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线图

安纳，原名王芫，生于1966年，女，山东日照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著有长篇小说《什么都有代价》、《你选择的生活》等。

父母拿到了赴加探亲签证后，安泊就给自己的电话加装了“中国回拨”。这样一来，他们从石家庄给她打电话，她就可以在温哥华结账了。父母的电话虽然频繁，但内容重复，每次均以忧心忡忡的“我们听说……”开头，以半嗔半怒的“你不早说！”结束。安泊呢，一方面对他们的小题大做不以为然，一方面也颇有几分得意。她降生到这个家庭已经37年了，这回终于占了上风，成了家里唯一通晓涉外事务的人。

可惜，为父母到来而筹划的另外一件事——把主卧室腾出来，却让安泊显出了力不从心。安泊家里共有三间房：一个主卧室，两个单人房。眼下占据主卧室的，是安泊和她七岁的女儿爱莉丝。爱莉丝不肯独自睡觉，这是腾出主卧室的唯一障碍。安泊曾为此制订了一个路线图。第一步，减轻爱莉丝独自入睡的心理难度。安泊会在离开卧室前向她保证：一旦你睡着了，妈妈就会回来陪你；只要爱莉丝迈过了第一步，安泊就可以实施第二步：不再回主卧室，而是改去自己的书房兼卧室睡；如果在第二步上获得成功，那就意味着爱莉丝能够接受分离，接下来的第三步——将她搬到另一间单人房去，就可以水到渠成了。

一个相当完备的计划，可惜没有得到有力的执行。七个星期过去了，两人还在第一步上拉锯呢。

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北美国家从夏令时改回标准时间的日子。自春天起被剥夺的那一个小时，终于可以发还给安泊了。这天晚上，时针刚指向九点，安泊就迫不及待地催爱莉丝上床睡觉。爱莉丝抗议说：“我还根本不困呢。”安泊则声称：困意是需要培养的。爱莉丝不情愿地爬到床上，眼皮虽然合上了，可眼珠子还在不安分地转，嘴角上也还挂着一抹似笑非笑。安泊假装没看见，不由分说熄了灯，反身把门关上。

安泊轻轻地下了楼，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并把音量调到最低。她想看一集破案剧，Cold Case， Without a Trace， CSI，Law and Order，只要是破案的，哪个系列都行。她从不曾刻意去记节目表，就算记住了，能不能遵守也是个问题。眼下，她拿着遥控器一下一下地按，直到看见一个美艳的女子穿着一件红披风，在夜深人静的纽约中央公园里仓皇地疾行。那件披风红得太纯正了，完全不是暗夜中肉眼可能看到的颜色。安泊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这种超现实的摄影风格，不像她熟知的上述任何一个系列。

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安泊打了个愣怔，随即醒悟到声音并非来自电视。她叹了口气，从右后方的茶几上抓起听筒：“喂。”

“安泊，你们那儿几点了？”这是安泊妈妈杨老师永远的开场白。招呼打完了，才会轮到“我们听说”。

“九点多。”安泊说。

“什么？”杨老师有点儿吃惊。一来，她的问题第一次按字面意义得到了解答；二来，答案出乎意料。

“改成冬令时了，现在北京时间比温哥华时间要早16个小时了。”安泊的眼睛还盯在电视上。

“啊？你不早说！”

“这有什么要紧？你来了，自然就知道了。”

“好吧，”杨老师大度地表示，“这件事就先不谈了。”杨老师退休前是重点中学的理科教师，说话有板有眼，喜欢使用完整句。

“嗯。”安泊含糊地发了一个音节。在与母亲的对话中使用单音节词，这是安泊新近养成的习惯。

片名跳了出来，原来是Castle（《灵书妙探》）。难怪，Castle的主角是个侦探小说作家。这么不真实的场景，一定是卡索正在酝酿的小说片断。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杨老师停顿了一下，似乎是犹豫，又似乎是强调。

但安泊依旧只是含糊地“嗯”了一声。

镜头切入警察局内景，作家卡索、美女警长贝克特，以及另外两个警察正在讨论案情，犯罪现场的照片就摊在桌子上，穿红披风的女子倒在血泊中。尽管是室内、白天，披风的颜色却比刚才暗淡了许多。终归还是剧情里的犯罪，安泊有些失落。

“我和你爸，现在越来越难住在一块儿了。”

“嗯。嗯？”好像有人扯着她的头发往上拎，安泊不由自主地坐直了，并且迅速往旁边偷瞄了一眼。一刹那间，学生身份卷土重来。上课走神被老师抓了现行。更糟的是，身边没有同党可以提词儿。

“你，你刚才说什么？”不知不觉间，她又恢复了使用完整问句的习惯。

“我说，我再也不想跟你爸睡在一张床上了。”杨老师吐字十分清楚。

“噢，”安泊举着话筒的手僵在那里，脸莫明其妙地红了。她还不习惯跟老师在课堂上讨论隐私。

电话双方都沉默了片刻，直到杨老师轻轻咳嗽了一声：“我想请你帮个忙。”

“好，好。说吧。”

“你不是有两个空房间吗？”杨老师有条不紊地说，“到了温哥华，我就和你爸分开睡。但你必须说这是你的安排。”

“为什么？”安泊咽下去的半句是：“要由我来安排？”

“你那两个房间都很小，放不下双人床。”杨老师实事求是地指出。

安泊挺直的后背又塌了下去，整个人深陷在沙发里。自父母拿到签证以来积累的心理优越感在瞬间灰飞烟灭，眼睛也不知该往哪儿看了，目光不经意间又飘回到了电视上。卡索和贝克特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与一组陌生的人物对话。安泊已经被剧情甩在了后面。

恰在这时，爱莉丝的喊声从楼上传来：“妈妈，妈妈。”这声音好像导演的“停！”，及时地把安泊从这场戏中抢救了出来。

“我得去看看，”安泊赶紧把电话挂了。

安泊住的是一幢三层的镇屋（townhouse），也就是国内所说的连排。一楼是车库和储藏室，二楼是厨房、餐厅和客厅。三楼有三个卧室。对这套房子最恰当的评价就是：功能齐全。

这幢房子是2007年买入的，距安泊移民加拿大正好一年。那年春天，加拿大华人中间突然兴起了买房热，以至于会说中文的房产经纪发生了严重紧缺。安泊自认自己的英语够用，所以雇了个洋人。那人叫文德尔，称自己也是移民，来自新西兰。第一次见面，安泊就对文德尔说：“我要买一幢镇屋，作我的中途房（halfway house）。” 此言一出，文德尔吃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安泊虽觉有异，却没有深想，只是一味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解释：她不想住公寓，那会让她产生还没离开北京的错觉；她也不想贸然搬进一幢独立屋，因为，尽管她初来乍到，她却看过不少书，对住独立屋可能面临的麻烦略知一二。雷蒙德·卡佛笔下就有个心不在焉的女画家，因为疏于照管花园而遭到邻居的白眼。文德尔用手托住自己的下巴，一边听一边点头，慢慢地恢复了正常。

