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六如与毛泽东的革命情谊

熊坤静

近距离接触“紫云轩主人”

王鹤滨被调到中南海初，住在南海北岸上的“静谷”大院，即丰泽园的西邻、勤政殿边上的西八所。在丰泽园大院的偏东侧，就是毛泽东在中南海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菊香书屋。书屋所在的院子向北有5间房，中间的一间有过厅，大门上有一块横着的木质匾额“紫云轩”。进入紫云轩，东侧的两间北房通间便是毛泽东的起居室了。据介绍，毛泽东从进入中南海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多一半的时间是在紫云轩度过的。王鹤滨说，毛泽东最喜欢住在紫云轩里，住在这里主席有一种“家”的感觉，因此戏称主席为“紫云轩主人”。

王鹤滨既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也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中央领导各自身边的工作人员后来组成了一个个小的工作班子，这些工作班子都称为“组”。按中央领导的排名顺序，毛泽东的小工作班子为一组、刘少奇的称二组、周恩来的称三组、朱德的称四组，任弼时逝世后，陈云的称五组……

据王鹤滨介绍：在日常的保健工作中，差不多每日要观察一下毛泽东的健康情况，如睡眠好坏、血压高低、心肺有无异常、限定安眠药用量等等，并记录下来；还曾用了数个月的时间，由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饮食摄入量、热量以及食物中蛋白、糖、脂肪、维生素、盐类的含量进行了计算。

毛泽东十分喜欢抽烟。有段时期身边人向毛泽东发动了一次促使他戒烟的“运动”，毛泽东的两个女儿、叶子龙的两位“千金”也来助威，这4个女娃娃兵执行任务坚决、果敢，她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口中把烟卷拔出来，使他少吸几口，或把糖块放进毛泽东的嘴里，代替吸烟。这些都是医生、护士、卫士无法做到的，遇到这种情况，毛泽东只好笑着任凭孩子摆布。

实际上，毛泽东对吸烟的危害是清楚的，从思想和行动上也愿意把烟戒掉，所以他同意大家所采取的戒烟措施，在衣袋里放一些瓜子、糖块，当想吸烟时便以嗑瓜子、含糖块代替。经过一段时间的戒烟实践，毛泽东对王鹤滨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都起不到这种作用。”至此，用瓜子和糖块来戒烟的手段以失败告终。

后来，王鹤滨等想出了个办法，把一支香烟截为两段，每次只点燃半支香烟，毛泽东对此欣然接受并且坚持了下来。

为了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毛泽东还喜欢喝酽茶。绿茶泡开后，水约占容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程度。医护人员对毛泽东喜欢饮用酽茶的习惯从不干涉，但因为茶叶中含有单柠酸成分，常喝浓茶易引起便秘。再加上他还有喜欢吃辣椒的饮食习惯，这都会导致便秘。为此，身边医护人员不断增加他的蔬菜中的粗纤维含量，毛泽东也自觉地吃粗米饭，增加肌体活动，再加上按摩及散步、跳交际舞等，使便秘得到一定的缓解。

毛泽东吃饭也不像常人那样按时、按顿很有规律。王鹤滨说，毛泽东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饭，要保证他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如果做好的饭菜，不管是什么原因毛泽东吃得很少，就成了大家的心理负担。当班的卫士的心情就更加沉重，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在交接班时会皱着眉头叹息一声：“唉！”然后带着自疚的神情向下一班交代着：“你看！这餐饭主席没有吃多少！”认为自己“运气”不佳。假如毛泽东这顿饭吃得很高兴，又吃得多了些，也可以从值班卫士在交接班时那春风得意的面容上看出来。

这样一来，毛泽东喜欢吃什么菜，就成了身边工作人员观察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大家观察了很久，还是搞不清楚毛泽东到底喜爱吃什么菜。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王鹤滨经常陪毛泽东吃饭，这个观察任务就自然地落在王鹤滨的身上。

经过多次观察，王鹤滨发现毛泽东吃得多的菜，都是离自己近的“门前菜”，距离远一点的菜就吃得少一些，十分随意。如果说毛泽东的饮食习惯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带有湖南人的饮食习惯。平时，毛泽东主食吃大米多些，几乎每餐都有，有时加点白面花卷、烧卖之类，只能说是点心。毛泽东爱吃的，或者准确地说是每餐都有的，就是湖南厨师老廖亲手做的带辣味的腐乳，炒的或炸的辣椒段，用料就是那种很辣的尖椒。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绿色的纤维多的带特殊味道的蔬菜。

