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上海小三线建设在安徽（上）

徐有威+等

编者按：上海小三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巩固国防的战略部署，在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反坦克武器和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后方工业基地。从1965年选点筹建开始，到1988年调整结束，在历时24年的时间里，上海小三线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各省市小三线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个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综合性的后方工业基地，共有在册全民所有制职工57000余人，家属16000余人，集体所有制职工1500人。7万余名上海小三线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远赴皖南和浙西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硬是建出了一方天地。为了记录下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从2011年开始，陆续采访了上海市、安徽省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安徽普通征地工等一批小三线建设者，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上海小三线在安徽的建设情况作了回忆和介绍，内容涉及当时的决策、选址、设计、厂矿基础建设、生产情况、职工生活、企业与地方关系、企业转型及80年代后的交接调整等，动态地勾画出上海小三线建设在安徽的起步、发展和调整的演变历程。本刊从本期起将陆续予以介绍。

小三线：上海对兄弟省安徽的现代化播种工作

——上海市原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陈锦华访谈录

口述： 陈锦华

采访： 徐有威

整理： 张惠舰 高江涛 李 婷

时间： 2013年3月21日

地点： 北京陈锦华办公室

陈锦华，男，1929年出生。1951—1976年期间先后任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计划组副组长。1976年至1983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1983年后历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委主任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当年上海搬到皖南的有80家企事业单位。怎么样来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我看还是应该肯定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在那个时代做的事情，拿到今天的时代、今天的环境下来找它的缺陷和毛病是不难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小三线能那样做，确实不容易，应当充分肯定它的积极意义。

现在我们不是讲中国最大的发展问题是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吗？那么怎样来消灭这些差距，缩短这个差距呢？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所做的工作，都应该肯定。

小三线要看它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战备的需要，在当时那些后进的地区让它的经济找到一定出路，让它有所发展，就业和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让先进地区、发达地区能够提供技术上、物质上的支援和人才上的支援，这是极其宝贵的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分析这个事情，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看它的作用。我的看法，小三线促进了皖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上海工业是先进的，因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就是上海，它通过三线建设把它的人才、技术、管理带到经济落后的地区，是一种社会进步。

我的老家青阳在九华山下，附近就有小三线建的厂，八五钢厂就在我们的池州。历史作用要有一个公正的说法，要有一个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说法。我们现在跟风的东西太多，好像我们祖宗都是不行的。没有过去，哪有今天？发展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还没有解决，而且有的地方更扩大了，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当时我们力量那么小的时候，还能做这些工作，现在为什么要把它否定呢？

我可以举个例子证明小三线建设的积极作用。广东有个地级市阳江，它生产的刀剪产品远销欧洲、美国、日本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占全国的80%以上，质量可以媲美世界名牌刀剪。其中阳江十八子公司和广东宏鹰集团，分别被国家科委授予“中国菜刀中心”和“中国剪刀中心”称号，年出口额超亿元的广东宏鹰集团成为全国刀剪生产企业龙头企业。

多年前，我曾经去看过这个刀具城，其中有各种刀具，大的小的各式各样，都是非常好的刀。我问他们怎么做得这么好，钢材是哪里来的。他们告诉我来自黄山钢厂。我知道，黄山钢厂的前身就是上海小三线期间的八五钢厂，而八五钢厂就是上海的上钢五厂包建的，上钢五厂是我们国家特殊钢的基地。上钢五厂到黄山去建厂，带去了技术，带去了人才，带去了管理经验。在半个世纪以后，它的钢还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的阳江刀剪的材料。为什么杭州的张小泉衰落了？原因之一是没有好的材料，没有好的钢。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当年小三线的后发优势还是很突出的。

我去参观这个厂的时候，安徽省委原书记卢荣景同我在一起。我跟卢荣景同志讲，你看这么好的材料，你们是卖原材料，它的高附加值让广东拿了，它的附加值等于你们钢材数倍。你们创造的财富，主要部分你没有拿到，被阳江拿了，它加工以后，增值了。上海搬到你们安徽去的小三线，它生产这么好的钢材，你没有用上，千里迢迢送到广东。阳江是中国的最南面，要用火车、飞机运送来，安徽开花，广东在全世界结果。

