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司马迁的天人感应观
——以《史记·天官书》为视角

赵继宁

（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试论司马迁的天人感应观
——以《史记·天官书》为视角

赵继宁

（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天人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感应观是古人在该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史记·天官书》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在司马迁看来，天上的星宿与人间社会、地域分野是感应的、相通的，通过对星象的观测可以预知“天命”，即预测军国大事和王权更替等。通过对司马迁天人感应观的揭示，可以对其“天命”思想有客观正确的把握。

司马迁；《天官书》；天人感应观

天人观念的产生，可追溯至殷人的有神崇拜。由于“知天命”便意味着掌天下，天人观念便客观上为我国古代星占学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在“知天命”意识的驱动下，大概周初便有了专掌星占的“保章氏”之官。[1](p819)天人观念到了汉代，经董仲舒的极力倡导而发展到了极致，“天人合一”一词即由他提出。[2](p288)董仲舒对星占学影响最大的是其“天人感应”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3](p2498)

《天官书》便是以“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记录和总结远古至汉初的各种天象，并据此对国家大事进行预测的星占之书。司马迁受“天人感应”说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看来，日、月、星“三光”，是“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4](p1342)就是说，天上的日月五星和地上的阴阳五行是一体的、相通的、感应的，因为有阴阳之“精气”将天、地联系起来，而天地的感应只有“圣人”才能感觉到。所以他认为“世主”必须仰观俯察，重视观察日月星辰之天象：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4](p1342)

司马迁相信，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之前，必有天象出现并随之应验。他在历数秦始皇至汉初的著名天象和应验的重大事件后说：“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4](p1349)他强调，“天之客气”最接近“天人”符应，与政事最为密切：“日月晕适，云风，此天之客气，其发见亦有大运。然其与政事附仰，最近天人之符。”[4](p1351)

既然“天人感应”说是《天官书》星占学的理论基础，那么，作为《天官书》作者的司马迁其“天人感应”观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从《天官书》全文来看，这种“天人感应”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为“天人”感应，即星官和人间社会的对应上；二是体现为“天地”感应，即星官和地理区域的对应上。

一、天人感应——星官和人间社会的对应

经笔者考证统计，《天官书》记载的星官共有97个。司马迁在命名这些星官及其所属恒星的名称时，其出发点和依据就是“天人感应”观念，他把天上星官和人间社会的各种事物对应，用这些事物的名称作为星官的名称。这些星官即恒星的颜色、亮度等出现的异常变化，都被看作是对应的人间社会吉凶的征兆，是预测天命的依据。他的这种天人感应观，可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星官和人间事物的对应，二是星官和汉代官职的对应。

（一）星官和人间事物的对应。

大凡人间社会存在的事物，都被司马迁搬到天上作为星官的名称。大到王室后宫、宫殿建筑、河流山川，小到日常器物、动物植物、人物神怪等等，在天上都有星官和其一一对应，天上成了人间的投影，真可谓“天上人间”。这种星官和人间事物的对应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星官和王室诸侯的对应：