曾有大量文章介绍毛泽东爱吃红烧肉，甚至有了“毛氏红烧肉”一说。王鹤滨回忆说，毛泽东吃肉是多样的，自己见到主席吃猪肉通常是肉丝炒竹笋或是肉丝炒青菜、清炖肘子等，“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时间里，很少见他吃红烧肉，甚至记不得主席是否吃过红烧肉”。

王鹤滨曾向毛泽东建议少吃动物油和肥肉，毛泽东也从未向王鹤滨提想吃所谓的红烧肉。有关“毛主席爱吃红烧肉”的传说，王鹤滨认为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吃过红烧肉，那个年代能吃上一顿红烧肉确实叫人难以忘怀，他可能曾向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过当年吃红烧肉的感受，提出过想吃的要求，但是自己在主席身边时的确不曾见过他吃红烧肉。1962年春节期间，王鹤滨夫妇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留他们吃晚饭。卫士李银桥把饭菜端上来时说：“为还苏联的债，猪出口了。毛主席指示，不要给他吃猪肉。你们来了，也没有肉吃，但是你们要吃好啊。”

毛泽东平常很少吃水果，一方面吃水果费时间，更主要的是他的牙齿咬耗较重，对冷、热、酸很敏感。为了让毛泽东增加水果的摄入，卫士李家骥想出了个办法，即把梨子或苹果削皮去核，然后稍加点糖，放在碗里蒸熟后再吃。毛泽东对此很满意，说：“这样，我就能吃水果啦，不费时间，牙齿也不疼痛。”王鹤滨认为，这个办法虽然破坏了水果中的维生素丙，失去了吃鲜水果的意义，但是毕竟还能使身体摄取不少有益的成分。于是，这种方法很快在值班卫士中推广开来。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许多人祝过寿，可是却拒绝别人为他做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下来，人们这时候想为毛泽东祝寿，但他依然坚持不过生日，还说：“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只是在每年12月26日他生日这一天邀请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汤面。

1952年12月26日，正逢毛泽东59岁生日（中国习俗60大寿）。当天，毛泽东醒来后，让值班卫士请王鹤滨过去。和往日一样，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几碟酱菜、辣椒、腐乳等湖南风味的小菜，还有一碟酱牛肉片，没有摆毛泽东平常吃的米饭和炒菜，但多了一盆汤面（长寿面），且桌上还摆着两只盛着红葡萄酒的高脚酒杯。王鹤滨见状就问厨师：“今天是主席的生日，餐桌上的另外一杯酒是给谁准备的？”厨师表示不知道。

就在这时，毛泽东走进餐厅，用手势招呼王鹤滨坐在他一旁，端起葡萄酒，说：“王医生，今天是我的生日。咱们不祝寿，但可以吃汤面，行吧？祝寿不会使人长寿，对吧？人活百岁就很不得了喽，哪有什么‘万岁呀！”毛泽东说完，自己笑了起来。然后，毛泽东与王鹤滨干杯……

曾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对毛泽东身高的情况众说纷纭。王鹤滨回忆说：“1949年12月主席去苏联，苏联方面提出要为主席定做一个较为舒适的睡床，需要知道主席的实际身高。于是，主席的卫士李家骥为主席量了一次身高，测量结果是1米80。”他还比照自己与毛泽东的一张合影，说：“你看，我那时的身高是1米70，毛主席比我至少高出10个厘米。这几年，有些人写文章指责一些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说一些人在回忆录中‘拔高主席，其实，是他们借议论主席的身高来‘矮化主席。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人竟用遗体长度计算活人的身高。在医学常识中，人的身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矮，遗体会比活着时更短，怎么能用遗体长度计算活人的身高呢？”

在日常生活中，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喜欢散散步。在王鹤滨的记忆里，毛泽东的一次午夜散步让他难以忘却。那是一个初冬的深夜，值班卫士王振海突然来到王鹤滨的寝室，小声而急促地说：“王秘书，起来，主席要去散步。”王鹤滨从睡梦中被惊醒，急忙穿戴整齐向外面走去，借着路灯灯光看了一下手表，这时指针正指向凌晨一点多。司机周西林将车停在丰泽园大门的东侧，汪东兴、叶子龙、王鹤滨和两位卫士随毛泽东一起挤进“七人房”（主席专车的别称。是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防弹车，可以坐7个人），车出了西苑门向北驶去。