此后的选房、购房均十分顺利。“置业”这一章就算写完了。但不知为什么，关于“中途房”的那一页，却会时不时地在安泊眼前自动翻开，让她不情愿也得看，就像现在这样。

也许是和“中途”这个词儿有关？安泊一边想，一边拖拉着脚步上楼。

“妈妈，你打电话都把我吵醒了。”从主卧室虚掩的门里，清晰地传来爱莉丝的抱怨。更确切地说，是带着得意的抱怨。

安泊叹气：“又让你找到借口了。”

一个七岁女孩子的“咯咯”的笑声。

安泊走到主卧室门前，把手搭在虚掩的门上。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离开时已经把门关紧了。虽然心里恼火，可是在推门的一瞬间，她还是轻轻活动了一下脸部肌肉。等到门完全打开，她的笑容也在黑暗中绽放出来：“亲爱的，对不起。”

像一只警觉的猫，爱莉丝一直在密切注意着门外的动静。她先看到门被匀速推开，然后看见一个黑影完整地出现在门口，再听话听音，她判断黑影尚没有气急败坏。

“她不是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来了吗？”爱莉丝问。

“所以我们得加紧准备。”

“除了换房间，还有什么？”

黑影挥了挥手，简短地说：“你先睡觉吧。”

“告诉我嘛，要不然我睡不着。”爱莉丝敏捷地坐了起来，精力充沛、嬉皮笑脸，“再说，我也能帮你出出主意啊！”

“哎，好吧。”黑影竟然放松了，瓦解了，竟然有一声叹息从裂缝里升腾出来。

爱莉丝喜出望外：“过来，坐在床上。”她拍拍床上空着的那边儿。

黑影弯了下来，矮了下去。床垫吸收了黑影的下落。爱莉丝果断拉开了台灯。黑影消失了，妈妈出现了，有血有肉。

爱莉丝眯着眼，喜滋滋地望着自己的猎物。

突然改变的布光让安泊也情不自禁地眯起了双眼。

爱莉丝手脚麻利地把自己身上的被子蒙到安泊的腿上，“别冻着。”再把自己的枕头拍一拍，垫在安泊身后，“来，说吧。”

被子带给安泊温暖，枕头带给安泊柔软，再加上爱莉丝那双爪子似的小手在安泊身上拂过来拂过去。安泊的决心，一点一点地融化了。为什么非要让孩子独自睡觉呢？谁规定的？

安泊望着爱莉丝，没头没脑地说：“要不，就这样吧。”

“你说什么呢？”

“你姥姥说，她想和姥爷住在另外那两个小房间里。既然这样，咱们也就不用训练了，咱俩继续在一起睡吧。”

“那怎么行？”本来心满意足靠在床头的爱莉丝，这时突然上身挺直，下巴扬起，进入了战斗模式，“那是我的房间！”

这反应大出安泊意料，“你，你不是不喜欢一个人睡吗？”

“那也不能让他们占那么多房间呀。这也太中国了！”

在爱莉丝的词汇表里，“中国的”意味着最高级的否定。

这都是“牙仙女”惹的祸。本地有个“牙仙女”（tooth fairy）的传说。小孩子的乳牙掉了，要把它包好，放在床头柜上，早晨一觉醒来，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枚硬币。大人会解释说：这是牙仙女给你的奖励。因为你每掉一颗牙，就意味着你又长大了一点。

爱莉丝五岁半来到加拿大，从学前班开始上，等到英语能跟同学们交流了，知道了牙仙女的传说，已经白白掉了两颗牙。她不甘心，经常跟安泊念叨：牙仙女怎么不来看我呢？

安泊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幽默的答案：“你初来乍到呗，人家牙仙女两年才做一次人口统计呢。”

接下来，在牙仙女的领土上生活了两年零四个月的爱莉丝掉了第三颗牙。当天晚上，她把那颗小破牙郑重其事地包好，放在桌头柜上。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牙还好好地待在那儿呢。爱莉丝急了，举着那个小包冲进厨房，质问正在准备早点的安泊：“怎么还没统计出来呀？”

安泊讪讪地笑：“成年人学东西总是很慢。你要理解。”

爱莉丝扑通往椅子上一坐，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你说，这会不会是歧视？”

“当然不是！”安泊一惊，牛奶洒到了台面上。那一瞬间，安泊的内心宇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塌方。不过她随即就恢复了镇静：“她已经学会了，我向你保证，她再也不会忘了。”

第二天早晨，爱莉丝在床头柜上发现了一枚鲁尼（looney，一块钱加元硬币）。

“怎么样？牙仙女来过了吧？”安泊讨好地问，“绕了点小小的弯，但最终她还是找到了方向。”

“这分明就是歧视！”爱莉丝斜视着手里的鲁尼，“我的加拿大同学都能得到一个突尼（toonie，两块钱加元硬币）。”

但眼下这件事，安泊觉得爱莉丝并不占理：“姥姥、姥爷住两个房间，怎么就中国了？要是你早点儿自己独立睡，姥姥也就提不出这个要求了。人家洋人的孩子都是一出生就自己住一个房间，你都七岁半了。我看是你太中国了。”

这话成功地打消了爱莉丝的气焰。她低下头，不吭声了。

安泊又有点儿失望。这孩子到底还是不像我呀。

上初二的时候，安泊想参加周末数学强化班。杨老师说：“我可没时间送你，你要是能骑车，你就自己去。”安泊当即就推了杨老师的二六凤凰上街练车去了，急得杨老师追着她喊：“小心点儿。别把车摔坏了。”初二考上了数学提高班，高一考上了住校的省重点高中，大学到了北京，毕业十三年后又来到了加拿大，一步步离家越来越远。我怎么就从来不懂得害怕呢？

安泊扭了扭身体，让自己更舒服地陷入柔软与温暖之中。

“别生气了，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她伸出一只手，搭在爱莉丝肩上，“就算是中国的，也不一定是不好的。你知道我，我说话从来不极端。”

爱莉丝把她的手甩了下去。安泊居高临下地笑了笑，准备结束今晚的谈话：“好了，反正你也不想自己睡，咱们就先保持一段时间的现状吧。”

“一段时间，到底是多长？”爱莉丝可不想这么早结束，她还有的是精力呢。

“这，”安泊不准备深谈，“不超过半年吧。”

“我们班同学，凡是中国人，祖父母来了就不走了。”

“行了，”安泊有些恼，“这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我的事？”爱莉丝的预感得到了验证，她不由得认真起来：“中国家庭是怎么运作的？我懂，三个大人折腾一个孩子，受不了！”

“那叫三个大人照顾一个孩子，得了吧你，到时候高兴还来不及呢。姥姥姥爷做饭很好吃的。”

