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重在新突破

文/本刊记者 崔 晨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部署，未来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一时间，新型城镇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断言：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2002年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2011年，达到51.27%，城市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面对发生巨大变化的城乡结构，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型城镇化作为新“四化”、新“三架马车”当中的重头戏闪亮登场。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部署，未来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一时间，新型城镇化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城镇化和城市化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在英文当中，二者是同一个词即Urbanization，意思是指一个地区不断地从乡转化为城的过程。而在汉语当中，特别是当前的官方用语当中，城镇化的使用频率更高，这有着特殊的意义。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张强认为，城市化主要反映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客观趋势，“现在把城市化趋势用城镇化来概括，关键是有一个‘镇’字，一字之差表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指导思想，不但是发展城市，也要发展小城镇；不但鼓励农村就业人口进入城市地区，也鼓励进入农村地区的小城镇”。张强进一步指出：“这就意味着，应使农民跨大地域的流动和在大地域内的流动相互结合起来，跨地域的流动与就地实现转移就业相互结合起来，并且随着产业布局趋于区域均衡，逐步实现以就地转移就业为主。”张强认为这种不以跨地区人口流动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的最大好处是，既可以解决城市的无序膨胀，又可克服农村的空心化。

新型城镇化在经济领域的推动作用被视为更加巨大，多位专家表示，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突破50%，意味着我国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城市或城镇，这里面产生的衣食住行的消费需求是难以估量的，城镇化率的数字小数点后面每变化一点点，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有机构测算，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由此带动的投资、消费需求，至少可维持4%至5%的经济增速。

背景链接

新型城镇化推向全国的多种模式选择

这些年来在全国先后出现过各种新型城镇化的改革尝试，例如天津模式、成都模式、广东模式以及江苏模式和浙江模式。各地模式的共同性为：工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农地向集约经营集中，村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和土地有偿转让使用。

成都模式：以大城市带大郊区发展

成都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的发展模式。其主要做法是对土地确权颁证，建立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设立建设用地增减指标挂钩机制。以发展较好的区域作为起步点，确立优势产业，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另外再配以农民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天津模式：以宅基地换房集中居住

天津的小城镇发展主要分为四种子类型：整体推进型、都市扩散型、开发拓展型和“三集中”型。其主要做法为乡镇政府主导的“以宅基地换房”，先解决搬迁农民的安置问题，然后通过土地集约增值的收益发展地区产业，解决农村居民的就业问题。将农民的集中居住与城镇化、产业化有机结合。

广东模式：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

广东模式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是珠三角模式，即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中心镇为发展依托；二是山区模式，即围绕着县城，发展专业镇。珠三角模式的主要做法是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进而实现城市周边地区的快速崛起。

苏南模式：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

苏南地区采取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方式。政府出面组织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出资办企业，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

温州模式是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迅速发展为推动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温州，当地政府扶持个体私营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有了自己可追求的利益，利用本地区可利用的资源，发展地域经济的方法。

美国马里兰大学建筑、规划和保护学院副院长，中国土地政策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丁成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将新型城镇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之一，意味着未来10至20年内中国城镇化进程将发生质的变化，同时使城镇化承担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使命。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更是将新型城镇化视为一张“王牌”。“下一步要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化建设是最大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而如何用好这张“王牌”则是各方更为关注的。与传统提法相比较，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注重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建的城镇化。它要求在传统和现有城镇化的基础上，实现新的突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走的是土地城镇化和景观城镇化的道路。”张强一针见血地指出。“土地城镇化，偏重的是把农民的土地占为城镇建设，土地上的农民却并没有完全被纳入城市社会服务范围；景观城镇化，偏重的是按照传统的城市面貌改造村镇，让农民‘上楼’，而农民却没有全面享受到‘上楼’以外的其他城市社会待遇。” 因此，张强强调在认识城镇化时，必须注意到自中共十七大以来一直强调的“城乡一体化”这个关键词，这是理解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的一把“钥匙”。“在城乡一体化大背景下的新型城镇化，不是片面地土地城镇化和景观城镇化，而是注重于有实效地解决农民问题的城镇化，是有序地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城镇化，是以破除二元体制机制来提高发展质量的城镇化，是趋利避害、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的城镇化。它的最终目标或结果，就是逐步缩小或消除城乡多方面的差距，从而根本解决‘三农’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在演讲时也表示，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城镇化，即建高楼大厦，同样重要的是民众权利的城镇化，二者不可偏颇。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在部署2013年工作重点时也表示：要总结全国城镇发展改革试点经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抓紧研究制定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措施。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则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新突破核心是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与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城镇化发展背景不同,因此不能走西方城镇化道路，我们要走老城区+工业新区+农村新社区的道路，三区合一就是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对于三区合一，厉以宁的解释是，老城区一般都有很多商业、服务业中心，也建了很多工厂，但随着发展的深入，工厂迟早要迁出老城区，这样就催生了工业新区的建设；同时，随着农业的发展，农村新社区也会应运而生，它是经过改造的新农村，不再以村为建制而是成为社区建制。在这种三区合一的模式下，环境是优美且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是到位的，社会保障是一体化的。

丁成日根据国际发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就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有序、和谐、健康发展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城镇发展应该按照经济规律发展，不能按照规模、行政等级来决定；突破“条块”体制和思维，不同的发展目标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和不同的政策对应；实行区域化的城镇发展战略；消除制度障碍，推动农村移民在城镇中定居和融合。

有人说新型城镇化是“美丽中国”腾飞的翅膀，是建设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重要路径。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相信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梦将不再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