子属正妃后宫尾（九子）诸侯

二是星官和建筑场所的对应：

天王帝庭三光之庭明堂离宫阁道文昌宫三能南门端门掖门北落天阙天市天街天苑天厕天库楼市楼娄胃廥积盖屋垒疏庙清庙东井贱人之牢贵人之牢

三是星官和河流的对应：

北河南河咸池天潢江星

四是星官和用具器物的对应：

帝车天枪天棓天矢弧矛盾钺轸车五车五潢罕车衿舝（钥）旗天旗九游杵臼河鼓箕

五是星官和动植物的对应：

苍龙朱鸟白虎玄武天驷右骖牵牛狼柳翼封豕匏瓜

六是星官和人物的对应：

轩辕南极老人王良婺女织女厨

七是星官和神怪的对应：

太一天一五帝座舆鬼

八是星官和其它事物的对应：

质（积尸）附耳阴德虚（哭泣）罚

（二）星官和汉代官职的对应。

“星官有尊卑，若人之官曹列位”。在古人看来，人间社会的官职有尊卑上下，那么，作为人间社会投影的各种星座也同样按照官位次序排列。这种天人感应观念在《天官书》中的突出体现，就是司马迁用汉代朝廷的官职名称来命名星座，所涉及的主要官职有：三公，藩臣，辅星，士大夫，将，上将，次将，左右将，羽林天军，相，贵相，司命，司中，司禄，骑官，李（法官），执法，郎位，将位，员官，司空等。下面，对《天官书》中星官所涉及的汉代重要官职略做考证，以说明星官和汉代官职的对应。

三公：是最高级别的辅政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周代已经有了三公的设置：“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盖参天子，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一职为官。……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3](p722)汉初，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为三公。[3](p724-725)

藩臣：指藩王、属国之王或节度使。《史记·五宗世家》：“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4](p2099)《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陆贾至，南粤王恐，乃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3](p3851)

羽林：两汉皆置，属光禄勋，掌宿卫侍从。《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营骑，后更名羽林骑。又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羽林有令丞。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3](p727-728)

相：西汉诸侯王的属官。汉初诸侯王自治其国，设丞相为其统领众官。景帝中五年令诸侯王不得自治，改诸侯王之丞相为相。[3](p741)

郎：诸郎官总称，秦汉皆置，汉时为光禄勋的属官。“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3](p727)

司空：汉初称御史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有两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成帝绥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绶，禄比丞相，置长史如中丞，官职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复为大司空。”[3](p725)

二、天地感应——星官和地域的对应（分野观）

除星官和人间社会的对应外，《天官书》中还有天上星官和地上区域的对应，即所谓的“分野”，这是司马迁天人感应观的另一种表现，是古代星占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分野观念，起源甚古。陈遵妫先生认为其起源于原始时代。[6](p284)据《周礼·春官·保章氏》记载，保章氏专管分野之事，“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是说星宿对应九州地域。郑玄注：“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1](p819)是说州所辖之国也有对应的星宿。在古代星占家们看来，天地间是相互感应的，天象的变异，预示着对应的地域将发生某种灾变；反过来，人间某地发生灾变，其对应的星宿也必有相应的天象反映。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星占家把天上星宿和地上区域进行对应性划分，这样，天上的某一星宿便与地上的对应地区建立了固定的联系，该星宿的天象变化就预示着该地区的社会、人事等灾变。

作为星占学专书《天官书》中的分野形式主要有北斗分野、二十八宿分野、行星和恒星结合的分野、日月食天干分野等。

（一）北斗分野。

为了说明了北斗分野观念，先说明一下自先秦以来确定月名即“月建”的一种方法。我们说，作为地球自转和公转视运动的反映，北斗斗柄在不停围绕北天极作周日旋转和周年旋转，并指向不同方位，因而可以指示夜间时间早晚和寒来暑往的季节变化，这样，古人就根据北斗斗柄指向的不同方位来确定月份即所谓“月建”。若斗柄指向十二辰（地支）的“寅”位，即为夏历正月的月名，其余的月名依次类推。同时，古人根据斗柄所指的不同方位，对地理区域进行“分野”划分：

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4](p1291)

《天官书》中的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明了古人观测北斗运行确定“月建”的三种方法：“昏建者杓”，是说若在黄昏时确定月名，即观察北斗斗“杓”即斗柄所指十二辰方位名作为该月月名；“夜半建者衡”，是说若在子夜时确定月名，即观察北斗斗“衡”所指十二辰方位名为该月月名；“平旦建者魁”，是说若在黎明时确定月名，即观察北斗斗“魁”所指十二辰方位名为该月月名。二是说明了汉代的北斗分野观念：