“没兴趣。”

“没兴趣？我看你是没良心！你以前特爱吃。让我想想，红烧豆腐、猪肉炖粉条、茴香馅饺子，这三样你吃起来没够。”

“有这事儿？”爱莉丝眨巴着眼睛，“在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

“你全都忘了？”这下安泊真的吃惊了，“你在姥姥姥爷家住过一年多呢。”

“那时你在哪儿？”爱莉丝警觉起来。她眯缝着眼，能量开始在目光中聚集。

“我，我在温哥华啊，”安泊开始口吃，“我必须自己一个人过来，我要上学，要买房子，要定居，好多事要做。”

“你抛弃了我？”爱莉丝发现了一个简单且惊人的事实。

“不，不是这么回事。看你都把我搞糊涂了。你全都忘了吗？”

“你把我一个人丢在中国了，对，还是不对？”爱莉丝上上下下、来来回回打量安泊，小脑袋在四个方向上灵活转动，就像机场安检员用的手持探测仪。

“你也可以这么说。”安泊嗫嚅着，“但是……”

但是爱莉丝什么也不再说了。她下了床，把被子从安泊腿上扯下来，摊开，把枕头从安泊身后抽出来，放在被子中间，再把被子卷成一个筒，然后双臂满满地抱着，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留下安泊一个人坐在双人床上，瞠目结舌。

安泊出国的时候，曾把爱莉丝留在父母家里，直到一年半后，才把她接到加拿大来团聚。安泊至今还记得，久别重逢之后，她竟然对爱莉丝无话可说。所幸她灵机一动，从机场直接把爱莉丝带到了斯坦利公园。玩够了，该回家了，筋疲力尽的爱莉丝一上车就睡着了。“这倒是有利于倒时差呢。”安泊想。

第二天，安泊带爱莉丝去了更远的地方：温哥华岛上的维多利亚。那个地方安泊一直很向往，但又觉得一个人开车坐渡轮，不划算。现在好了，她的车上有两个人了。

在渡轮上凭栏远眺，是一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不知不觉间，安泊感觉自己的语言能力也在恢复。可惜，她还没来得及长篇大论，爱莉丝就喊“饿了”。于是她只好将爱莉丝带至“内景餐厅”。安泊给爱莉丝要了一盘儿童版汉堡加薯条，自己要了一盘意大利面。那盘面的名字很诱人：海明威面。其实就是面条上盖一块白色的鲨鱼肉，再浇上红色的番茄调味沙司。

“啊，漂亮！”安泊心情大靓，摩拳擦掌，准备吃海明威的肉，喝海明威的血。

“我能尝尝吗？”爱莉丝问。

“当然，”安泊立刻把自己的盘子推给了她。爱莉丝一手拿刀，一手拿叉，双手轮流用刀叉戳盘子里的面条。

安泊告诉她吃面条的方法：把叉子扎在面条上，然后转圈，面条就缠在了叉子上面，一圈一圈地转，直到缠得像个纺锤，再把叉子送到嘴边去咬。爱莉丝咬了一口，然后兴味索然地扔下叉子。

“吃多了就习惯了。”安泊笑着说。

“我今晚住在哪儿？”爱莉丝换了个话题。

“住饭店。怎么了？”

“明天呢？”

“明天？明天我们回家。你是问这个吗？”

“回你的家？”

安泊被问蒙了。

“我是说，”爱莉丝表情严肃地问：“以后我就一直住在你家里吗？”

这句话对安泊内心宇宙的冲击，不啻一次海啸，它强力摧毁了安泊让爱莉丝独自睡觉的决心。后来的许多个晚上，当安泊貌似平静地躺在爱莉丝身边的时候，她其实一直在紧张地准备台词。假如爱莉丝问：“为什么你要把我一个人留在中国？”她就会说：“因为呀，是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但爱莉丝一次也没有“预备，起！”日子一天天过去，安泊慢慢地放松了排练，直到今天被打个措手不及。

当初安泊独自一人前往加拿大，是为了更快地学英语。她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浸泡在英语环境里，身边的人连打喷嚏都是“achew”，而不是“阿嚏”。

34岁的时候，安泊被一种冲动劫持了：她要用英语写作。

这冲动可以一直追溯到二十出头。当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安泊就有一个梦想：此生要用英语写作。这想法当然受到了质疑：“中文一共有多少个字呀？你已经把《康熙字典》都认全了，然后才觉得中文不够用？”安泊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但她绕不过这个问题，更何况她的文字水平在他们中文系还是中等偏下的。那时，唯一支持她的人就是赵昕。赵昕从不试图跟她讲道理。赵昕支持安泊的一切梦想，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一来二去，安泊和赵昕相爱了。有了爱情的肯定，安泊对于写不写小说，用什么语言，竟然都不大讲究了。

27岁，安泊嫁给了赵昕。30岁，安泊有了爱莉丝，并且辞掉了报社编辑的工作。辞职本是权宜之计，碰巧赵昕很能挣钱，于是安泊就再也没出去上班。

谁也没料到，爱莉丝的出生激发了安泊的旧日梦想。望着这个身长56厘米体重3700克的小生物，安泊禁不住想：要是现在把她扔进英语丛林之中，会发生什么呢？还会有人用《康熙字典》来为难她吗？嗯，慢着，难道我不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新生儿吗？我只不过一生下来就30岁罢了，再学上30年英语，到了60岁上，难道还不能写完一部英语小说？

这么一想，安泊顿感柳暗花明。自己过去错就错在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只要自己想得通，别人根本不可能阻挡你。

再说，现如今她身边的“别人”也只剩下了赵昕。安泊于是跟赵昕讲自己的“时间平行后移”理论。但是这一次，赵昕居然说：“太晚了。”

“不晚，”安泊解释道，“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怎么看，如果你把自己当成零岁，你就可以从零开始。”

“对我来说太晚了，”赵昕说，“10年前我倒是支持过你，可惜你当时没能坚持。”

“那当初我放弃的时候，你怎么不拦着我？”安泊埋怨赵昕。

“写作不是最重独立，最怕干涉吗？”赵昕严肃地说。

安泊立即意识到：她跟赵昕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性质，因为赵昕开始跟她讲道理了。

安泊本来就没有阵容庞大的亲友后援团。她和父母一向不亲；自从她结了婚，她就和同学、同事们都减少了来往。现在赵昕也从后援名单上自动消失了，她就成了孤家寡人，只能与几个早已不在人世的英文作家进行心灵沟通。她的内心宇宙，就是这样慢慢建立起来的。最终决定到北美去，对她来说就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了。