这事给我印象很深刻。我就此联想到，当年小三线建设开的花，几十年以后结果，结了这样好的果，怎么能视而不见呢？怎么能否定它呢？还有一些小三线，尽管这个厂不存在了，但是它培养的人才、培养的干部、培养的技术，可能在另外一个工厂，另外一个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不能光看它工厂没有了，它培养的人才，掌握的知识还在，他们继续去另一种环境里发挥作用。上海去了几万人，上海人回去了，但是他们培养了当地人，带动起来了。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工厂生产的产品，更重要的是传播的文化、传播的知识、培养的人才。这些对我们安徽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发展，都在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总的来看，小三线建设还是有意义的。这等于是一种播种性的工作，去掉 “左”的政策和形式以外，这件事情对后进地区，是一种现代化的播种工作，它会开花、结果。就如同我刚才讲的阳江的例子，它就是当年小三线播种的果实。

和汪道涵市长协商接收上海小三线

——安徽省原省长王郁昭访谈录

口述： 王郁昭

采访： 徐有威

整理： 徐有威 邬晓敏

时间： 2011年9月26日

地点： 王郁昭北京寓所

王郁昭，男，1926年出生，山东文登人。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3月任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副书记等职。1983年3月—198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1983年4月—1987年6月任安徽省省长。1990年5月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1997年起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会长等职。

上海小三线的这些厂就是按照毛泽东有关三线建设的指示陆续来到皖南的。这些厂大都设立在交通闭塞的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困难重重，干部职工思想也很不稳定，企业出现亏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许多厂处境困难，企业干部职工纷纷要求搬回上海，上海也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

1985年1月，上海市长汪道涵率领代表团访问安徽。汪道涵是安徽滁州嘉山（现在为明光市）人，是一位德高望重、备受尊敬的老同志。他的来访受到了安徽省的热情接待。经商谈，1985年1月27日，安徽省人民政府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签订了《上海市、安徽省关于加强经济协作问题的意向书》。

该《意向书》表示，上海方面有兴趣同安徽合作开发煤炭资源；上海市提供资金与安徽合资建设铜陵水泥厂，建成后供应上海市部分水泥熟料；上海市按照国家计委批准的上海市、安徽省、化工部“三、一、一”比例分摊原则，追加新桥硫铁矿西翼工程的投资；双方认为应在建设宾馆、改善交通条件、开发旅游产品等方面进行合作；双方认为应按照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进一步加强在纺织、轻工、机械等方面的协作；上海市在皖南的小三线企业及配套设施，由两省、市按照国务院“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原则，进行专题协商，达成协议。

第二天，安徽省政府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上海市人民政府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调整和交接的商定协议》并上报国务院。《协议》确定上海将皖南小三线的80家企事业单位的资产无偿移交给安徽。安徽接受固定资产净值5.6亿元，流动资金0.79亿元。职工愿意回上海的可以回上海，不愿回上海的可以留下，按政策留在安徽1568人。按照安徽省政府就地改造利用的原则，上海皖南小三线各厂均由军工企业就地改制为民用企业。

国务院1985年4月17日批准上海在皖南小三线80家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移交给安徽。安徽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省经委副主任陆庭植负责到每个厂去办手续。当时安徽省规定，这些厂均由当地政府接管，就地改造，由军工改为民用。上海皖南小三线企业经过整顿调整转为民用后，为安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拉开了上海小三线调整的序幕

——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工办主任李晓航访谈录

口述： 李晓航

采访： 吴祥华 徐有威 唐旻红 吴 静

整理： 吴 静 徐有威

时间： 2011年3月18日

地点： 李晓航寓所

李晓航，男，1932年出生。1957年9月起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和上海航天局工作。196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4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兼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1月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党组书记，中共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上海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党委书记等职。1991年2月任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和常委。

1981年7月，我担任上海航天局副局长，主要抓科技科研工作。1984年4月我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简称“国防科工办”）任主任兼上海市经委副主任，接余琳、席炳午和周晓华同志的班，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这两年我在国防科工办主要是做一件事，就是上海小三线调整。

我到皖南小三线调研了将近一个月，小三线企业之间距离很远，一个单位到另外一个单位，开车没半天开不到，全在山沟里跑。我去了和小三线干部职工谈话，了解情况。他们心情很迫切，觉得在那个地方搞不下去。特别是企业的领导，他们反映，一个是成本很高，第二就是市场信息闭塞，第三和当地的农民关系搞不好，所以弄得我们这些企业领导在这方面负担很重，又不能得罪当地人。我去一看，加上干部职工家属将近8万人啊。我说这么个无底洞陷进去，不是越陷越深吗？当时我的唯一的反应：这个地方不实用，条件太差了，效率很低。

