研究旨在应用患者健康问卷 (PHQ)中的抑郁症状群分量表 (PHQ－9)对北京市朝阳区农村社区居民的抑郁症状进行筛查，并对其人口学基本信息资料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有针对性地提高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首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北京市朝阳区两个乡镇，以及下属的6个社区/村作为研究现场，采用标准组群抽样方法 (probability proportion to size，PPS)确定各村的样本量，最后采用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相应数目的农村社区居民作为最终研究对象。最终确定样本量为2 000人，2个农村社区各抽取500人，其余4个村委各抽取250人。研究对象为15岁及以上的社区居民，均具有自行完成问卷的能力。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 000份，将缺失率＞10%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1 996份，回收率为99.8%。其中男1 003名 (50.3%)，女992名 (49.7%)，缺失值为1;平均年龄为 (45±15)岁。

1.2 研究工具

1.2.1 PHQ 由Spitzer等［3］于1999年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 (DSM－IV)的诊断标准编制的第一个用于初级保健的自评问卷，主要包括抑郁、焦虑、物质滥用、饮食障碍及躯体化障碍五大部分内容。其中，PHQ的PHQ－9作为抑郁症一个简便、有效的筛查量表［4］，在国外被广泛应用于社区卫生中心抑郁症的筛查工作［5］。PHQ－9由9个条目组成，用于抑郁障碍筛查和症状严重度评估。这9个条目完全根据DSM－IV关于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制定［4］，总分值范围为0～27分，5、10、15、20分别为“轻度”、 “中度”、 “中重度”、“重度”抑郁的分界值。国内有研究表明，PHQ－9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系数)为0.8325，条目间的相关系数为0.233～0.523，各条目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为0.451～0.693，PHQ－9的灵敏度为88%，特异度为99%［6］。有研究认为PHQ－9与其他抑郁筛查工具相比灵敏度和特异度相当甚至更高，并且没有年龄、性别和种族的限制［7］。国内也有研究表明PHQ－9是一个重要的、可信的、简易的抑郁筛查工具［6］。

1.2.2 社会人口学基本信息资料表 自编量表，共包含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目前的工作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月收入、宗教信仰10个信息条目。

1.3 质量控制 调查员经严格培训，熟悉调查问卷，掌握一定的调查技巧，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调查时，请其自评填写问卷，不允许讨论或互看;对不能自行填写的，则由调查者负责询问并填写。调查结束后，调查员认真复核，及时整理调查问卷，对有漏项及错项者及时给予纠正或追踪。督导员经严格培训，及时对调查员的工作进行检查，检查调查表填写是否规范、正确，并把发现的问题告诉调查员，帮助改进调查技术，提高其工作责任心。合格数据用Epidata软件双遍录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资料进行频数统计，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组内构成比比较采用同组内多个构成比比较的χ2检验;计量资料以 (±s)表示，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果

2.1 北京市朝阳区农村社区居民抑郁症状检出结果 抑郁症状筛查阳性者共671人，检出率为33.6%。其中，轻度者506人，占75.4%;中度者115人，占17.2%;中重度者37人，占5.5%;重度者13人，占1.9%。轻度、中度、中重度、重度抑郁的构成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943.30，P＜0.01)，轻度抑郁与中度、中重度、重度抑郁的构成比比较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工作、照顾家庭事务或与他人相处中，这些抑郁症状给抑郁筛查阳性者造成的困难程度，毫无困难者257人，占38.3%;有困难者414人，占61.7%，其中有点困难者372人，占55.4%;非常困难者36人，占5.4%;极度困难者6人，占0.9%。

2.2 抑郁症状检出状况的人口学资料分析 以是否筛检出抑郁症状为分组标准，分为抑郁筛查阴性组和抑郁筛查阳性组，比较这两组在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目前的工作状况、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月收入及宗教信仰9项人口学基本信息的差异。结果显示，抑郁筛查阳性者中，其中女性占53.6%，高于抑郁筛查阴性者中女性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抑郁筛查阴性组和抑郁筛查阳性组的人口学资料比较Table1 Comparison of demographic data between depression's negative group and positive group

3 讨论

PHQ－9分值≥5分者为抑郁症状筛查阳性。本次调查显示抑郁症状筛查阳性者共671人，占总样本量的33.6%，关于我国社区居民抑郁症状检出率的研究尚缺乏较大样本流行病学资料，但这一比例高出之前张明园等［8］研究结果，也高于肖凉等［9］研究结果，故本研究表明北京市朝阳区农村社区居民抑郁症状筛检率较高。

抑郁症状筛查阳性者中，绝大部分为轻、中度者，占检出总人数的92.6%;在工作、照顾家庭事务或与他人相处中，这些抑郁症状给抑郁筛查阳性者造成的困难程度， “毫无困难”和“有点困难”者较多。“毫无困难”者占检出总人数的38.3%，提示在今后开展的心理健康工作中，应以心理健康知识宣教、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心理咨询或团体辅导等形式的心理干预为主，药物治疗或转介精神科门诊为辅;同时抑郁症状造成的“有困难者” (包括有点困难、非常困难、极度困难者)占检出总人数的61.7%，也说明了心理干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中重、重度抑郁症状者”仅占7.4%，但也提示应对这小部分人群引起重视，应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抑郁症状评估，尤其是自杀危险性的筛查。

以往较多研究发现抑郁症状检出率女性高于男性［10－12］，本研究中同样女性比男性更易患抑郁症。关于抑郁症性别差异，主要的解释学说有两个，分别是三模型学说和认知易感性—应激交互作用学说，主要是指负性事件对女性的认知和情绪会引起更大的影响，她们会更容易产生沮丧、内疚、绝望等负向情绪;生活中，女性的性别角色是弱者的角色，这容易导致女性变得不自信，出现更多的对自己的负性评价，会在失败时自己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女性倾向于在面对负性应激事件时使用沉思的应对方式，这种行为容易导致她们出现负性归因、解释和推论，从而容易导致抑郁。

综上所述，北京市朝阳区农村社区居民抑郁症状筛检率较高，大部分为轻度抑郁，女性应被重点关注。今后可继续探讨该人群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以期为该人群的心理干预模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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