噢，对了，别忘了米琪。米琪是赵昕的生意伙伴陈健的妻子。安泊和米琪谈不上亲密，但也一直礼尚往来。米琪劝安泊：“成年人学英语，绝对不可能达到写作的程度，最多是用英语做一些具体工作，电脑编程啦，卖化妆品啦，当保姆啦。前几天我去九寨沟，在飞机上遇到了一个留学生，她就是这么跟我讲的。”

安泊不认同。不过，通过与赵昕的渐行渐远，她已经体会到，不同宇宙之间的隔膜，绝对无法正面突破，只能侧面绕开，避免争论。于是她解释说：“其实我就是想多挣点儿钱。用英文写作版税高啊。”米琪耸耸肩，无话可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她和陈健也经常为钱龌龊。安泊微笑着问自己：“‘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用英语该怎么说呢？”

安泊一到温哥华，就报名读了温哥华电影学院的一年制编剧培训班。她其实更想读UBC的创意写作硕士，可是读硕士的申请手续太繁琐，成绩单啦，三封推荐信啦。安泊是一个新生儿，你让她上哪儿去整这些东西呢？反正写电影也是写，也是用英语。

那是何等紧张、快乐的一年啊！每天都有对付不完的作业，英文的。

加拿大让安泊最感贴心的，就是没有年龄歧视。安泊办驾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祖母级的办事员。老太太慢慢腾腾地敲着键盘，时不时朝安泊羞涩地一笑：“对不起，今天是我上班第一天。”安泊对自己后半生的自信，立马就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在电影学院面试的时候，系主任曾问安泊：你未来的同学们都是20岁左右，精力充沛。你能适应这样的学习节奏吗？安泊从容地用上了她的时间平行后移理论：“我12岁才开始学英语，我的英语年龄和他们的生理年龄差不多。”系主任竟然点头，表示认可。

在这里，绝对没人用“人过三十不学艺”的歪理来打击安泊。安泊内心的小宇宙，终于与大环境和谐一致了。虽然年纪有一把，可我还是新移民呢。我愿意拿自己当孩子，谁能管得着？安泊觉得自己找到了家。

眨眼之间，安泊毕业了。毕业典礼之前，有个叫里德的老师对大家说：“我打赌，你们只要耐心写作五年以上，遭到拒绝的次数超过一百，每个人都能卖出至少一部作品。”

“要是你输了呢？”有人问。

“我请全班吃顿饭。”

“我是想输呢？还是想输呢？”安泊快乐地接了个下岔。

这帮二十出头的同学们，基本上是毕业即失业。安泊的故事则是另外的讲法，她是毕业即离婚，离婚即分割财产。北京的房子给了安泊，赵昕替她卖了，把钱全汇给了她。如果安泊正常写作正常消费，这笔钱够她支撑十年。按里德的算法，在坐吃山空之前，安泊应该已经卖出至少两个剧本了。中年人到底还是有优势的。

那是2007年，从国内往加拿大带钱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加拿大也算是个领土大国了，这些人若是均匀地撒下去，无非就是大海里撒几根针而已，兴不起半点儿风浪，偏偏他们一头就扎进了屈指可数的那几个社区。安泊所住的列治文，便是其中之一。短时间内，大温哥华地区的房价节节上涨。起初，安泊捂着钱包作壁上观，观望了三个月，实在坐不住了，一狠心就从墙头上跳了下来。

于是，就有了那段关于中途房（halfway house）的对话。

那是安泊对自己的英语充满自信的一段时间。她刚刚结束为期一年的超强度写作训练：一天要读两个剧本，一个星期要写30页。她根本就没有时间学习。新词汇源源不断地从她的耳朵、眼睛流进去，然后再从嘴里、手下涌出来，无需经过大脑处理。当然，她也有用错词儿的时候。但她的那种错，带着异国风情，带着想象力，老师和同学们都能理解，甚至欣赏。文德尔表现出来的诧异似乎很纯，不带其他成分，这让安泊在刹那间产生了些许自我怀疑。有时间的话，回去还是查查字典吧，也许“中途房”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可是哪儿有时间啊！马不停蹄地看房，看中了就得赶紧下单，晚了会被别人高价抢走。然后就是签意向，验房，签正式合同，安排付款，收房。一桩桩一件件，间不容发，直到正式搬进来。

搬进来之后，坐在空空荡荡的客厅地板上，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中途房”这个词。只是，她不能立即上网——她已经十分习惯网上词典了，因为新房子还没开通网络服务。她只好拿出笔记本，把要做的事情一条条地列出来。列单子的过程中，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跳跃到了另一件往事上。

安泊离家飞往加拿大之前，曾经为全家计划过一个路线图：第一步，安泊自己安顿下来；第二步，给父母申请探亲签证，顺便让他们把爱莉丝带过来。她画图的时候并没明确定义什么叫做“自己安顿下来”。如今学也上了，房子也买了，她无端地觉得：是时候该走第二步了。

偏赶上那一段时间，探亲签证很不容易批。安泊周围有几个案例，都是父母一同去申请，结果只批下来一个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母亲。安泊跟父亲商量：能不能让母亲先来？父亲却表示：要么两人一起去，要么谁也不去。安泊解释了两句，曾经的安副校长便强硬地说：爱莉丝也大了，你自己也带得了了，找个朋友把她带过去，就省得我们跑一趟了。

安泊只能措手不及地迎接爱莉丝的提前到来。按她的原始路线图，爱莉丝虽然来到安泊身边，但仍然可以躲在姥姥姥爷的“港湾”里，不会对安泊“出海打鱼”形成干扰。现在爱莉丝独自来了，安泊无处可躲了。

爱莉丝刚来的时候五岁半，只能上半天的学前班。安泊想给她报个课后托儿班，但是所到之处皆满员。“新移民太多了，”人们这样解释。

排了半年队，等到爱莉丝上小学一年级了，才有一家教会办的课后托儿班空出了名额。

乱七八糟、枝杈横生的一年总算过去了。安泊的生活终于理顺了，可以安心写作了。

然后，有一天，十分偶然地，她在图书馆看到了一本名叫《电影学院秘档》（Film School Confidential）的书，那上面说：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要抓紧毕业后的第一年。因为一年以后，新的毕业生又该上市了。要是毕业一年还没把自己卖出去，您就只有下架的份儿了。

“胡说八道！”安泊愤怒了，“我们里德老师明确说过，毕业生的保质期是五年。”

然后，又是非常偶然地，安泊在华人超市遇到了郑太太。

郑家人是开家庭旅馆的，移民已经二十多年了，安泊刚落地时就住在她家里。郑太太交游广阔，能说会道，副业卖保险。安泊搬出郑家后，郑太还曾多次试图联络她。安泊对保险不感兴趣，慢慢地两人就断了联系。

早上九点的超市里，基本上都是送完孩子顺便拐进来买菜的家庭主妇。第一眼看见郑太的时候，安泊心里不由得一凛：难道我又回到了主妇的行列？郑太热情地打了招呼，安泊不冷不热地还了礼。