杓，自华以西南。

衡，殷中州河、济之间。

魁，海岱以东北也。

意思是说，北斗斗柄，对应华山及其西南地域；斗衡对应中州（今河南省一带）黄河、济水之间的地域；斗魁对应东海、泰山之间及其东北地域。由于观察北斗七星，可以确定月名、四季、节气、历法等，所以司马迁说：“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4](p1291)

除《天官书》所载北斗斗杓、斗衡、斗魁的分野外，还有另一种北斗七星的分野，明凌稚隆《史记评林·天官书》引《考要》云：“《周礼》保章氏掌封域分星，以观妖祥。故论者以二十八宿分主九州，而斗之七星亦各有属，不独杓、衡、魁三者而已。斗星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赵，六主燕，七主齐；或云，一主徐州，二主益州，三主冀州，四主荆州，五主兖州，六主扬州，七主豫州，八主幽州，九主并州。北斗凡九星，其二阴星不见，故只云七星耳。”[7](p444)《考要》所说北斗七星之分野，既有国之分野，又有州之分野，和《天官书》粗线条的河、山分野比，明显是后起的分野观念。

（二）二十八宿分野。

二十八宿分野的观念，在司马迁看来是很久远的：“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4](p1346)这种分野关系一经《天官书》确立，为历代《天文志》和星占家所采用并有所损益。以下引文是《天官书》所载二十八宿和十三州的对应。《正义》引《括地志》云：“汉武帝置十三州，改梁州为益州广汉。广汉，今益州咎县是也。”[4](p1330)可见，这种分野是汉武帝时代二十八宿和十三州的对应分野观念：

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牵牛、婺女，杨州。虚、危，青州。营室至东壁，并州。奎、娄、胃，徐州。昴、毕，冀州。觜觿、参，益州。东井、舆鬼，雍州。柳、七星、张，三河。翼、轸，荆州。[4](p1330)

在比《天官书》稍早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二十八宿和列国的对应分野：

星部地名：角、亢，郑；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牵牛，越；须女，吴；虚、危，齐；营室、东壁，卫；奎、娄，鲁；胃、昴、毕，魏；觜嶲、参，赵；东井、舆鬼，秦；柳、七星、张，周；翼、轸，楚。[8](p122-123)

比较以上两种分野形式可以看出，《天文训》二十八宿分野对应春秋十三个列国，《天官书》则具体到汉武帝时十三个州，从地域范围上来说，这些列国和州有地域上的对应关系，比如，“宋”和“豫州”对应，“燕”和“幽州”对应等，这反映了分野观念由粗线条向细致化的发展轨迹。

《天官书》、《天文训》的二十八宿分野观念，经唐代大星占学家李淳风之手而系统化，分野划分更为精细。在李淳风所作的《晋书·天文志》[9](p308-309)中，将二十八宿和国名、州名对应，并具体到分野星宿所占的周天度数，同时给出了对应的十二次、十二辰（地支），见下表：

二十八宿十二次十二辰分野国分野州轸12、角、亢、氐4寿星辰郑兖州氐5、房、心、尾9大火昴宋豫州尾10、箕、斗11析木寅燕幽州斗12、牵牛、须女7星纪丑吴越扬州须女8、虚、危15玄枵子齐青州危16、室、壁、奎4诹訾亥卫并州奎5、娄、胃6降娄戌鲁徐州胃7、昴、毕11大梁酉赵冀州毕12、觜、参、东井15实沈申魏益州东井16、舆鬼、柳8鹑首未秦雍州柳9、七星、张16鹑火午周三河张17、翼、轸11鹑尾巳楚荆州

（三）行星和恒星结合的分野。

《天官书》中，除北斗分野、二十八宿分野外，还有行星和恒星相结合的分野形式。在这种分野中，古代的星占家将行星恒星与东、西、南、北四方之国联系起来，其分野观受五行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比如太白星，于五行对应西方，就将其归于“西方之星”，从而便和位于西方的秦国有了联系；又如荧惑星，于五行对应南方，就将其归于“南方之星”，便和位于南方的吴、楚两国有了联系：