此时，人们早已进入梦乡，毛泽东透过车窗饶有兴致地看着夜幕下的街道、店铺及各式各样的民居。车沿景山东街开到鼓楼，然后折向西，最后拐进通往什刹海的一条斜街（侯卫士胡同）。毛泽东示意周西林停车，一行人走下车在短短的胡同里散起步来。毛泽东兴致勃勃，踱着平缓的步伐，有时将双臂倒背，有时又将双手指头展开，边说边比划，和大家低声说笑着。

离此地不远处就是豆腐池胡同，那里有1918年8月19日，为了新民学会成员出国留学事宜，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住过的地方——豆腐池胡同9号（今15号），那是毛泽东的恩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的住宅。王鹤滨觉得，这次散步，就好像是主席对年轻时代革命行踪的一次巡礼……

口罩引出的两段往事

一天下午，毛泽东醒后，没有起床，王鹤滨照例去他的卧室了解他的健康情况。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毛巾布睡衣半卧着靠在床头的栏杆上。王鹤滨询问了一下健康情况，为他测量了血压，正要离去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古装本书籍，侧过头来问：“你们医生看病人时，戴着大口罩，是为了爱护病人？还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我看是怕病人把疾病传染给你们。对吧？不然为什么住在病房里的病人，不都给戴上口罩哩？”说完，毛泽东用转到眼角的目光审视了一下眼前的王鹤滨。

王鹤滨听后，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当时，王鹤滨没有马上回答毛泽东的问题。在后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始终被这个问题困惑着。“我想，医生戴口罩是无可非议的，医生容易被病人传染上疾病，这是医务人员，包括医生在内的职业性危害。白求恩大夫就是因给病人做手术时划破了手，被病菌感染而死的。医生看病人或为病人检查身体时戴口罩，对医生对病人都有好处，这是用不着申辩的。但是，在戴口罩的这件事上，主席看问题的角度是非常尖锐而深刻的，他看问题、提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群众。无论做什么事都一样，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所服务的对象。本来，在医院里病人的交叉感染是个严重问题，一直是作为医院的重要课题。却没有人像主席那样从这种角度提出这个问题来。当然不只是戴口罩问题。首先把病人保护好，不使他（她）发生另外的感染。”

忆及口罩的事，王鹤滨说自己还曾遇到一次毛泽东的目光“训斥”。那是毛泽东视察湖北省大冶钢厂的时候，高炉间里温度很高，矿物粉尘和粉尘气溶胶浓度也很高。当时王鹤滨的提包里放着20多个口罩，毛泽东一行人都可以戴上一个，虽然它对防护气溶胶和硫磺味道无能为力，但还可以隔阻不少的粉尘颗粒。王鹤滨想，如果毛泽东不戴，别人是不会戴的。于是，王鹤滨偷偷地从手提包中抽出一个洁白的口罩，不让人注意地伸向毛泽东。

当毛泽东的手被触动时，用目光扫视了一下那块洁白的口罩，随即他的右手作砍刀状向右下方用力果断地砍去，与此同时他的目光也像两把利剑向王鹤滨刺来。王鹤滨立即明白了毛泽东的“手语”与目光所表达的意思，便急速地将口罩塞进提包里，他知道毛泽东是不愿意用这块口罩把自己与周围的群众隔开来。

王叔叔成为毛家孩子“家长”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了，王鹤滨与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十分熟悉。

平时，毛泽东很难和他的两个女儿在一起享受家庭的快乐。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毛泽东既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父亲，同时又是一位十分严厉的一家之长。王鹤滨说，毛泽东喜欢淘气的孩子，更喜欢会淘气的孩子。毛泽东反对做父母的干涉孩子们的自由，希望他们独立自主的生活，不要依赖父母，更不允许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去谋求便利。

大女儿李敏（毛泽东与贺子珍所生）出生在陕西保安，生下来时又瘦又小，邓颖超看望时说：“真是个小娇娃，一个小娇娇。”毛泽东听了，便说：“对，就叫娇娇！”建国初期，李敏住在中南海时大家都叫她“娇娇”，而且大家称呼她时谁也没有加过姓，叫得顺口而亲切。据李敏回忆，她的名字是毛泽东在她小学毕业要上中学时，才给她起的，那时候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李敏的姓既独立于其母亲的姓“贺”，也独立于其父亲的姓“毛”。当时，她曾经问毛泽东为什么让她姓李而不姓毛，毛泽东没有直接告诉她该姓什么，而是讲了自己曾经用过的化名“李得胜”的由来。