郑太随口问了一句：“你爸妈签下来了吗？”

安泊随口答道：“两个非要一起来，可我又不敢给他们申请，怕拒签。”

郑太太紧跟着出了一个主意：“关键是你要有工作。”

看安泊不解，郑太进一步阐述道：“现在的中国移民实在让人看不懂。怎么会那么有钱？一落地就用现金买一套大房子，然后什么都不做，每年报税时声称自己没收入，住着豪宅领着救济金。这样的人，再让他们把父母接来，加拿大这个福利社会非破产不可！”

安泊立刻在脑海中反思了一下自己：我用现金买了一套小房子，可是我没有工作。

“如果你有了工作，”郑太说，“你就是一个能主动融入社会的人，一个受欢迎的合格的永久居民。凭什么不让你父母来探望你？”

“这么说，你不觉得这事儿和赖昌星有关？”

“荒唐！”郑太嘴角微微一撇，“新移民就是喜欢把一切都和政治联系起来。”

安泊心里很清楚：郑太说的只是一家之言。可不知为什么，这一家之言就种进了安泊的脑海，再也抹不掉了。从此后，安泊再看报纸，眼神就不由自主地往招聘专栏上溜。当年安泊毕业之前，里德还说过一段话：“你们如果为生活所迫找工作，一定要找不愉快的工作。比如在停尸房值夜班。这种工作挣得又多，又足够恶心，你用一年挣够五年的生活费，然后就义无反顾地逃离，逃到好莱坞去，住在你朋友家的沙发上，开始写作。”里德的话言犹在耳，安泊却低头走进了一家中文报馆的人事部。

等安泊从报馆出来，心里唯有庆幸：幸亏这里的华人足够多，能撑起一家中文报纸。安泊在这家报馆当上了编辑。这份工作挣得不多，又足够安逸。一切与里德的建议相反。工作了六个月，就到了报税季节。安泊报了税，让父母拿着税务局的确认信去申请探亲签证。居然双双获得了批准。

安泊转了转脖子，又耸了耸肩膀。在床上靠得时间太长了，后背都快硌麻了。

她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一年前，爱莉丝刚上一年级的时候，自己那种兴奋得发痒的心态。早晨八点半，把爱莉丝送到学校，回到空寂的“中途房”，那是何等地跃跃欲试啊！打开电脑写作吧，用英语！你还有四年的时间！

怎么突然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跑去上这个南辕北辙的班呢？安泊对自己的变化感到不可思议。她现在完全不需要父母在场。她这个家已经是全英文环境了，爱莉丝的口语已经比自己还要流畅了。要是不小心打碎一只碗，安泊纵然英语再好，也还是会“哎呀！”，爱莉丝则只可能：“woops。”

安泊一手撑着床头，勉强站了起来。坐得太久了，腿开始发麻。她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每走一步，腿上都好像有一万根钢针在游走。

一挪一蹭地好不容易走到电话旁，她拿起话筒，按了一串长长的数字，一共15位。

接电话的是杨老师。“噢，安泊啊，”杨老师有点儿吃惊，安泊很少主动打过去，“你们那儿几点了？”

“快10点了。”停了一秒，安泊脱口而出，“我有个坏消息，你和我爸没法儿分开睡了。”

“怎么了？”

“爱莉丝突然想单独睡了。”

“噢？这可是怪事儿。”

“谁说不是呢？”

两方都陷入了沉默。安泊心里一阵紧张：她会不会一赌气放弃旅游计划呀？那样的话，赶紧辞职还来得及。我还有三年时间。

“唉，就这样吧，”杨老师无奈地说，“我们凑合一下呗。”

“啊？”安泊着实吃惊了，“你刚刚不是说，再也不能跟我爸睡在一起了吗？”

“不能又怎么样？”杨老师淡淡一笑，“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比现在更坏吧？”

安泊不知该怎么往下接。

虽自知无力回天，杨老师还是幽怨而诚恳地扔下了最后一颗炸弹：“当然，我以前确实希望，到了温哥华，一切都会更好。”

杨老师的最后陈述，像是在安泊的内心宇宙里扔进了一颗炸弹，把安泊对她妈多年来的印象炸成了碎片。尘埃落定之后，碎片重新组合，新拼出的肖像竟有几分像安泊自己。杨老师居然也和安泊一样，相信“生活在别处”。

这个新发现让安泊有点儿心烦意乱。她自暴自弃地打开电视，拿着遥控器一通乱按，直到看见一张熟悉的沟壑丛生的脸，汤米·李·钟斯。这个频道在演一部老片子，Double Jeopardy。

安泊在学校里曾经讨论过这片子。最近一年来，对于曾经学过的电影，安泊一直在有意回避，以至于只能靠系列电视剧来弥补对于犯罪戏的爱好。今天情况有变，安泊的内心已经快成了一片废墟。所以，当汤米锐利的眼睛盯住安泊时，她眼前就浮现出了“detour（绕行）”的标志。命运的箭头，也许一直都在指着中文报馆。电影学院的生活，不过是中途偶然遇到了一段塌方，“detour”过去罢了。

退一步海阔天空。时间的流水从她身上冲过，洗掉了关于写作的杂念。水落石出，她完全可以做一个纯粉丝。这感觉也挺好。心态一开放，耳朵就在不经意间捕捉到了一个词，“中途房（halfway house）”。女主角刚获得假释，还不能回家，只能住在中途房里，每天向假释官汤米报到。安泊不由得一怔：原来“中途房”是用在这个场合的？随即，她就被从剧情里一脚踢了出来，纯粉丝再也做不成了。她眼前浮现出了文德尔的表情变化，先是惊愕，再是释然，然后，然后，好像还有一丝暗笑。

安泊急忙打开电脑——她看电视的时候总是把手提电脑放在沙发上，以便随时查网上字典或是维基百科。打字的时候，她的手都在发抖：快，告诉我，这个词儿还有别的意思，还有更普遍的意思，绝不仅仅用于假释犯。

在这儿，查到了。

丢人啊！她羞愧地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这是今天晚上她第二次被羞愧袭击。第一次是什么时候？一下子说不清，但她分明记得有过。羞愧使她烦躁不安，非转移一下注意力不可。她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来到自己的书房，从抽屉里翻出一大把名片。文德尔，文德尔。对，在这儿。

安泊抓起书桌上的手机，拨通了文德尔的号码。三声铃响过后，有人接了起来。

“你好，安泊。”他居然还记得我的电话，安泊颇感意外。其实这不过是房产经纪的基本功。

“对，是我。”

“你好吗？”文德尔快乐地说，“你的中途房住得怎么样？”

这句话相当于往汽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够了！我知道你在心里笑话我，我早就知道！”安泊吼道，“可是我告诉你，我一定能用英语写作。一定能。拉什迪说过，英国人的历史发生在海外。海外！依我看，连你们的语言都发生在海外，现在又被我们带回来了。你知道拉什迪是谁吗？我料你不知道。你不看文学作品，你这种人最多就看看电影。”