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吴、楚之疆，候在荧惑，占于鸟衡。燕、齐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虚、危。宋、郑之疆，候在岁星，占于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参罚。[4](p1346)

《正义》的解释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行星和恒星结合的分野观受五行思想的影响：“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故秦占候也”；“荧惑、鸟衡，皆南方之星，故吴、楚之占候也。”；“辰星、虚、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齐占候也”；“岁星、房、心，皆东方之星，故宋、郑占候也”；“辰星、参、罚，皆北方西方之星，故晋占候也”。现将这种行星和恒星相结合的分野列表说明如下：

所候行星所占恒星所属方位对应分野国太白狼、弧西方之星秦荧惑鸟衡南方之星吴、楚辰星虚、危北方之星燕、齐岁星房、心东方之星宋、郑辰星参、罚北方、西方之星晋

为什么星占时“所候”为行星、“所占”为恒星呢？这应该是星占家在实际星占操作时，对行星、恒星的观测结果进行综合处理的原则。

为什么在上述“所候”行星中唯独缺“填星”呢？这与古人的“中央之国”观念及阴阳五行观念有关。“中国”在古人看来，于四海居东南，于华夏居天下之“中”——应和五星中的“填星”对应。“中国”又为阳，还可以和太阳、岁星、荧惑三个阳星对应相配。所以，司马迁说：“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阳则日、岁星、荧惑、填星；占于街南，毕主之。其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为阴；阴则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4](p1347)

（四）日、月食天干分野。

在进行日、月食占卜时，《天官书》将表示日、月食发生时间的不同天干，按“五行”原理对应于不同的地区，我们将这种分野称作“日、月食天干分野”：

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4](p1332-1333)

由于“甲乙”于五行为木，故此时发生的日、月食对应于东方“四海之外”，“丙丁”于五行为火，故此时发生的交食对应于南方“江、淮、海岱”，等。因此，司马迁在谈及日食的占断方法时又说：

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时，用命其国也。[4](p1331)

“加以日时”，就是说要参考日食发生的时间，由发生时间来确定对应的分野，再配合“日所宿”等因素，最后才能确定应验的国家和地区。上引《天官书》的日、月食天干分野用表格说明如下：

五行木火土金水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五方东方南方中央西方北方地区四海之外江淮海岱中州河济华山以西恒山以北

三、结语

《汉书·艺文志》载：“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3](p1765)由此可知，汉代已经把星占活动提高到了“圣王所以参政”的地位。作为掌管天文星历之职的司马迁，观察天象从事占星活动是他的职责，他不可能脱离这一活动。再就《天官书》全篇所载内容看，除其中少量属于天文科学的内容外，其余三分之二的篇幅是以“天人感应”观念为出发点的星占学内容，所涉均为国家兴衰安危大事。据刘朝阳先生对《天官书》占候之事的统计，《天官书》中关于用兵占候的则数最多，为124则，占全书的40%多。[5](p73)所以我们说，在“天人感应”观念支配下，司马迁是相信天命的，他预测天命的主要手段就是《天官书》所反映的星占学。有好多学者在论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有“拔高”司马迁的倾向，即认为司马迁“不信天命”。我们说，尽管司马迁在探究“天人”关系时，有怀疑甚至否定“天命”的个别论述，如批评项羽至死不悟而怪罪“天亡我”是十分荒谬的；在《伯夷列传》中对“惩恶佑善”的“天道”提出质疑等。但总体来看，司马迁是相信“天命”的，换言之，在“天命”和“人事”特别是王权更迭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问题上，他持承认态度而陷入了神秘主义的“天命论”。

[1][汉]郑玄，[唐]贾公彦.《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刘朝阳.史记天官书之研究[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l929，（7）.

[6]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明]凌稚隆，李光缙.史记评林[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8]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9][唐]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责任编辑 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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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3-8477（2014）02-0109-05

赵继宁（1973—），男，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史记·天官书》研究”（13YJCZH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