二女儿李讷之所以姓李，是随了其母江青（原名李云鹤）。“李讷出生时，还没有毛泽东的化名‘李得胜，这样算来‘李讷的名字比‘李得胜的名字还大5岁，所以说李讷的姓与李云鹤有关，与李得胜无关”。

李敏和李讷进北京师大女附中学习时，毛泽东让王鹤滨带她们去报名。校方给了王鹤滨两张学生注册登记表，表上有栏要填写家长的姓名。王鹤滨拿到表后，没敢在学校填写，便带回了中南海，拿着登记表去找毛泽东：“主席，学生注册登记表上有一栏要填写家长的姓名，如何填法？”

毛泽东连登记表也没有看一眼，就说：“你带去的学生，就填你的名字嘛！”

王鹤滨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他不愿意让孩子们有特殊感，也不愿意给校方增加精神负担，或对孩子们搞特殊照顾。这样，李敏和李讷在同学之中也不会孤立起来。结果，在家长那一栏中填上了“王鹤滨”。

在王鹤滨记忆中，毛泽东经常告诫自己的子女：你们是我毛泽东的子女，处处、事事、时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普通的人。不要说你们是毛泽东的子女。靠我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不要把我挂在嘴边上去唬人。

在和孩子们的相处中，李敏和李讷都把王鹤滨当成长辈，虽然王鹤滨比她们的两个哥哥都小一点，但是她们仍叫王鹤滨王叔叔。当然，不仅对王鹤滨，对其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甚至比王鹤滨年龄还要小的，她们也都称作叔叔。

* * *

1953年11月，王鹤滨离开毛泽东身边，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班进修。之前，王鹤滨曾两次向毛泽东提出深造的请求，但都被毛泽东以“我需要你在我这里工作”一语否决。但王鹤滨认为当时毛泽东的身体情况还好，自己也年轻，应该抓住时机，掌握了更高的医术再为毛泽东服务，就又提出了第三次请求。这次，毛泽东终于松口同意了。

1954年7月2日，毛泽东派人把王鹤滨叫到身边：“王医生，你去留苏预备班找一个同学。我接到她的一封信，她要求见见我，她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你找到她后，把她领来见我。”

回到留苏预备班后，王鹤滨按照写信人的姓名、班次，找到了毛泽东所说的女同学陈文新。王鹤滨后来得知，陈文新的父亲陈昌（字章甫）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习时的好友。他们又一起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陈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

第二天下午3点半，王鹤滨就带陈文新去了毛泽东在万寿路的临时住处新六所。由于陈文新是学农的，因此毛泽东与她交谈时，一直围绕着农业生产方面的话题。他向陈文新询问了土壤的结构、肥力，土壤的矿物质，植物营养吸收以及中国中南地区的土壤改良等问题。

临分别时，毛泽东主动招呼说：“来，合个影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陈文新非常高兴，马上站到了毛泽东的身边。王鹤滨想走开，毛泽东说：“王医生，你也来呀！”摄影师侯波为他们拍照后，毛泽东微笑着与他们握手告别，鼓励说：“祝你们学习胜利！”

1954年11月，王鹤滨前往苏联，开始了留学生活，1958年获得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在苏联学习期间，王鹤滨曾于1956年的暑假回国，去北戴河看望过毛泽东。1958年学成归来后，王鹤滨最初在担负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医疗任务的北京医院工作，做了一名主治医师。

1962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傍晚，王鹤滨偕夫人去看望毛泽东。王鹤滨回忆说：“主席见我们到后，便高兴地把我们叫到他身边坐下来，说：‘我每天游泳，瘦了几公斤。不过，你看，比你在的那个时候身体好吧！我由衷地说：‘非常好，游泳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那确实是我见到主席身体最好的时候，肚子小多了，面部反射着黑赫色的油光，加上他兴奋的神态，更显得有神采。”但王鹤滨没有想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逝世时，我当时在山西太原，在二机部辐射防护研究所工作，是通过广播知道的，很痛心。”（题图为王鹤滨接受专访）

（责任编辑：吴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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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滨，1924年4月出生于河北安新，1945年9月毕业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历任河北省安新县秘书室书记员，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医生，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科员、眼科医生，毛泽东主席保健医生、秘书一组组长，公安部九局检验室主任，中央警卫局检验室主任，北京医院主治医师、办公室副主任，苏州医学院第一副院长，核工业部安全防护卫生局局长（副部级医疗待遇）等。系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核学会荣誉理事、神剑文学艺术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