“耶稣基督啊，”文德尔喊道，“我正在看Double Jeopardy，你是怎么知道的？”

假如他们再多吵两个回合，安泊一定能听出来，文德尔已经有了三分醉意。可惜，安泊再一次出戏了。

她听到了从隔壁传来的压抑的哭声。

安泊轻轻推开隔壁的门。这个房间果然小，门一推开，安泊的阴影就轻而易举地覆盖了半张床。爱莉丝的小身体蜷缩在大被子下面。

安泊站在门口，轻言轻语：“是我把你吵醒的吗？实在对不起。”

“你走开！”爱莉丝用尽全力怒吼，幸好被子起到了一部分消音作用，否则邻居一定会报警。

“好吧，那我就听你的，”安泊把门关上，完全关严之前又补了一句，“有什么需要，还可以再叫我。”

门一关紧，爱莉丝哭得更掏心掏肺了。

安泊的内在宇宙又一次受到冲撞。这孩子到底还是像我啊，心思就像一团乱麻，不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

她重新把门推开，走到床边，未经邀请就坐在了爱莉丝身边。果不其然，爱莉丝的哭泣反而开始退潮了。

等爱莉丝完全平静下来，安泊说：“你要是后悔了，就直说吧。咱们还可以搬回去。你迟早能够一个人睡，但是不能着急。那么多天都没做到的事，怎么能指望一个晚上就做到呢？”

“不是为这个，”爱莉丝抽抽搭搭地说，“我难过，是因为我怕牙仙女找不到我。”

“你又掉了一颗牙？”安泊不免紧张起来。“哪一颗？”

爱莉丝坐了起来，把嘴巴从左耳咧到右耳。安泊忐忑不安地捧着艾莉丝的头，左看看右看看，直到弄清原委，内疚感才稍稍有所减轻。原来是一颗新牙在乳牙没掉之前就已经萌了出来，现在乳牙虽然掉了，却并没有因此留下明显的空洞。

“牙呢？在主卧室床头柜上吗？”安泊故意逗她，“我给你拿过来好吗？”

爱莉丝羞愧不已，猛地拉过被子，蒙住头。“呜呜呜呜。”这次哭得更委屈了。

“好了好了，别哭了，咱们过去守着它。”

母女俩回到了主卧室，头挨头地躺下了。

好像是怕失去安泊，爱莉丝两只手紧紧捧着安泊的头。安泊伸出手，反身摸索着关上了台灯，缩手回来的时候不留神把闹钟碰到了地上。

“别动，”爱莉丝的手紧紧地捂着安泊的耳朵，“别去捡。”

安泊攥着爱莉丝的手，把她的两手拉下来。四只手放在两人胸前，彼此感受着对方的心跳。也许是今晚折腾的时候太长了，不到三分钟，爱莉丝的眼皮就开始打架。

“对不起，”爱莉丝呢喃着，“等姥姥姥爷走了，我自己一个人睡，我保证。”

“我相信你，”安泊抽出自己的手，轻轻拍了拍她，“最多再有半年，等他们走了，一切重新开始。”

话音刚落，她就听到了爱莉丝的鼾声。

只是，她现在不大相信自己了。“我还有两年半。”黑暗中，安泊苦笑了一下。

她想起了娘家办的那场送别晚宴。那是2006年的农历初二。按北方风俗，出嫁的女儿要在那一天带着女婿回娘家。安泊为了安置爱莉丝（那时还叫豆豆），两周前就来到了石家庄。父母之所以特意选在初二设宴，是为了不让赵昕跑两趟。但只有安泊知道，赵昕一趟也不会来了。

一直到晚宴之前一小时，安泊才装模作样地告诉父母：赵昕刚才打电话，临时有事，来不了了。杨老师和安校长对视了一眼，什么都没说。

于是，非常没来由地，在晚宴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安泊突然对妹妹苏说：“等我在温哥华站稳脚跟，我就让咱爸咱妈把豆豆给我送过去，然后我再想办法让他俩留下来。”

苏不很热心地“哦”了一声，似乎并不买账，“加拿大到底有什么好的？”

“北极熊！”丁当，苏七岁的儿子，快乐地接了个下岔。

“答对了！等姥爷姥姥站稳脚跟，我就让他们把你接去上学，好不好？”

“太好了！”丁当跳了起来，“外国小孩过得可快乐了！”

这一下，在场的四个大人一齐把目光转向了安泊。安泊知道，她挠到了全家的痒处。于是，她清了清喉咙，自信地迎接着大家的目光，开始描述仓促间画出的路线图：

“如果一切顺利，五年之内解决咱爸咱妈的身份问题。等咱爸咱妈的事儿办妥了，就接丁当去加拿大读书。丁当现在七岁，五年后十二岁，到加拿大正好上中学；十一年后中学毕业，再上二年大专，毕业后就能以‘加拿大经验类别申请移民。重点在这儿，加拿大有一个独特的‘加拿大经验类别，只要上两年大专就能拿到身份。这就已经十三年了。一旦丁当站稳脚跟，他就能以自己的名义担保你俩（指苏和她丈夫）去加拿大团聚。这大概还需要五年。也就是说，十八年后咱全家都变成加拿大人，在温哥华团聚。”

“姐，我敬你一杯！”苏最先反应过来。

安泊的心，被全家人的热情融化了。是的，我漂洋过海，是为了你们。

真的到了大洋彼岸，安泊的热情却逐渐冷却下来。她开始后悔当初说的那番大话。父亲安排爱莉丝独自来加，虽给安泊造成些许不便，却也使她如释重负：那张路线图，反正不是我撕毁的。

但是现在，她开始怀疑自己了。路线图的诞生也许并非是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自己和他们之间，也许永远剪不断扯还乱。可是这，这，完全说不通啊。

安泊从小跟父母就不亲。初二那年为什么非要上个数学提高班？就是为了在中考时脱离父母任教的学校。寄宿高中的第一夜，宿舍里别的同学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唯有她一个人哭不出来。她只好用被子蒙着头，装哭。那是她第一次体验孤独，不是因为和父母分离，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

爱莉丝翻了个身，顺便把被子扯过去一大半，看来是已经睡熟了。安泊睡不着，干脆坐起来，靠在床头。也许是起得过猛，她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眩晕，仿佛一跤跌在悬崖边上，往下看到一片虚空。

一阵柔和的手机铃声从书房传来。这么晚了，会是谁呢？爱谁谁，有个人说话也挺好。

她跑进书房，抄起手机。原来是文德尔。

“文德尔？什么事？”

“我向你道歉。我不想冒犯你。如果我无意中说了什么让你感觉不好，我郑重道歉。”

“没关系。其实这也不能怪你。是我自己心情不好。我刚才没有打扰你的工作吧？”