我调研回来后给汪道涵同志写报告。道涵同志看了后说：咱们调整吧。我说我赞成调整，干脆把这个小三线撤掉算了。当时建设上海小三线的时候投资将近8个亿，我对道涵同志说：咱们要是撤回来啊，8个亿就打水漂了。他说：晓航同志，打水漂就打了，再过10年我们就赚回来了，我们得看得远点。道涵同志让我准备一个调整方案，并报告给市委。报告写了将近一个月，因为要把整个情况，包括历史情况、现实情况、回来后的打算、各方面的投资和损失，都要一一表述。

市里成立小三线调整办公室，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组长一开始是李肇基，大概不到半年就改为朱宗葆。朱宗葆是上海市委常委兼常务副市长。我是小三线调整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把这些事情从各个方面研究得比较细，各单位要干什么，怎么干，将来回来哪个企业往哪里安排，哪个企业可以独立继续搞下去，调整办公室做到这么细。所以前前后后为了搞调整方案，朱副市长和我以及办公室的同志去了小三线三四次，才把这个方案基本上定了。

当时我们定了一条：企业自己筹钱，组织利用现在的设备搞好生产，我们一分钱不收。谁筹钱筹得多，谁早回上海。我说没有钱，回上海后，没有地方住，工资也发不出来，能做什么呀？起码要保证工资发得出来吧。那些群众，真是感动人啊，他们抓紧工作，为了自己的企业能早点回上海，那时不用动员的。

在上海我们这边规划建住宅100万平方米。我们领导小组里面有计委副主任杨志华和市财政局副局长鲍友德。我对鲍友德说，这次你这担子很重啊，我是一分钱都没有，你看着办，咱们要调得快，你就要多拿钱；你要是少拿钱、晚拿钱，咱们就调得慢，我们对小三线的干部职工就不好交代。鲍友德说，你不要将我的军了，我保证尽可能多地支援你。我说，你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一下子就建了100万平方米的住房。

回沪人员安置的确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原则是，原来是轻工业局的就由轻工业局包办，原来是机电一局的就由机电一局包办，反正都是回到各个局里，由各个局自己安排。有几个比较好的企业表示说：我们不愿意分散。我说好，保证你们厂房征地，房子你们自己盖，所以有十几个企业在闵行、宝山等地造了些厂房。而大部分企业搬回来后，绝大部分由各个局安置。我们小三线的同志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这些干部工人的素质都比较高，所以一回来还没到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就已经给他聘了，担任副厂长、副书记，真正担任正职的比较少。这些方案就开始行动了，方针也定了，接着就剩和安徽谈判了。

在与安徽的谈判中，围绕上海小三线的设备，我的意思是，你挑一点与你们使用水平相适应的，只要适用你们的就行。但是安徽不同意，他们说东西都要给他们留下。

后来我向道涵同志汇报说，我是谈不下去了。我说我已经表态了，他们需要的我都给留下，你不需要的或者你现在不会使用的，我派人留下来教你。就这样，比如我们八五钢厂留下来500多人，就为了教他们怎么使用。每个厂都有人留下帮助他们。我们干部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干部先带头，继续留下来帮教。这件事情最后惊动了安徽省长王郁昭，他建议说：咱们两省的领导来谈。他们知道道涵同志是安徽人。就这样大家在合肥召开会议，道涵同志谈了第一次后就到我宿舍来了。他说：晓航，他们说都要留下来，你看怎样？我说：我给他们说你们需要的留，不能全留，全留下来干吗呢？道涵同志说：晓航，全留就全留下来吧。他说安徽给当时已经去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曾任安徽省省委书记）报告，万里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上海照顾安徽。他们要全留就留给他好了。我说既然这样，我没意见，就全留下来吧。所以后来就都给他们了。客观地讲，小三线确实帮安徽建设了水路电等基础设施，给皖南的工业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培养了一批工业骨干和人才。

小三线的职工和家属回来后，绝大部分一开始都在亲戚家落脚，100万平方米房子还在造。半年以后，房子造好了，职工住进新房。小三线同志非常高兴，盖的房子都是两室一厅，采光也好。我们在宝山、闵行建的房子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大家比较满意。后来，我几次去看他们，问他们过得怎么样，还有什么困难要我帮助的。大家都说：挺好挺好。我去了哪家，哪家都说挺好。我说真要挺好，我就放心了，我也好交差了，你们要讲真话。职工们说：真的好。小三线就这样回来了，前后时间很快。小三线回上海后，恢复生产很快，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很高。（待续）

（以上资料取材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徐有威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