“没有，我在喝酒。你想不想出来喝一杯？”

“为什么不呢？你在哪儿？”

文德尔说了一个酒吧的名字。

安泊只用了20分钟就开车来到温哥华市中心，然后把车停在一个24小时立体停车场。一旦踏上温哥华街头，她的心意又变了。温哥华的秋夜温和湿润，有一种消磨一切、瓦解一切的魔力。海风习习吹来，安泊顺水行舟，拐进了路过的第一个酒吧。

安泊坐在吧台前的高凳上，尽量摆出老练的架势，点了一杯“大都会”。她的上一杯（也是她唯一的一杯）“大都会”，距这杯有三年之久。那一天是他们班上的贾斯汀过19岁生日。加拿大法律规定：19岁以下不能饮酒。终于满了19岁的贾斯汀举着一杯“大都会”，对安泊无比惆怅地说：“你知道吗？从现在开始，每次喝酒都是合法的了。”

贾斯汀现在应该有22岁了。安泊偶尔也会登录一下Facebook（脸书），看看过去的同学们如今都在做些什么，只是自己从不发言。贾斯汀回了萨斯卡通省老家，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打算挣够了钱就去巴黎，拍一部关于大城市建筑涂鸦的纪录片。他并没有在停尸房工作，所以攒钱的速度不太理想。

一杯很快就喝完了，安泊又要了第二杯。他们班上恐怕只有凯文具备在停尸房工作的潜质。他喜欢写恐怖片。凯文啊凯文，你如今又在哪儿蹉跎呢？

不知不觉，第二杯又喝完了。安泊刚想举手叫服务员，就听见手机响。酒吧里很吵闹，安泊把钱扔在吧台上，一溜小跑着来到了街上。

“你到哪儿了？”文德尔问。

她想撒个谎，但是她已经有了三分醉意，于是真话毫无阻力地脱口而出：“好像是西哈斯庭街和里查德斯街的交叉口。”

“那你顺着西哈斯庭往候马街走。哦，算了吧，你原地别动，我去找你。”

“不不，你不用过来了。”安泊说，但是文德尔已经把电话挂了。

安泊抬起头，四下里看看。她的学校就在西哈斯庭街上，她对这一带曾经了如指掌。校园24小时都对学生开放，计算机房里、摄影棚里，分分钟都有人在工作。

她打算顺着西哈斯庭街往甘比街的方向走，校园就在甘比街上。可是不知怎么拐了一个弯，她发现自己上了里查德斯街。她决定将错就错。但里查德斯街走到头，是一个丁字路口。她十分气恼地记起，顺着横在面前的科多瓦街往右拐，也能回到学校。

恰在这时，一股淡淡的啤酒香味拯救了她。顺着这股香味，她左拐上了科多瓦街。安泊上学的时候，每天从Waterfront公交枢纽一下车，就得一路狂奔往学校赶。偏偏Waterfront站前有个露天酒吧，从早到晚都有人悠闲地坐在那里，谈天说地喂鸽子，看到安泊这样的暴走族，还会亲切友好地打个招呼。那时安泊对这个酒吧的憧憬，就像战士透过硝烟看到了和平纪念碑。她暗下决心：毕业后，一定要专门到那里去一醉方休。其实安泊并不喜欢喝酒。更重要的，一旦真的毕业，她竟然一次也没来过Waterfront。

这么说，实现愿望就在今天了。在啤酒香味儿的牵引下，安泊终于走进了向往已久的露天酒吧，点了今晚的第三杯“大都会”。

她感觉很满足，终于圆了一个梦。这就是温哥华的夜生活，好好享受吧。有人说温哥华是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呢，你都已经在这儿住了三年了。父母居然还对能否适应抱有疑问，整天问东问西。其实，他们的问题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怎么才能适应天堂呢？

她忽然想起了另一件陈年旧事。

那件事发生在安泊13岁左右。当时她家住在一栋老工房里，一共15平米，爸爸、妈妈、苏和安泊，四口人挤在一张床上。有一天早晨，安泊在床下发现了一个东西，短粗，鼓鼓的，像一节香肠，肠衣还打了个结。她用手捏了一下，里面是液体。安泊把结儿解开，从里面窜出一股刺鼻的腥味。这时妈妈醒了，伸手就给了安泊一巴掌。

“我再也不能跟你爸睡在一张床上了。”20多年后，杨老师落落大方地说。

安泊终于记起，她今晚的第一次脸红，其实是因为杨老师的坦然。杨老师现在已经圆满了，可以全身而退了。而安泊却离婚了，半途而废了。

离婚又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尤其是对安泊这种有追求的人来说？安泊出国之前，不止一个人建言：要想用英文写作，你必须嫁个说英语的当地人。反过来，也有不止一个人断言：所谓用英文写作，只不过是个借口，其实你就是想嫁一个洋人。“就算我真想嫁一个洋人，”安泊笑道，“也用不着这么高端的借口吧？”

话虽如此，在出国这件事上，她从没正面跟父母坦然交流过：我出国是为了用英语写作。如此正大光明的理由，可以跟赵昕讲，可以跟米琪讲，唯独在父母面前说不出口。她不习惯跟父母谈论隐私。

跟父母能谈什么呢？似乎就只有路线图了。

安泊想到这儿，脑子里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塌方，发生在了她的内心宇宙里。

有人在弹琴唱歌，声音好像是从天上飘落下来的。安泊循声望过去，看到了一条大船的剪影。对呀，这里是温哥华的waterfront（码头），南来北往的游轮就停靠在这里。黑暗模糊了一切与一切的距离。安泊恍惚觉得，她只消抬一下肩膀，胳膊肘就能触到太平洋。

文德尔的电话又来了。安泊不想接，可是铃声响个不停，惹得旁人注意她。

“安泊，你到底在哪儿？”

“阿拉斯加，”安泊笑着说。

“你在耍我吗？”文德尔听起来有点儿不高兴。

“不，不，”安泊猛醒，“我就是想自己坐一会儿。”

“我只是想向你道歉，我们一起坐一坐，喝一杯。嗯，好吧，其实我知道拉什迪是什么人。”

“真的？你怎么会知道？”安泊突然有了兴趣。

“两年前，你告诉过我。我至今记得。”

“噢，得了吧，”安泊觉得扫兴。又是两年前，她努力想忘掉的两年前。“今晚我哪儿也不想去了……咦，我好像看见你了。”

隔着科多瓦街，安泊看到一个疑似文德尔的人停住脚步，四下张望。安泊其实经常在自己工作的报纸上看到文德尔的照片。房地产广告通常要占本地华人报纸广告的一半。

他们两人之间隔着一条街。街灯照到路面上，科多瓦街像一条闪闪发光的河。黑暗将一切物体之间的距离都模糊掉了，原本可以确切丈量的，现在反倒变成了无限。安泊想象自己穿过街道，向文德尔走去。然后，走着走着，突然就停在了马路中央。是的，她一定会的。她总是这样，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突然就停在中途。

“你到底在哪儿？”文德尔四下里张望。

安泊一阵心慌意乱，不由分说就挂上了电话。

远远地，安泊看到文德尔险些跌个跟头。安泊自己的心也一下子揪紧了。

文德尔恢复了平衡，把电话揣在兜里，沿着科多瓦街的南侧，继续往西走了。假如她想让他回来，现在也许还来得及。她想吗？她的手机就在桌上，离手指几厘米。

凌晨一点，安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设在辛克莱广场的24小时停车场。她刚刚坐进停在五层的车里，文德尔的电话又来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文德尔说，“你喝醉了，不能开车。”

“谢谢你。我就在停车场坐一会儿，等酒醒了再回家。”

安泊的心里涌起一点点暖意。

“其实我家就在附近，”文德尔轻声细语地说，“你要不要到我家喝杯咖啡？”

恰在此时，不远处的电梯“叮当”一声。电梯门打开，一个长相丑陋的陌生人走了出来。“不用，谢谢。”安泊说，声音里有深深的疲倦。

“好吧，”文德尔说，“再见。”

电梯门又关上了。陌生人不知去了哪儿。电梯门上的数字从5变成4，再变成3、2、1，然后就停在1上，一动不动。

安泊坐在车里，从这个角度，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一点点太平洋。她忽然记起在加拿大的第一年。有一天，她在99号公路上开车，恍然感觉自己可以无限提速，按照飞机起飞的原理，开着这辆Caravan就能直上九霄。

那时候，她的内心宇宙还是很强大活泼的；那一年，她还是气势如虹一往直前的。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就浸泡在“中途”这个词儿里了呢？

也许，我选错了飞机场。温哥华这个地方，实在是太中庸了。北京是多么极端啊！不仅冬天严寒，夏天酷暑，而且从冬到夏或者从夏到冬的转换，往往只需一两个星期。温哥华的春秋两季特别漫长。人的头顶上好像有一个盖子，要么一天天越旋越紧，要么一天天越旋越松，反正总也不能到位。

“也许，”在沉入梦乡之前，安泊想，“我应该搬到阿拉斯加去。”

安泊猛地醒来，天已经蒙蒙亮了。她把钥匙插进点火器，车上的数字钟告诉她：现在是早晨六点二十五分。安泊赶紧打着火。爱莉丝每天七点半起床，她必须赶在这之前到家。平常这个时段，街上应该还很冷清，但实际的交通状况却比安泊预想得要糟。

把车停在车库里，又从车库进了门厅，安泊赫然发现爱莉丝的旅游鞋已经不见了。拖鞋倒是整整齐齐地摆在鞋架前。她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即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二楼。二楼厨房有些乱，明显有人用过。她来不及细看，一口气跑到三楼。主卧室的门大敞着，爱莉丝不在里面。

安泊顿觉五雷轰顶。爱莉丝半夜起来，发现我不在家，离家出走了？她会上哪儿去呢？安泊发了疯似的在主卧室里翻找，希望能翻出爱莉丝留下的片言只语。她把被子掀到地上，把枕头扔到地上，把床单扯到地上，然后盯着暴露的床垫，无计可施。她揪着头发，在地上来来回回地踱步，直到被一个硬物硌了脚。低头一看，是只闹钟。闹钟上的时间顿时让安泊清醒了过来。自己车上的表还没有调回到标准时间，此时此刻实际上已是八点十分了。

安泊冷静了下来。爱莉丝喜欢上学，她不会逃学的。

安泊用了五分钟赶到学校。时间还早，她轻易就在停车场上找到了车位。教学楼还没开门，安泊绕过教学楼，走到操场的一侧。操场大得像草原。安泊举目四望，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孤零零地坐在操场另一侧的沙坑旁边。

安泊立即放下心来。她穿过操场，向沙坑跑过去。一边跑一边想怎么解释今天晚上自己的缺席。草叶上的露水打湿了她的鞋和裤角。等她跑到爱莉丝面前，她已经气喘吁吁了。

爱莉丝抬起头，冷冷地望着安泊。一夜没睡好，爱莉丝的双眼布满血丝。

“对不起，”安泊说，内疚使她把想好的理由又咽了回去。

“没事儿，”爱莉丝耸了耸肩，“这不是挺好吗？我们直接就进入第二步了。”

哦，对了，那张路线图。安泊一下子想了起来。有一分钟时间，她在内心深处不住地惊叹。多懂事的孩子！比她的年龄要成熟得多。也许，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长大，本身就像读了一个速成班。

“你做什么呢？”她注意到爱莉丝一直在挖沙坑，“快起来吧，草地上很湿的。”

爱莉丝叹了口气，然后向安泊伸出手。她的手心里有一个小纸包，纸包上沾着沙子。“她到底还是没来。”

“真对不起！”安泊惊呼，这次是真心的。

“是我该说对不起，我昨天晚上说了谎，”爱莉丝显得有点儿难为情，“它不在主卧室。星期五放学前，我把它埋在沙坑里了。”

“为什么？”

“我觉得，在学校，她可能会更容易地找到我。”爱莉丝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们家，有点儿，中国。”

安泊惊呆了。怎么一转眼的工夫，这孩子的智商又回到了五岁前？她不由自主地，茫然地盯着爱莉丝，仿佛这样就能使她获得进入爱莉丝内心世界的密码。

爱莉丝刚毫不退缩，依然执拗地仰着头，右臂高举着纸包，严肃而庄重地向安泊出示着证据。

安泊下意识地将纸包接了过来。

她轻轻打开纸包，一只肮脏的小牙齿露了出来。参差不齐的牙根中间，有一个暗红色的小圆点，似乎是血。安泊的目光柔和了一些，她用手轻轻抹了一下牙根，血迹还在，仔细一看，才意识到那是牙髓。这是安泊第一次触碰爱莉丝的断牙，奇特的触觉让她心跳加快。七年，牙齿般坚硬的七年。七年来，她第一次怀疑：自己的时间平行后移理论也许是个错误。

她把那只断牙捏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地看，终于发现它一面是洁白的，另一面则是污黄的。她想起多少次临睡前，自己大喊大叫，要爱莉丝刷牙时别忘了另一面。她的心在刹那间奇迹般地平静了下来。

“你到底还是没刷。”她把污黄的那一面展示给爱莉丝。

“就因为这个？”爱莉丝瞪大了眼睛。

“我不能肯定，不过我们可以问问她。”

她用手托起那个纸包，高高举过头顶。她把头尽量地向后仰，好让自己充分地直面头顶上那个想象中的盖子。不仅如此，她还踮起了脚尖，仿佛这样一来，天上的牙仙女就能把她们母女看得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